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渴望和平，企盼中国成为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耍弄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撕毁“双十协定”，调兵遣将，部署内战。在气焰嚣张的强敌面前，革命队伍中有些人叛变投敌，有的开小差逃跑。王俊抓紧对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的思想教育，要求他们坚定必胜信念，保持革命气节，带领群众度过难关，夺取解放全国的最后胜利。

 

在楼夏镇、肖家岸一带，不少人家有亲属在国民党部队，有的当伪乡长伪保长，一些坏人蠢蠢欲动。一些中间派看当时形势对共产党不利，摇摆不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反对蒋介石反动派，王俊发动乡村干部和群众，利用写标语、演节日、演讲会等多种形式，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投靠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宣传共产党的纲领政策，明确提出一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王俊还指示农民协会，组织了千名群众“杀鸡盟誓”大会。他在会上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必将失败、共产党爱人民为人民必将胜利的道理，要求群众拥护支持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不信谣、不通敌、不为国民党和蒋匪军做事。接着一位农民代表讲话：“……大家一条心，打垮国民党。哪个不听话，就像鸡一样！”说着，手举公鸡，用剪刀将鸡头剪断，鲜血喷洒。在场所有群众跪地磕头，对天发誓：“大家一条心，打垮国民党！”“哪个不听话，就像鸡一样！”……誓言声一浪高过一浪。

 

楼夏镇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头秦百章，亲戚是国民党的伪乡长，还有亲戚在国民党军队。他以此骄横跋扈、欺压百姓，还有贪污行为，民愤极大，群众要求枪毙他。王俊认为这样年龄的人对社会危害不会很大，应该争取团结。他派人说服群众，并向秦百章讲清民主政府对他的宽大政策。秦百章感恩戴德，表示立功赎罪。根据民主政府要求，他动员在国民党军队的亲戚投奔到共产党这边来，这对瓦解敌军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的劳苦大众，千方百计支持民主政府和人民武装。在裴家庄，一位姓裴的农民在家里挖了地道，在房子后面挖了个洞，紧挨着河。对王俊说：“王指导员，如果敌人来查，你从地道溜出去下水。”王俊一看，挖得非常好，很隐蔽。当时敌强我弱，关键是靠人民。没有群众支持，共产党不可能取得胜利。

 

1946年夏，王俊参加了中共华中分局在淮安一个孔庙召开的区以上领导干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五四土地改革指示”，聆听了中共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邓子恢、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部司令员刘瑞龙等领导的讲话。会后，时任芦沟区区委员、区宣传科长兼东南区联防大队大队长、政委的王俊，参加领导了楼夏镇、芦沟区等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贯彻由减租减息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政策。他风雨无阻地奔走在各个乡村，宣讲党的民主政策，农民的民主权利。发动群众申冤诉苦，和恶霸地主面对面的斗争。

 

徐家舍一位姓倪的姑娘，十二三岁时就给一个地主家当使唤丫头，受尽欺凌剝削，30多岁了，还没有名子，人们一直叫她倪丫头。土改运动把她彻底解放出来，带头揭发地主罪行，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过去在地主家10多年唯命是从、不敢多说一句话的倪小丫头，现在变成敢说敢为、非常活跃的妇女骨干。王俊找她谈话鼓励，并给她起了个名子，叫倪翻身。倪翻身非常高兴，更加努力做好民主政府交待的工作，被群众推选为村妇女主任。

 

土改运动使贫苦农民在经济上得到了翻身，为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巩固扩大解放区、组织支前打下了阶级基础，也提供了思想保证。

 

王俊自担任乡党支部书记、游击队指导员后，每年都把动员青年参军作为一项突出的任务。根据地就那么一个小地方，每年补充兵员，难度很大。但他体会到，只要认真贯彻党的政策，耐心讲清道理，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王俊特别注意密切群众关系，住在群众家，帮助提水、扫地、按规定交粮食或粮票，不侵犯群众利益。农忙时帮助耕地、插秧、收麦、割稻。

 

每年动员青年参军，也都先进行宣传，教唱“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等革命歌曲。青年参军后，落实群众代工政策，帮助军属种地。大济乡裴庄村一位姓陈的青年参军后光荣牺牲了，王俊组织召开村民大会，发表讲话，褒奖烈士对革命的贡献，对其家属进行抚恤、救济。还按当地风俗习惯，请和尚念经、放焰口，安抚亡灵。这些事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更加拥护支持共产党、新四军。

 

贫苦农民分得土地后，参军热情高涨。裴刘乡一姓陈的农民家有3个儿子，老二老三符合征兵条件，兄弟俩争来争去都要上前线。最后不得不让父母裁决，送老二到部队。有的农民只有一个儿子，也坚决要求送独子当兵。王俊利用这些先进典型推动征兵工作，也激励自己带领游击队和民兵英勇歼敌，保家保田。

 

一天晚上，国民党一小股军队从盐城来到马叉河肖家岸，势不可挡的样子，企图在建阳县占个据点。王俊向游击队布置任务说：“如果敌人在马叉河住下来，我们就三面骚扰，去盐城的那条路不要挡，让他逃跑。”深夜，王俊指挥游击队员在西、北、南三面开展麻雀战，不停地打排枪。一会儿在西面齐射，一会儿迅速转移到北面狠打，一会儿又到南面不停地开枪，反反复复骚扰袭击。敌人不知深浅，惊慌失措地应战一夜，第二天天未亮就向盐城逃窜。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命令30万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军，内战全面爆发。

 

战争初期形势极其严重，国民党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占着绝对优势，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人民解放军为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在苏北的新四军主力奉调北上，建立东北民主根据地。苏北的淮阴、淮安、盐城、东台等大片土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

 

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对解放区改行重点进攻，企图首先消灭陕北、山东两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等指挥下，在山东莱芜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五万六千余人后，采取诱敌深入、持重待机的战法，力求歼灭包括美械装备的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等国民党军队。1946年底，为配合从中原歼敌又东突来到苏皖边区的皮定钧旅赴山东作战，时任卢沟区区委委员、区联防大队大队长的王俊奉命任教导员、谢志超任大队长，率领2000多人的支前大队随部队到山东支前。

 

王俊自1941年参加新四军民运队后，每年都在建阳县本地积极做好支前工作，发动组织群众缴公粮、做军鞋、抬担架、参军参战。参加和组织的战斗都是小规模的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次则大大不同。带领这么多民工随主力正规部队支前，大家都知道将面临大仗恶仗，不可避免流血牺牲。但分得土地翻身解放的贫苦农民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为保家保田，斗志昂扬，父送子、妻送郎上前线的场面十分感人。王俊结婚不久的妻子周琳和嫂子也从建阳县来到阜宁县东沟送行。见她们依依不舍的样子，王俊挥挥手说：“你们快回去吧！”说着扭头便带领支前大队出发。

 

王俊、谢志超把建阳县组织的2000多名民工，按各区、乡分编成班、排、连，经短期培训、讲清战场纪律和注意事项后，推着装载粮食、食盐、布鞋草鞋等物品的各式小推车、拉着人力车、牵着骡马、抬着担架，分路前进。到了漕河，无法通过。谢志超大队长冒着严寒，跳到河中游到对岸，搞来船只，一趟一趟将支前大队全部渡过。大家的口号是“赶到山东府，活捉王耀武！”当时正在进行第二次涟水保卫战，敌机呼啸，炮声如雷，支前大队中建阳七区带队的曹副区长不幸中弹牺牲，一些民工受伤。王俊和谢志超等急忙组织民工转移曹副区长遗体、抢救伤员，指挥队伍分散躲避。

 

支前大队在山东临沂，由于形势変化和第二次涟水保卫战失利，上级命令支前任务改由山东省民主政府担任，盐阜区的支前大队除200多名担架队员继续跟随部队参战外，其余全部立即返回。王俊和谢志超带领支前大队前后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跋涉，终于又回到了盐阜区，民工被遣散回家，带队的各级干部回原岗位坚持敌后斗争。

 

在国民党调集27万兵力向华中解放区大举进攻、华中野战军主力北撤山东、华中全境沦陷后，为了统一和加强华中地区党、政、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47年9月12日决定组建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由陈丕显任书记。11月10日，华中工委、华中指挥部、华中行政办事处在盐阜区的射阳耦耕堂成立，在此领导华中军民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土改运动，组织准备淮海战役、渡江作战的支前工作，以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王俊被调到中共华中工委工作团任小队长，在惠浴宇（后任江苏省省长）团长领导下，从射阳出发到苏北淮海地区进行土改复查工作。在沭阳县周集镇，王俊发现翻身农民违反政策，用棍子、叉子打死不法地主富农。亲眼看到愤怒的群众把一些贪污浮财的干部吊在一间房子里，关起门抽打，当即予以制止。还发现土改中侵占中农利益等问题。王俊及时向惠浴宇团长汇报，根据其指示，组织干部和农民代表学习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贯彻“中农不动两头平”的政策，批评过激行为，惩办少数坏人，稳定了群众的情绪，使一些过“左”倾向得到了纠正。

 

在周集镇，王俊看到战乱使农民生活雪上加霜。他们在群众家代饭，尽管照顾，也只能吃地瓜干，喝稀汤粥。群众有病没钱买药，吃所谓偏方香灰、烤干碾碎的鸡蛋壳。有些群众种大烟运到敌占区卖，换回点生活必需品。这些，激励王俊更积极地发动群众生产自救，解决民生。同时，努力做好支援前线的相关工作。

 

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在淮海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工作团也由苏北老区转移到苏中泰州新区。为有秩序地在新解放区（部分是恢复区）建立基层政权、反奸反霸、土地改革（部分地区复田倒租），组织人民武装，巩固发展解放区，工作团和泰州地委确定将泰县（现泰兴市）姜南区，改建为地委实验区（相当于县）。上级党委提出对新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通过实验区先行一步，总结出经验在全地区推广执行。原来的县级干部杨易林任区委书记，王俊任区长。不久又由王俊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开展新区工作。

 

地委实验区濒临长江，离南京、上海较近，水陆交通方便，战略地位重要，大多乡镇被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面对新的地区和环境，王俊先作调查研究。他背着盒子枪，通信员蒋继南推着自行车，有较好的路驮着王俊前行。他们吃住在三泰乡农民家中，走村串户了解农民疾苦。

 

王俊看到贫苦百姓穷困潦倒，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很多人家是缺粮、缺草、缺衣的“三缺户”，他们无奈地对王俊区长哀叹：“现在我们是三股麻绳一起断啊!”不少人靠拾荒、挖野菜度日。但人多了己无荒可拾、无野菜可挖，食不果腹。有一个农民偷了人家两只鸡，被抓后遭到殴打，乡里要将其逮捕判刑。王俊了解，这农民就是“三缺户”，家有3个孩子，饿得没有办法。他做乡干部和一些群众的思想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对这个农民进行批评教育。这个农民跪地磕头，认罪道歉。在七嘴八舌愤怒、漫骂、责备、同情、惋惜、包容的议论和情绪中，王俊大声说：“他家确实很穷，但再穷也不能盗窃啊！盗窃就是犯法，就该受到法办。你们打他骂他，气都出了，他也认罪道歉了，就把他放了吧，以后任何人不能再干这种事！”

 

群众给这个农民松绑后，王俊提高嗓音接着说：“为什么我们农民终年劳作却吃不饱穿不暖？为什么地主手不提篮、肩不挑担，却吃鱼肉、穿绸缎？这是蒋介石长期反动统治的结果，是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结果。蒋介石是大军阀、大汉奸、大卖国贼，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顾贫苦百姓的死活……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共产党号召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就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只有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

 

开始会场吵吵嚷嚷，秩序混乱。王俊讲话后，渐渐从平静到鸦雀无声。他朴朴实实的话，句句说到贫苦农民的心坎上。他们在思考、在对比、在决定今后的路怎么走……

 

王俊指导处理了一起普通的小偷小摸事件，体现了党的政策，避免了过激行为，也教育了广大群众。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这次机会，揭示贫苦农民缺吃少穿的根源，宣传党的政策，是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的一次有力动员！

 

在三泰乡所见所闻，王俊心情非常沉重，回县城后马上写了《尽快解决三缺户的困难问题》的调查报告，呈送泰州地委，建议没收恶霸地主的粮食、衣物首先分配给“三缺户”。地委领导充分肯定王俊的意见，将这篇调查报告刊登在地委机关报《方向》上，让各县、区参考。

 

王俊写了报告提出建议，自己带头落实。他根据中央土地改革政策，吸取沭阳县周集镇土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针对新解放区和老解放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在老解放区开展复田倒租运动，即把国民党军队占领后，恶霸地主和还乡团疯狂反攻倒算，把被没收的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粮食抢回去，现在再把土地还给农民，把多收的租子退给农民。被地主烧毁的农民土地证，在民主政府监督下重新签订。有些恶霸地主、还乡团残杀干部群众，被民主政府严惩。在新解放区则实行减租减息。新解放区由于过去受国民党政府统治时间长，反动势力错综复杂、根深蒂固。潜伏的敌特分子不但造谣惑众，还以武力报复。武装的、民主的、公开的、隐蔽的斗争复杂激烈，你死我活。王俊天天背着枪，有时一夜换几个地方睡觉。

 

王俊多次参加游击战，还带队到山东支前，从来不怕死。现在经常下乡调查，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暗箭难防，他有些考虑了。那天晚上，孝顺的王俊挂念长期受苦受累、生活孤独的母亲，眼睛发酸。他在妻子周琳的小本子上，写了一句话：“万一我出事了，你一定要带住我老妈妈”。第二天周琳看到，不禁潸然泪下，整天提着心。

 

王俊既积极大胆地做群众工作，又注意提高警惕。一次，他在施庄乡指导检查工作时，据群众举报，夜间带领一个小组，在一个姓施的还乡团骨干分子家中搜出3支盒子枪，被当地报纸报道宣扬。

 

为搞好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运动，王俊和其他区领导先集中力量建立区、乡民主政权，清剿土匪，反奸除霸，组织建立工、农、青、妇、教等群众组织。利用各种形式宣传全国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即将建立新中国的美好前景，帮助群众克服怕国民党卷土重来、怕恶霸地主还乡团报复的思想顾虑。组织群众诉苦，揭露国民党和恶霸地主的反动统治、残酷剥削的罪行，提高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运动中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根据恶霸地主和开明地主、大中小地主、富农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切实保护中农利益。这样既打击了少数恶霸地主，使贫苦农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也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当时，支援渡江作战是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的一项突出而紧迫的任务。王俊根据上级指示，发动翻身农民发展生产，交纳公粮，踊跃参军。对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和船只、车辆、牲畜等进行统计选择。还发动群众用砻子把稻谷碾成米，用石磨把麦子拐成面。做好各项准备，做到一声令下，立即支援前线。

 

经过辽沈、淮海战略决战后，国民党军大部分主力已被歼灭。为了夺取全国胜利，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作战。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华中工委把土改复查队的部分同志临时抽调到部队，王俊和其他一些区以上干部任华东野战军支前指挥部战地巡视员，负责协调参战民工民船的管理、接收、调拨，参战部队训练、住宿、生活的勤务保证，马匹、车辆和其它物资的安排，掉队、伤病人员的收容安置、医疗等等。

 

渡江支前工作真正是千头万绪，非常复杂又十分具体。王俊和同事们日夜忙碌，抓好落实。他们把方便送给战斗部队，把困难留给自己。那天夜里渡江时，他和其他10多人乘坐的小木船漏水，风浪把船打翻。尽管已是4月下旬，但江水仍很冷，个个棉衣湿透。他们游上岸，想办法又再次渡江。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英国4艘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击中其旗舰“紫石英”号，一见不妙，英4艘军舰相继逃往上海。王俊他们看到“紫石英”号狼狈逃窜、胡乱放枪放炮的情景。

 

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王俊又投入所属支前民工牺牲抚恤、受伤人员医疗、受损船只和车辆赔偿、民工遣返等大量具体工作。光颁发立功受奖人员奖状、所有支前人员渡江作战胜利纪念章，他们就忙乎了半个多月。

 

完成了渡江支前任务，王俊又回到了泰州地委实验区，继续任党委书记兼区长。他利用解放战争接连取得重大胜利的大好形势，发动群众揭发惩处潜伏的敌特分子，巩固人民政权。深入进行土改，落实没收地主土地和减租减息政策。动员青年参军，补充部队兵员。集中力量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支援前线部队乘胜歼敌。

 

当时还处在战争时期，在村里担任农民协会主席的大哥王观元担心弟弟王俊，特地到泰州看望。见了面王俊很惊讶：“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啊?”

 

哥哥说：“我是看到你发的布告找到的。”

 

原来大哥听说他在泰州，但不知干什么工作，住在哪里？

 

哥哥告诉他：“我坐船到泰县，问一位正在缴公粮的农民：‘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王俊的干部？’那个农民指着墙上的布告说：‘噢，王俊啊，他是我们的区长，我听他讲过话，就是他发的布告让我们缴公粮的。’并告诉我，你住在梁徐庄区公所，怎么走。”

 

哥哥又说：“我看到很多缴公粮的船，还有肩挑、车推、牲口拉的，大家热情很高。你们把群众发动到这种程度，不简单哪！”

 

王俊所做的工作得到哥哥——一位旁观者的肯定和称赞，感到很高兴，感慨地说：“群众真好啊，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依靠群众！”

 

王俊自担任泰州地委实验区区长后，工作己不属部队，归于地方。这期间职务变动较多，那时也没有正式任命干部的手续和文件，上级党组织派人打个招呼，叫到哪儿就到哪儿干。1951年初，王俊调任中共泰兴县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县长调走后，王俊一度代理县委书记工作。

 

录自《盐城人在北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