摹形，修辞的一种手段，一般把它与摹声、摹色一起归为摹拟的范畴，其实在运用时摹形中常常包含着摹声、摹色。这里之所以以摹形来作为名目，是因为摹声、摹色很少单用，而且其通常也是为了摹形这样的目的。

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中，摹形实际是最常用的手法，归属于描写这样的大范畴，本文所说明的摹形修辞主要是针对在政论文章与讲演中而言的。在此类文章与讲演中，摹形最大的效用就是可以使平淡的文字变得生动，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正因为有这样的效用，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文章与讲演中经常运用这一手法。

摹形就是打破政论文的论证格调，对某一现象、某一观点、某一设想进行文学色彩很浓的描绘，让事实与观点变得十分具象可感，从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达到阐述、宣传与鼓动的目的。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说明小资产阶级中心想发财一类与败落阶层状况时，便采用具体的描写，这两部分的人生活现状与心理被绘声绘色地展示出来。

例：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证，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再如，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批评了林彪等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情绪后，描述了中国时局的发展与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时，也运用的摹形手法，其令人振奋、令人热血沸腾，确实是其他手法所难以达到的。

例：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此类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如《论持久战》中展望日寇陷入人民战争汪洋的情景时，毛泽东写道：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论持久战》）

《新民主主义论》中展望资本主义的没落与共产主义的兴起时，毛泽东写道：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新民主主义论》）

《整顿党的作风》中批评那些不愿意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现象时，毛泽东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整顿党的作风》）

摹形要求的是一种文学的手法，但是因为是在政论文章与讲演中运用，又必须适度，否则反而会让人觉得书生气太浓。对照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想我们的政论文章与讲演都应该好好改一改那种八股面孔，不要总是板着脸皮，嘴里说的似乎是春风和煦之语，让人感觉到的却是冰冻三尺，那样怎么能收到很好宣传与鼓动的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