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建湖文史网》编发了王学言同志的专访《一份迟到的援藏报告》，建湖籍国家援藏干部何绍三献身雪域的事迹令人感动。而与何绍三风雨同舟的妻子季国秀，只身一人，万里赴藏，全力支持丈夫，把一生献给西藏的建设与发展，同样让人动容，也让我们建湖人为这位水乡儿女骄傲与自豪。何绍三同志生前撰有《回忆爱妻季国秀》,回忆中详细记叙了季国秀对爱情的忠贞，对事业的执着，对西藏的深爱，对党和人民的大爱。谈这篇回忆录总感到语犹未竟，但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何绍三夫妇情深，不难体会到季国秀大爱无垠。本网特将此回忆录编发，以此纪念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建湖奇女子。在此，特别感谢提供文稿的何雁同志。

写在前面

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农历四月一日），爱妻季国秀因患胆管癌经治无效，于夜三点十分撒手人间，享年57岁。

从那时起，我沉浸于对爱人的思念和往昔的回忆之中，离愁剪不断，理还乱，茫然若失，不知所从。故而，不张哀事，不提出要求，一切从简。然而，西藏日喀则地委、人大、行署和地委组织部、地区人事局、交通局等都发来了唁电，对她的逝世深表哀悼。在她治疗期间，地委通知在上海休假的地委副书记徐麟同志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王磐石代表组织赴医探望。同时地区交通局多次打电话询问病情并通知要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挽救。这一张张电报一次次电话如何惦量它的份量呢？这充分证明了组织、领导对她在西藏的三十五年的奋斗业绩的肯定，也是对她的人格的赞誉，或者对死者来说是悼念，慰籍她在天之灵；对生者是安慰，抚慰伤痛的心。

季国秀虽是一名普通的财会干部，没有什么英雄模范事迹，新闻媒体也未宣传过她。但是就是这个普通的人从六十年代起离开校门、走出家门，只身闯荡西藏，并在雪域高原不慕荣利，不计得失、不图虚名、不改初衷，默默无闻地工作、学习、生活了三十五个春秋。直到最后病危时，才将工作移交，留下的只是一串串钥匙。她离开了西藏，真的离开了！从此一去不归了！

她在重病期间仍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还用电话通知计财科为她提前交完九七年全年的党费，给局机关党支部留下一名党员珍贵的爱党精神。毛主席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有益于人民的人。”季国秀三十五年的奋斗史就体现了这种精神，这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就是我要回忆并写下这段经历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她的一大部分时光留给了雪域高原，在那里的足迹不无辛劳，作为一个普通的财务工作者，工作得并非轰轰烈烈却是勤勤恳恳，对待工作的态度严谨、认真，在一个民族地区，培养和帮助从事财会工作的藏族同志，善待一切可以善待的人。除了做好工作，在家庭中她是一个妻子和五个孩子的母亲，肩上的重担她默默地背负，其中甘苦不足为外人道也。

她曾向我嘱咐，要帮她写好她初进藏时如何战胜艰难险阻的经历，以及在西藏三十五年工作、生活的人生历程。我也想把她对人生荣辱得失置之泰然、对家庭、对事业襟怀坦白、默默奉献的态度和精神写下来，把她留下的精神财富传于后人。俗话说：“大厦千间，夜眠七尺。”物质享受是有限的，而精神享受却是无限的。

在记述回忆期间，蒙胞妹儒珍，胞兄绍进、侄儿江、侄女雁、兄嫂玉珍和共事多年郭德忠以及家乡一些父老乡亲热情提供素材，或者是寄来回忆片断，或者是一些口头交谈，这为我写这篇回忆录大有用处。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有关对她的记述方面，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当请你们继续帮助拾遗补缺，进而臻于完善。

何绍三

一九九九年初春

回 忆 爱 妻 季 国 秀

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是吾妻季国秀逝世二周年的日子。二年前的这一天，在她的葬礼上，首先看到摆放在桌案上国秀遗照。照片上的她依然那么端庄、那么善良、那么素雅，灵堂展现日喀则地区机关和曾经的同事赠送的花圈以及日喀则地区领导机关和部门发来的唁电。国秀的葬礼是这样的简朴而隆重，除花圈外没有奢华和铺张，没有挽歌，没有更多的民间传统的葬礼习俗。但是，留下的回忆却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眼中和梦中，她活在我无穷无尽的思念中。忆往昔，思亲人，凄婉动人的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却。

那是一九五九年秋末，我首次由藏回内地探亲，当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三分天祸七分人祸造成的苦难时期，农村是一片凄凉愁苦的景象。回家不久，胞妹何儒珍真心实意提出为我介绍对象，对方是同乡人，是她的同学，也同是军属。我们又是志同道合，都出身在贫寒家庭，都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不过，我们农家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穷不失志，不见利忘义，不见异思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为我们在迎接新的生活的挑战，自强、自立、自重，奠定了思想基础。她是同乡人（建北乡），住在仅隔三、四里之遥的杨楼村，是现镇北村的季爱然次女季国秀。经儒珍一活动，双方对这门亲事很快就认可了。对于访亲的程序是这样的：那一天，我记不清楚，大概中午儒珍陪着我到了她家，仿佛看见她全家人住在阴暗而古老的车蓬里，四周是用土脚垒成的围墙，群众称之为“八角亭”。她的母亲虽然双目失明，不过她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气氛热烈。在屋心小桌上的碗里盛着煮的螺丝，衣服虽旧，但整洁的季国秀同她哥哥在桌上吃饭。我想那时吃食堂，每人每天只有五两六钱粮，谈不上什么副食品，便在河泥上拾些螺丝改善伙食，解解馋而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也许季国秀的童年是苦涩和晦暗的，她唯一的慰籍是书本，这点与我相同，正是这童年的读书生涯沟通了我俩的心灵。

当年的婚礼是简朴的，富有改革色彩，什么陈规陋习，传统的风俗习惯皆被文明的婚礼所取代。据胞妹儒珍回忆说：“从提亲到访亲，直到举行婚礼的过程中，俨然是无产阶级的情调，但是你俩心心相印，形影相连。”婚礼上招待客人的是粗茶淡饭，家内三间破旧“驴头屋”人多不够住，洞房临时安排在街上大哥的宿舍里，洞房花烛就是这样凑合的。结婚后不久，我就返回了部队，而她继续在老家上学，我们也开始了分居两地的生活。转眼三十七年了，我俩在西藏艰苦生活中，相互慰藉、互相搀扶，彼此之间充满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情感。相识的同志、朋友和亲人，对我们三十七年如一日的感情，无不赞叹不已。一九九八年国秀逝世一周年，胞兄何绍进写了两首七言诗以示悼念：“去年此刻泪倾盆，柳绿春回不见人；苦尽甜来甜未了，怎使心里得平衡。”“忆昔当年赴藏时，单身闯入高寒地；问君是否寻常事，心系天涯共知己。”这首诗是对她当年一个人进藏情景的回忆，也是她当年义无返顾，千万里奔赴高原的真实内心世界的写照。

一九六二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部分厂矿、学校下马。当时在江苏盐城地区食品工业学校上学的她，尚未毕业就因学校下马而失学（1989年才补办了毕业证书）。这时她毅然决定独自一人赴西藏，而西藏当时交通非常不便，途中住宿也无保障。长路迢迢、语言不通、气候恶劣，对从未远离过家乡的她是困难重重，而她却以坚强的毅力和惊人的胆量，战胜了困难，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程，终于到达了西藏化工厂（西藏班戈县境内）。对此，她常常心有余悸，她叙述初进藏时难以忘记的情景，并要我为她记下这段经历。

她由老家坐火车到达西宁时，举目无亲，孤独迷惘，最后好不容易住到回民饭店，吃的是牛羊肉和大饼，第一次吃到羊肉泡馒，很不习惯，难以下咽。特别是她见到身穿藏袍和腰佩藏刀的彪形大汉，心里充满了畏惧，难以言表。再就是从西宁出发坐上敞蓬大车，在荒无人烟的大漠高原和风沙弥漫的恶劣气候中行驶，第一次体会到人生征途的苦辣辛酸滋味。到达格尔木时，要找到栖身有饭吃的旅馆谈何容易，虽说这里设有办事处接待来往人员，但是她没有进藏证件（身边只带有近湖公社探亲证明），故办事处不予接待。此时西藏也在精减下放，准出不准进，她处于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的境地，一旦西藏办事处不予接待，就乘不上车进藏（进藏乘车均由办事处安排）。当时她心情紧张极了，何去何从，忐忑不安，万一过不了这一关，进藏的希望要落空，于是她一次次恳求工作人员，均遭到无情的拒绝。俗话说：“绝处逢生，难中得救。”最后还是同路进藏的那曲地区一位休假女职工提醒她找办事处领导，就是找上海籍的一位主任。想不到这位主任善解人意，想人之所想，便给她写了张纸条，问题就解决了，同时还帮她找了一辆解放牌大车坐驾驶室进藏。经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特别是沱沱河兵站，这里海拔4700多米，当时气温在零下20度。关于这里的艰苦，有许多记载，比如：过五道梁，不见爹和娘等等。虽通俗，却逼真。医生说高原病时刻窥视着人们的生命。车行数日，终于盼到这天，到达化工厂，可是司机却在途中东桥运输站不走了，又一阵忧愁的阴影笼罩着她，使她局促不安，无奈之下听从司机带到运输站一个干部家准备吃饭。这个干部叫岳法彩，原是化工厂调来的，是司机的老乡。岳当时问她到化工厂找谁？她如实说找何绍三时，岳随即热情地自我介绍说：“我是绍三的老战友，又是同事。”便做了好饭菜招待她和司机，并把她安排和他爱人住在一起，第二天，司机把她安全送到目的地。

进化工厂工作的目的能否实现？心情是沉重的，她已经意识到，化工厂也是下马单位，一九六二年要由七千余人组成的以开采硼砂为主的大工厂，下马后变成只保留不足七百人以加工精硼砂为主的新厂。此情况她已从老岳口中得知，因此忧心忡忡，深感失望。不久，她刚适应高原气候就急于试探有无进厂的可能，当然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不要说招工，就连有工作的职工都担心被精简。时隔不久，厂部人事部门不知是出于同情她的失学苦闷，还是被她越过千山万水，克服艰难险阻只身闯进雪山高原的精神所感动，便将她临时安排在离厂五十余公里外的采矿队，当工人。那里是无人区，高寒缺氧，海拔4800米以上，住的是帐篷，作业在野外，每天中午刮起七、八级大风，卷起硝尘遮天蔽日，对着面不见人。时下冬季，气温零下20多度，再加上高原缺氧，呼吸困难。老实讲，在这样的环境干这样的活，恐怕大男子汉也够呛。这里常年还吃不上蔬菜，饭也煮不熟，我耽心她坚持不了，决心有所动摇。其实我的顾虑是多余的，她不在乎困难，接到通知就打好背包，很快住进采矿队，上班去了。

事非所料，她工作干得比别人出色，得到采矿队领导赞赏。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适应下来，难怪厂劳动人事部门把她和内地一些毕业而留恋城市，贪图享受，不愿到边远和艰苦地区工作的学生相比，评价说：季国秀人很本分，又不怕吃苦。记得一次，她和几个家属步行回厂部过星期天，谁知想抄着近路走，未按公路行而迷了道，在荒郊野地里摸黑走了七、八个小时，怎么走也走不出误区，又惊又累，如不是汽车去接她们，后果不堪设想。尤其使我不愿看到的是：她在第一次妊娠时，反应是那么的严重，吃不进饭，即使是吃进也要吐出来，但她不听劝告，仍坚持上班，后来孩子早产夭折，所以说：她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苦涩无奈。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新厂下马，我和厂里四名干部由自治区组织部分配到中尼公路修路指挥部工作。国秀随我一起去了，因为她是长期临时工，没有正式调动手续，后被安排至修指军人服务社任售货员工作。当时商品供应紧缺，服务对象是部队官兵和地方工作人员，要做好供应工作难度较大。不过，她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博得大家的好评。修指破例为她报至自治区劳动局录用为正式职工（65年以工代干，68年转为正式干部）。翌年，她因生孩子以及流产，身体恢复不好而患了严重的贫血，部队特地送她到陆军八医院将病治愈。一九六五年五月，部队将修好的中尼公路移交地方，她也随着调进聂拉木养护段任出纳工作。聂拉木县是边境地区，与尼泊尔王国接壤，县所在地海拔虽不足四千公尺，但是冷热气流经常在这里交汇，冬季雪大，夏季雨多。几乎年年会发生大雪覆盖公路，山上雪崩下来，堆积在公路上高达十几米。夏季山洪冲刷路基，严重地把路基冲毁，交通经常受阻。因为它是一条国际公路，为了确保通车，养护干部也和工人一起参加除雪和抢修水毁路段，国秀她是奋勇参加，从不落后。值将记上一笔的是：在文革期间，边境县虽规定不搞四大，但派性暗流仍在活动，多数人参加派性斗争去了，而她出纳工作的性质特殊，她能把握自己，始终坚守岗位。每月都要到公路沿线道班和施工现场，把工资发到道班工人和民工手中。而工人和民工都是藏族，他们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和我们完全不同，不但要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而且因工作需要，还要吃住在道班和工地上。没有汽车时，坐马车、手扶拖拉机或步行下道班到工地。有一年冬季，雪灾严重，约有百十公里路段被大雪覆盖，段部干部和职工都背上被包步行四十多公里帮助道班除雪，她那时也参加了。一九六八和一九七零年在聂拉木县生下何玮和何兵，她既要带孩子又不影响工作，真难为她了，在处理工作和家庭的矛盾问题，她煞费苦心，忍受劳累，无怨无悔。

一九七二年二月，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日喀则地区交通局工作，同年五月她也调到地区交通局。原准备到邮电局（当时交邮合同）搞财会工作，但考虑到她身边的何兵才一岁多，上下班不方便，决定分配她到局仓库搞材料会计。四月份我又被临时抽调到定陈公路修路指挥部工作，她一人带着何兵把家搬到日喀则，等我七月回到日喀则时，她早已把家安排好已经上班了。时过境迁，人事沧桑，我发觉她爽直、善良的性情没有改变，不过坚强的性格多了些沉稳、老练。有人认为：女人的肩上，压着三副重担：一副是对单位的责任；一副是对家庭的责任；再一副是对社会的责任。为了社会、为了家庭，因此必须结婚，必须做母亲。而为了单位，又必须做好本职工作。而当这三种责任发生矛盾的时候，最为难、最受累、最痛苦、最委屈的又往往是女人。这看法没有错，从国秀的经历中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她在三副担子面前，未曾退缩，而且迎着困难挑重担，这并没有把她压垮，相反地她挑得出众，成绩可观，光彩照人。内地大侄儿何江看了我记述国秀的回忆材料，深有体会地说：“艰难险阻为什么压不垮她呢？这因为三奶奶心中有目标、有志向，眼前的、暂时的困难往往变得不那么可怕，甚至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也能体会到一分超越的喜悦和自豪。”他还认为：“我从三爹爹、三奶奶每次回内地休假时，三奶奶总是面带微笑，也常听到爽朗的笑声，有时哈哈大笑，她的笑声能传很远，这不是扬眉吐气、壮志凌云的风采又是什么呢？什么忧郁寡欢，心胸狭窄的感觉似乎与她无缘。所以只有能够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人，才是真正坚强的人，才是活得有意义的人。”

要讲她工作的贡献是什么？莫过于为西藏培养了不少藏族财会干部。地区交通系统是日喀则地区最大的单位，下属二十多个单位，三千余名职工，担负着地区十八个县市和一个口岸的公路养护和车辆运输两大重要任务。西藏不同于内地，长期以来，西藏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技术业务干部素质不高。基层单位的财会干部基本上都是藏族，他们未经专业学校培训，而且文化又低，很难适应工作需要。作为老会计师、总账会计的她，不但要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还要经常帮助指导基层会计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她还下基层检查工作，有时加班加点至深夜，星期假日也难得休息，年终帮助基层单位审核予决算、审查账目，都是年终惯例。凡是账目不平的，反复核查，找出差错之处。有些财会人员工作中遇到困难，都要请她帮助，即使不请，只是说一声，她再忙也要想法，挤出时间帮助解决。再难查的账，凡经她查找，能在很短时间内，神奇般的把出错地方找出来。得到她直接培养和指导的财会干部不下于十余人。我们在藏的老乡郭德忠回内地休假时，对国秀的出色财务工作曾这样的评价：“敬业爱岗四个字对老季是当之无愧的，也是她的特点。”文革时闹派性，打派仗，充斥着批业务挂帅，白专道路等等口号，国秀是无党派人士，她不理这一套，带着挎包内的算盘和账册，下基层到工地，就是这样地顶风对着干。我还认为她以身作则，公而忘私，任劳任怨的思想作风和可贵的品德，表现在她平时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家庭的尽心竭力，对同志的真诚和无私。她在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注意民族团结方面，也颇受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与她共事多年的藏族干部亲切地称她为“格拉”（老师），在大家的心目中，她是汉族的好干部，好党员。一九七六年她被抽到支农工作组下乡蹲点，所在地是日喀则地区条件最差的一个区，该区水资源奇缺，故名“曲美区”（没水）。一个村庄人畜共饮一个死水塘的水，水质很差，群众生活也很艰苦。国秀和同事们一道，与群众同甘苦，一起参加劳动，一干就是半年。就在该区工作期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我们进藏工作，并一直在我们身边生活的大侄女何雁平常注意观察，认为三奶奶有当领导干部的素质，但她一直深藏不露。她在交通局计财科工作几十年，在业务方面挑大梁唱主角，经她培养和带出的财会人员中，有的转干，有的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任职，或者成为单位负责人，而她干着老本行—局总账会计兼任一个基础单位会计，她一直是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她曾多次被评为交通系统优秀党员，先进工作者；交通局几次在地区财政系统被评为先进单位，她也被评为优秀财会干部；一九八四年我们家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每当国秀走上领奖台时，有不少同志不无惋惜地说：“老季要不是孩子多，家务重，她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国秀在闲谈中，有时也发出巾帼让了须眉的叹息。每念及此，我深感歉意。

利害得失总是相连的，有所失就必有所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家是全国“五好家庭”，在日喀则地区颇有名气，我也事业有成。孩子们也不甘落后，五个孩子的学习成绩在学校有的是名列前茅，有的是三好学生和优秀团员。次女何宏有一次参加全校学科竞赛夺取四个第一，惊动了整个学校。孩子们都顺利考上大学、中专，毕业后都陆续参加了工作，在事业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就我能在西藏坚持四十多年工作，并且担任了地区领导职务，均是与有一个温馨的、祥和的、幸福的家庭分不开的。一句话，是国秀甘愿作家内的“老黄牛”。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名称职的好干部、好党员、好母亲、好妻子。西藏不同于内地，基本上由各家庭自己做饭，计划经济时期，消费受到票证制约。蔬菜等副食品市场没有供应，靠单位集体或个人种菜和饲养鸡、鸭、兔，这就要投入大量业余时间。同时我们家还不同于别人，人口多，如家庭成员中，除了我和国秀外，还有王寿祥、何雁、何云、何宏、何玮、何兵、何敏以及藏族女孩次仁琼达等。提起次仁琼达，七岁在聂拉木县就跟随我们，帮助带何玮和何兵，直至她读完小学才离开我们。后来她中专毕业分配在自治区外贸公司工作，她不但懂藏汉语，还懂尼泊尔语，我们把她作为自己的子女对待，她和我们的感情较深，她的成长有国秀的一份功劳。我们这个大家庭，国秀不但要管大家穿、吃，还要教育辅导孩子学习。她忙完了单位的一天工作，还要操劳一大家的吃、穿等家庭事务，晚上陪着孩子们学习。尤其是何敏的学习，更是费了她的一片苦心。何宏因不适应西藏的气候，国秀特地把她送到内地南京和上海联系学校就读，何宏在上海姨娘家那里读完高中。何云、何敏两个中专毕业，何玮、何兵大学毕业（学士），何宏取得博士学位，何云还担任了自治区邮电局财务处副处长。孩子的成长都耗尽了她的心血和汗水。

大侄女何雁对她常挂在嘴边的“是病怕三碗”的口头禅颇感兴趣，说白了就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何雁认为由于她的家务负担过重，操劳过度，当然感到身上这里疼，那里不舒服，如果坚持吃饭，三顿吃得饱饱的，也许一般小毛病就挡过去了，这就是她从实践中悟出的道理。何雁又以亲身体会证实了她的“是病怕三碗”的观点，她说她刚进藏时，气候不适应，想家难过，有次病倒了，三奶奶心疼地对她说，“有病不要怕，听我的，是病怕三碗，任性吃个饱”。那是冬天看不到绿色蔬菜，如果能有一小把青菜，那才是美味佳肴，不知三奶奶从哪里弄来了一把小青菜，做了一碗面条让她吃下去，当时她激动得哭了。这样，身上似乎很轻松，从此病也就好了。

国秀性格爽朗，乐于助人，加上我也热情好客，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虽然清贫但不单调，每逢星期假日显得特别热闹，老乡、朋友聚在一起谈生活、聊工作。这时的国秀，忙里又忙外，做好饭菜招待客人。她说：大家都从内地来西藏，参加边疆的建设，远在他乡、举目无亲，需要我们关心帮助。曾在西藏工作过的也是我们家的常客左扬青，九七年冬他得知国秀去世，专程到我家乡并由我长兄绍进陪他到国秀墓前，流着泪跪叩祈祷、虔诚至致。

同时，她对需要帮助的老乡、朋友的子女也是满腔热情，好象一团火，温暖了那些孩子的心。有个姓汤的江苏老乡，因他的孩子有轻微的弱智，在拉萨找工作有困难，于是请我在日喀则给他联系安排了合适的工作。这样安排孩子生活的事务就落到了国秀的身上，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将一切安排得细致又周到，孩子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半年多。高山雪原充满了亲情、乡情的温馨，同样回到内地家乡也有浓浓的亲情、友情、乡情。三年一次回内地休假时，我们就暂住在胞兄大爹爹家，大奶奶唐玉珍曾风趣地说：“你们回家休假，左邻右舍真高兴，何桥口有了个临时小银行。”不错，我们多少为家乡父老兄弟做些小事，如：谁家买化肥农药呀，或者配置什么农机配件时，还有婚丧喜事急需钱用，只要不影响休假期间的生活费用，且又周转得开，我们尽力帮助解决燃眉之急。还有哪家婚娶缺被和被单、衣服等，一时没钱筹办，只要登门一说，没有不成的。大奶奶还回忆我们第二次休假时说：“国秀三奶奶有孝心，特地从西藏把亲手编织的咖啡色绒线衣带回给老太太，老太太当时是全大队第一个穿毛线衣的老人。记得那天试穿时，老太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眼圈都湿润了。再提到老太太的生活费时，每次都是提前寄到，钱数总是越寄越多。还有我家由于人口多，孩子上学读书，工资不高，几次修理破旧房屋，最后旧房翻建，次次都是三奶奶伸出援助之手，及时把钱寄回来。据说，最后连大侄女何云才开始工作，拿的工资也寄来帮助我们建新房。”

不论亲情、友情、乡情，对此，她有很严的要求，如对社会一些丑恶现象，她憎爱分明，敢于批评揭露，不予妥协。何雁回忆一段三奶奶讲的话，很能说明问题，这就是：“老何呀！你官做大了，注意不能忘本，尤其帮人办事要有分寸，坚持原则，即使网开一面，刀下留人，也要注意影响。对那些官瘾大，手又长的人不仅不要理睬，还要批评教育，即使是老乡和亲人也不能马虎……。”何雁还说了另一件事，不知是哪位老乡，一天送上一大包家乡土特产，下班后叔叔把它带回家，一下被她发现，当时要叔叔退还给人家，并说：“无缘无故送礼，你知道是公款还是私款买的？”叔叔犹豫一下说：“何必大惊小怪，我不相信四五十元的东西就丧失原则？何况还准备请他吃饭哩？”结果还是未拗过她，只得把东西退还给人家。有时是将礼物以高于市场价计算退现金，还要倒贴。她对自己要求更严，从不假公济私，或公私不分占国家集体的便宜。最后一次回内地休假带治病，在上海进行胆囊炎手术，其费用总计不超过3000元，医生动员要开些补药，她坚决不同意，如果要吃补药，就不需要开处方，自己掏腰包。她在病危期间，何雁去上海接她回老家时，她对何雁说：“你三奶奶的病可不轻呀！公家花了大钱给我治病，接到电报就汇款，从不误时，可我不能不为公家着想，血浆蛋白尽量少用，昂贵的药能省就省，能替用就替用，单位还有人要治病，我不能自顾自……”何雁说：“当时，我一阵揪心难过，我哭了，她用手帕为我揩了眼泪，同时坐在我身旁的叔父心情也非常沉重。我想，这次那是用车接她回家继续治病的，而是回家准备后事的。因是不治之症，胆囊癌已到了晚期，无法挽救，经上海医院判断只能活上一个月时。不过她仍那样坚强，面不露痛苦神色，继续与癌魔抗争。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她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嘱咐能节省则节省，为单位省点，不要增加单位经济负担。真是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何雁又讲述了国秀最后一次要回西藏的回忆，一九九四秋季在上海医院进行第一次胆结石切除手术后，本应不去西藏，因为她一九九五就到退休年龄，可以在内地等待退休，何况又是治病期间。为什么又去西藏呢？她对我说：“唉！老何一个人留在西藏不行，生活自理能力差，小五子又不会照顾他，如果到了寒冬腊月咳咳喘喘，夜里经常憋气，我能放心吗？还是跟老头子返回西藏吧。”她又说了一句风趣话：“跟着杀猪的就要翻肠子。”于是决然地去了西藏，在西藏还继续帮助新手工作。

当时，她的身体问题并未引起她和家人重视，看起来，她还很正常，其实胆囊已发生癌变。她在九六年下半年，就感到身体时有不适，经常感到肝区部位有疼痛感。但是，她以为是小毛病，一直坚持着，想等我退休后一起返回内地，再好好检查身体。最主要的是，她知道我离不开她，各方面都需要她安排照顾。这样到一九九七年初，她胆管癌已到晚期，几经辗转，后到上海手术时，为时已晚，无抢救余地。这时她仍镇静，自然，并未流露惊慌畏惧心态，直到剧痛难忍时，才透露一个事实。她说，在上海医院手术，当时并未完全昏迷（半身麻醉），医生说话她都听到了，医生说癌细胞已经扩散。她一直都没有向我说明她病情的真相，而我又不能告诉她病情的真实情况，我们就是这样相互鼓励、相互安慰，共同走过了对于她来说是最后的日子。她一直都很坚强，很少见到她脸上痛苦悲伤的表情，她依然是镇定的、平静的，在死神面前她也是强者。我知道，她是不想让我和孩子们太伤心、太难过，而我也不能在她面前流露心里的悲伤和痛苦，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独自流泪。那时，我只恨自己回天无力，不能把她从死神面前拉回来。

回忆起来，她大半生的时光是在西藏这样特殊环境中度过的。在此期间，她肩负工作，家庭、社会三副重担，确是满负荷运转着，致使身体难以承受，使有些疾病相继缠身，如胆结石、肾盂肾炎久治不愈，而经手术治疗的胆结石发生病变。她为了我和家庭需要，仍继续留在西藏，直到病重离开。

她常对我说退休后去北京、杭州、峨眉山等地旅游，买几件象样的衣服。我也曾对她说你给我做了一辈子的饭，退休后我也学学做菜，做几样好吃的菜给你品尝品尝。这些简朴的愿望未实现，她就离开了人间，不仅是她的遗憾，也是我的最大遗憾。她在垂危之际还向我交待了三件事，使我难以忘怀，思绪万千。她说我最不放心的是你，我不在你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你；家乡的房子你要买下来，它有我一份心血，我死后为你看好房了；我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和你同甘共苦三十多年，为你生了五个孩子，在我们共同生活中尤其是进藏的一段经历还是值得回忆的，能不能将这些写出来留于后人。我想不要说是三件事，就是三十件、三百件，只要我能办到一定照办。我立即回答：“我一定照办。”接着我对她说：“老季，我对不起你，我未能把你的病治好。”她说：“这不能怪你。”不知不觉我潜然泪下，再也无法说下去了。多年来，她关注着我的曲折沉浮，我深知这个世间唯一关心我，袒护我的就是我的爱妻——季国秀！

去世前一天，她对着我和何兵说：“你们要答应我在我断气之前，一是老何不能离开我；二是茶叶水一定要让我喝足；三是把我身上疏胆插管拔掉。”我们一一照办了。为什么她要提出这三个要求？回想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是她自从结婚以来可以说我们是相依为命，谁也离不开谁，她对别人说：“有时候我感到身体不适，只要有老何在我身边，心里就踏实了，病痛就好了。”二是西藏干燥缺氧，养成她爱喝茶叶水的习惯。可是在她治病期间就与茶叶水绝缘了，尤其是最后四十天，不能进饮食，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在咽气前昏迷之中她两次大声叫喊，我问她喊什么？她第一次回答：“肉团子好吃”；第二次回答“大饼好吃。”可想她是多么想吃东西，这四十天的饥饿谁能经受得了哇。三是为了将胆液排出体外，医生在手术时安了一个体外输胆插管和胆液袋，插在皮肉处的管子固定在身体上，睡下时要将身外管子固定在床上，站立起来时要提在手上。这对病人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真是苦不堪言。想到这些，我也是心有余悸。可怕可恨的癌，这个恶魔是它夺走了我爱妻的宝贵生命，使我痛苦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