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妄图以武力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七·七事变”终于爆发了。此后，日本侵略军将速战速决占领沿海工业重镇上海列入了他们的侵略计划之中。8月9日下午，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两个中尉驾车直冲上海虹桥机场，开枪挑衅，被我守军击毙。“虹桥机场事件”的发生，为日军在上海悍然发动进攻找到了借口。不久上海沦陷，上海人民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艰难地生活。

 

正当王俊怀着到马来西亚挣高工资的美好梦想的时候，上海形势更紧张了。一天下午，王俊和一个外号叫“小扬州”的小工友到外滩吴淞路看看。一边走一边说日本人欺负人，在工厂打了谁谁谁。“小扬州”气愤地骂道：“东洋人他娘的坏来西（方言，即坏得很）！”可他没注意，身后有两个日本兵和一个头上有黄道箍的伪军。这帮强盗冲上来，朝“小扬州”的大腿戳了一刺刀，鲜血直流，瘫倒在地。王俊吓坏了，忙把身上的衬衫脱下撕了一块给他包扎止血……

 

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横行霸道，一些民族实业混不下去，玻璃厂倒闭了。

 

这时王俊听到传说，一支好部队把苏北占住了，不打人不骂人，对穷人特别好。这对王俊影响很大，自己家在苏北，他要回去看看，也非常想念妈妈。兄弟俩研究决定，大哥留在上海拉黄包车，王俊返乡。

 

在王俊的记忆里，妈妈老穿一身蓝灰色的旧衣裳，补丁摞补丁，成为百纳衣。快回家了，就要见到妈妈了，他赶忙到商店，用3年积蓄的一点钱买了一块丝绫竹布，准备给妈妈做一件比较好的褂子。想起家里用火石不方便，又买了几盒火柴。他把布和火柴分别包了又包，裹了又裹，放在包袱里，想象妈妈看到一定会很喜欢。

 

1941年冬天，王俊搭小木船回苏北建阳县老家。路过苏州时，几个背枪的日本鬼子和伪军凶神恶煞地上船搜查，踩得小船左摇右晃。他们像对待犯人似的，对船上十几个人逐一搜身，把行李、包裹翻得乱七八糟，凡是值点钱的东西，特别是洋油、洋布、洋火统统被抢走，有的人哭昏过去。打开王俊的包袱时，他提着心，生怕发现那块布。可一会儿伪军就把裹在旧衣服里的布和几盒火柴翻出来，递给一个日军。王俊不由自主的拉一下布，央求他们留下，一个伪军晃着刺刀狐假虎威地吼道：“你想死啊！”王俊不敢吭声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用血汗钱买来的布和火柴被日军抢走。

 

他再也没有东西带给妈妈，伤心地哭了。

 

在那一瞬间，王俊仇恨满腔，想和他们拼命。但没人带头，人家有枪。

 

在那一瞬间，王俊在心里发誓：等我有了枪，一定要把这些强盗消灭光！

 

王俊有一个邻居叫朱大昌，到上海做木工，也是乘小木船返乡时在苏州被查，日本人问他：“中国人好还是日本人好？”小朱怎么想就怎么说：“中国人好！”日本兵火了，一巴掌把小朱推到河里。冬天寒冷，小朱拼命扑楞水，呼喊“救命”。残忍的日本兵不让救，还用篙子把小朱往水里捺，将他活活淹死……

 

中国人也是人啊，为什么日本强盗不把中国人当人，任意屠杀？这些经历和见闻，进一步激发了王俊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成为他后来参加革命不怕牺牲的动力。

 

王俊回到家，见妈妈又瘦又黑，苍老了许多，才48岁，已生白发。到河边拎水，走走歇歇，累得直喘。妈妈一人在家，早上做一锅粥，当一天的饭。晚上黑灯瞎火，很孤独。他没能报答妈妈，心里像被揪似的难受。

 

王俊把日本人欺负中国人的事向妈妈说了一遍，母子俩气得咬牙切齿，但没有办法。妈妈也告诉他，日本鬼子在附近朦胧街（永兴集）“扫荡”，实行“三光”，一个晚上放火把街烧毁了，满天通红。鬼子非常狠毒，见人就杀，邻居亲戚吕大爷被杀害了，张大爷被一刺刀捅死。那些畜牲把许多小孩的手、胳膊剁下来，放在油缸里，还把粮食、牛、猪、鸡、鸭抢走……。

 

妈妈眼泪汪汪，哽咽着说：“孩子，日本人太坏了，不打倒日本鬼子，中国人没有好日子过啊！”

 

妈妈的话激励了王俊一生。

 

妈妈还告诉他：“日本鬼子也到我们庄子扫过荡，到我家搜查过新四军。”

 

王俊在上海时就听到风声，有一支好部队来到盐城。现在从妈妈口中第一次得知新四军这个名字，判断就是传说的那支好部队。

王俊的判断没有错！

 

1940年7月，新四军奉命渡江，开辟苏北。在取得黄桥决战胜利后，继续挥师北上。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和八路军各一部在盐城东南的白驹镇狮子口胜利会师。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在刘少奇政委和陈毅代军长的领导下，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

 

王俊忙问：“新四军在哪里？”

 

妈妈说：“白天看不到，晚上就来了。”

 

当时新四军有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游击队三部分力量，游击队由新四军民运工作队领导。那天晚上，新四军真的来了，黄克诚师长领导的新四军三师八旅建阳县一区民运工作队一男一女两位年轻的同志来到破漏茅屋，在昏暗的油灯下，带安徽口音、黑胡子的同志和蔼地对王俊说：“你是从上海回来的吧？听说在一个工厂当童工。你是一个很好的小青年，吃了不少苦，受日本人欺负，我们已经知道了……”王俊觉得奇怪，新四军真“神”，他们怎么知道这些呢？立即对这两位新四军产生好感，觉得他们亲切、可靠，便把心中的不满和无奈说了出来：“日本人在上海烧杀抢掠，打人骂人，工厂老板跑掉了，工厂关门，我们混不下去，没有办法了……”

 

“你有办法，跟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 新四军的一位约十八、九岁的女同志开导他。

 

王俊虽然年轻，但生活在黑暗社会的最底层，深受阶级压迫和外敌欺凌，如同干柴，革命火种一点，马上燃烧起来。新四军的抗日救国主张好像黑夜里的北斗星，好像大海中的航标灯，使王俊看到了希望，明确了前进方向，他毫不犹豫地说：“好，我参加打鬼子！”

 

妈妈支持儿子：“不打鬼子没活路。”

 

交谈中，王俊流露出刚到家几天，还真有舍不得马上离开妈妈的思想矛盾。

 

新四军的那位女同志说：“不是要你马上离开家，你先参加青年抗日先锋队，就在家乡闹革命。”

 

第二天，王俊就参加了民运队工作，成为伟大的新四军中的一员。

 

王俊入伍后的第一件事，是根据新四军民运队同志的要求，动员青年参加抗日先锋队，第一个响应的是他的本村好友王学忠，他们早出晚归，一路来一路去。

 

开始，王俊真正是自带干粮闹革命。每天晚上，母亲用大麦面做4块膨面饼，用毛巾包着，让王俊和王学忠一人带两块，当一天的饭。当时他们的任务是跟着民运队的同志到处跑，熟悉地形，掌握敌情。

 

跑了10多天，王俊当了区青年抗日先锋队模范班班长。参加培训后，在民运队同志领导下，收缴地主的枪作为抗日武器，担负站岗放哨、盘查坏人、打游击等任务。

 

当时国民党伪乡保长、地主当道，土匪、恶棍横行乡里，经常为催租逼债把贫苦农民往死里打。不少土匪就是当地人，白天像好人，晚上用黑头套蒙上脸或用锅底灰抹黑脸干坏事，到别人家抢东西，把三升二升粮食也倒走，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一天，村里4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突然不见了，其中一个是王俊的叔伯姐姐。家人哭天叫地，亲友们帮助找，怎么也找不到。过了半个多月，楼夏庄的好心人来报信，叫4家去接人。原来是本村“把勾”（内奸）和另外一些土匪勾结，把4个姑娘抢走，压在小船舱里，准备运到上海卖到妓院。在楼夏庄码头查船时，姑娘们喊“救命”，才被发现救出。高作镇一带的土匪孙华堂、孙采堂聚有三四百人枪，独霸一方，勾结国民党反动军警、日伪、恶霸势力。他们趁日军对我“扫荡”之机，以偷袭手段捣毁了设在高作的新四军军部野战医院。

 

为了稳定人心，扫除和日伪斗争的障碍，巩固抗日根据地，建阳县委、县武装大队提出在1942年一个短时间内“打土匪第一”的口号。在集中力量清剿土匪、打击恶霸的斗争中，王俊、王学忠等经仔细了解，掌握了一个通敌的土匪情况。这个家伙虽然30多岁，但家里开赌场，晚上经常往外面跑，和日伪、其他土匪勾结。4个姑娘被抢走，他就是主谋之一，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王俊带领游击队员在深夜一举将其抓获。这个土匪被抓住后，拒不交待枪支藏在哪里。王俊又带人到他家搜查，在妇女用的马桶地下挖出两支盒子枪。这个土匪罪行累累，被抗日民主政府枪毙。

 

王俊整天干伸手两把血的事，妈妈担心：“有人要害你们，加小心啊！”

 

王俊认准了自己的路，就坚定不移的往前走。他经常在外乡村打游击，很少回家。那天下午，他和王学忠准备回家看看母亲，路上正巧遇到了乡长王恒标。王乡长说：“我带你们去见见洪司令怎么样？”当时王俊也不知道洪司令是多大的官，但认为他是大人物，当然非常愿意。

 

1941年4月，洪学智率第二华中派遣大队到达盐城，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兼盐城卫戍司令，后任盐阜军区司令员，有一段时间就住在离王俊家很近的蒋王村富农王德富家。在一间茅草屋里，王俊、王学忠见到了身材高大的洪司令。王乡长介绍他们打游击、抓土匪的事迹后，洪司令高兴地拍拍王俊的肩膀说：“你很勇敢，很好啊！”接着讲了一些抗日道理和要注意的问题。

 

不久，在新四军正规部队文娱活动现场，王俊又见到了洪司令员，虽然没有说话，但洪司令和官兵同乐、部队生龙活虎的场面，使他受到很大鼓舞，更加努力地做好工作。但毕竟年龄小，没有完全开蒙，很多道理弄不懂，全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英勇斗争。党组织看他忠实可靠，表现突出，准备吸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建阳县一区民运工作队队长兼区委书记秦加林，是浙江宁波人，当时称外来干部、军队派来的有名的秦队长。他到盐阜区后，积极发动组织群众抗日，特别重视培养年轻有为的骨干。

 

一天，秦加林找王俊谈话：“你想不想入党啊？”

 

王俊觉得莫名其妙：“我不是已经加入了吗？”

 

秦加林笑了：“参军和入党不是一回事……”

 

秦加林讲了一些道理，又说：“我问问你，新四军好还是中央军好？

 

王俊毫不犹豫地回答：“新四军好！”

 

“新四军好在什么地方？”

 

“新四军不打人不骂人，爱护老百姓。”

 

“新四军为什么好呢？”

 

“新四军就是好嘛！”具体道理王俊说不出来了。

 

秦加林说：“新四军好，是因为后面有个党，叫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个党好，为人民群众服务，所以新四军才好。”

 

秦加林又问：“中央军坏在什么地方？”

 

王俊说：“中央军不讲理，打人骂人，尽欺负老百姓。”

 

“中央军为什么坏呢？”

 

王俊也说不清楚了。

 

秦加林告诉他：“中央军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很多人是卖国贼、日本人的走狗。这个党坏，所以中央军也坏。”

 

这次革命启蒙，事隔60多年，当时的原话王俊还记得清清楚楚。

接着秦加林讲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对党员的要求等，使王俊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党组织认为王俊基本具备共产党员条件。

 

那天，秦加林随手在他床铺旁拿了一张巴掌大的粗黄纸，让王俊写了几句话的入党申请书。后经卖大饼油条出身的游击大队刘道滿大队长和另一位新四军同志介绍，王俊于1942年3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蒋王村王氏宗祠里秘密进行了入党宣誓。

 

刘道滿告诉王俊，从今以后你就是正式党员了，没有候补期。王俊也不懂候补期是什么意思，问道：“我怎么没有候补期？”

 

刘道滿说：“你当过工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受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别人不懂你懂。你表现好，不需要再考察了。”

 

1942年6月，党组织安排王俊到中共盐阜区党委党校（对外称青干校）学习，校长是陈一成。为了保密，党员都没有叫名字，用编号，王俊是30号，毕业后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给他们讲课的有胡服（刘少奇）、陈毅和粟裕、黄克诚、谭震林、李先念、谭政、喻屏等新四军几个师的主要领导和教育股长刘阳生等，刘阳生后来当了建阳县委书记。他们讲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近期目标，讲当前的形势任务和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等。7月，党校召开纪念抗日战争5周年大会，特地搭了个大棚子，好几百人参加，胡服等领导在大会上讲了话。

 

王俊特别崇敬住在党校附近的陈毅军长，听说陈军长来了，大家都很高兴。陈军长很威武，身着灰军装、草鞋，骑着马在附近村子巡视或散步，后面一般有一二十人骑马或步行跟着，有时有上百人马。他到党校讲话比较多，带四川口音，很刚强。他讲持久战3个阶段，通俗易懂。他说：日本人晕了头，打到中国来跑不掉了。现在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吃不了小鬼子，小鬼子也吃不了我们。我们的策略是关门打狗，发动群众，积蓄力量进行反攻，再艰苦三四年，抗日战争就胜利了。讲得大家满怀信心。

 

王俊在党校学习了4个多月，革命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也掌握了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知识。特别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游击战的战术，使他心明眼亮。

 

时世造英雄，斗争出人才。17岁的王俊担任了建阳县峰北乡党支部书记，对外称游击队指导员。这个乡虽然只有近两万人口，但工作却千头万绪，关系错综复杂。如何发动群众，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寇？这是王俊一直考虑的。他在民运队同志和区长李甲、副区长刘杰三（刘是龙之父）等领导的帮助指导下，在老乡长吕锦章的全力辅佐下，根据县委县政府的部署，大张旗鼓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发动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成员，到各村各户宣传减租减息的意义和减租减息《条例》，打消贫苦农民怕民主政府站不住脚、怕伪军和汉奸“扫荡”、怕韩顽军队报复和地主变天的思想，动员农民积极投入到运动中来。王俊还与开明士绅、地主座谈，要他们推出代表在会上表示接受农民代表的批评，拥护民主政府的法令、条例，保证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服从政府裁决。在此基础上，落实减租减息的具体政策，保证这项运动顺利进行。

 

那段时间，王俊抓住减租减息这个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政权建设、武装斗争以及清剿土匪、抗击日寇等万流归宗的各项工作。真是废寢忘食，四处奔忙。由于工作做得比较细，群众基础较好，运动搞得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的偏差。

 

在众敌虎视、情况复杂的情况下，17岁的王俊主管一个乡的全面工作，后来又兼任邻近的长沟乡党支部书记、游击队指导员，使他得到了全面锻炼，明显提高了工作能力。

 

王俊入党后不久，就被选为建阳县参议会参议员，秦加林是县参议会里的党团书记，王俊是党团成员。1942年9月，王俊参加了建阳县在长北滩召开的县参议会成立大会，聆听了县委书记金韬、县长唐君照的讲话，结识了抗日民主人士夏逸凫、陈曙东、杨幼樵等，增加了社会联系，更加懂得做好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

 

会议期间，秦加林对王俊说：“你认识阜东县唐克县长吗？他是你们建阳人，也参加会议，观摩学习来了。”王俊不认识唐县长，经秦加林引見，身材高大、长得白净的唐克同志与王俊亲切会面，询问他家在哪里、多大年龄和工作情况，并自我介绍说：“我家在草埝口，我们是老乡啊。”他鼓励王俊好好干，为革命多做贡献。

 

当时唐克才二十二、三岁，就当了县长，王俊很尊重和敬佩。他们虽然多年同在盐阜区“抗日反蒋”，但之后再没有见过面。直到30多年后唐克当了国家石油部长，王俊也调到石油部系统工作，两位老乡才久别重逢。他们离休后，分别担任振兴盐城北京咨询委员会主任、执行主任，为盐城革命老区、故乡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潜能。

1942年深秋的一天晚上，日寇突然下乡“扫荡”。王俊随区委委员吴中明（后曾任建阳县委副书记）等4名同志急忙转移，摸黑一会儿奔跑，一会儿爬行，向颜单镇刘家荡前进。到了荡岸边，发现同行的游击队通信员小刘掉队不见了。3人分头去找，可怎么也找不到。就先用一只小破鸭船渡到荡滩，在芦苇丛中隐避。看到远处的火光，知道日寇杀人放火了。个个仇恨滿腔，更担心小刘安危。

 

第二天上午，他们发现荡中一溜波浪翻滚泛花，十分异常，以为是鬼，都很警惕。不一会儿，水中露出一个人头，更把他们吓了一跳。原来这人就是小刘，他潜水找来了。

 

小刘才十六七岁，昨晚由于紧张没经验，黑暗中跑岔了路。但他机灵勇敢，知道目的地，就不顾一切地向前跑。到了荡岸边，跳到水中游到荡滩，也在芦苇丛中隐避。第二天蒙蒙亮他就到水中，把摸的虾放到衣兜里，还抓了好几只螃蟹，用茅草捆扎背在身后，悄悄潜水寻找吴区委和王指导员。

 

知道前前后后，大家又惊又喜。生吃上小刘抓的虾和螃蟹，又充饥又解馋，都称赞他纪律性强，关心同志，不愧为优秀的游击队员。

 

大家躺在潮湿、蛇虫乱爬的荡滩上休息，下没垫的，上无盖的，无法入睡，还要注意敌人动静。挨过黑夜，又熬白天。无粮无火，只能靠摸点鱼虾、抠点芦苇根度日。一天，两天，三天三夜没吃上一顿饭。当时天气已冷，吃生鱼虾、芦苇根，喝凉水，个个胃痛拉肚子。灰色军服破破烂烂，都穿出“经”来了。尽管艰苦，但他们斗志昂扬，充滿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年长的吴中明区委委员给大家既讲理想前途、鬼子来了怎么办，又讲盖新房、娶老婆等开心事。还编了个“三鬼”的笑话：说4人一起走，突然丢了一个，怀疑“出鬼”。水上异常翻滚泛花，准备“抓鬼”。吃上充饥解馋的虾和螃蟹，小刘成了他们3个人的“救命鬼”。

 

1943年2月中旬，日军调集17师团、35师团、15师团之独立混成旅团万余人及伪军9千余人，以海、空配合，对盐阜区进行“梳篦式”大规模“扫荡”，蚕食解放区。为适应斗争需要，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由盐阜区于1942年底转移到淮南路东，跳出敌人包围圈。面对强敌，盐阜区根据地军民在新四军3师黄克诚师长和3师副师长兼8旅旅长、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张爱萍统一指挥下，避敌锋芒，采取内线和外线、分散和集中相结合的战法，开展了反“扫荡”斗争。主力部队相对集中兵力，袭击敌据点，予敌以沉重打击。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在原地斗争，以袭扰战消耗、疲惫、迷惑敌人，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                 

 

1943年初夏的一天晚上，一群日军突然占领了高作镇，哒哒哒地打机关枪，把周围老百姓吓坏了。时任长沟乡党支部书记、游击队指导员的王俊马上和北边的区委联系，认为我们没有行动，敌人胡乱放枪，说明他们初来乍到心虚，给自己壮胆。他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和其他游击队一起，采取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术，充分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悄悄来到距敌较近的地方，一会儿从右侧齐射打排枪，一会儿到左侧齐射打排枪，一会儿又到后面骚扰，循环往复。

 

敌人的曳光弹将黑夜照得雪亮，可清楚看见游击队员。王俊手持三膛盒子枪，一边战斗，一边指挥鼓动：“不要怕，埋在低洼的地方打！”

 

左侧枪声刚停，右侧枪声又响，接着背后又是一连串咔咔咔的枪声。敌人懵头转向，以为遭我重兵包围。从傍晚打到夜间一点多，两个日本鬼子被击毙，气势汹汹的鬼子顶不住了，害怕了，凌晨乘汽艇仓惶逃走。

 

王俊参加指挥了一次漂亮的游击战，大获全胜，他率领的20多名游击队员无一伤亡，士气特别高昂。人民群众也受到极大鼓舞，增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建阳县七区有12个乡镇，其中10个被日伪占领。在敌占区和根据地边界的蒋营镇，有日伪军队的一个据点，敌人经常下乡“扫荡”抢劫，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而且目标比较准确。其根源是一些恶棍、地头蛇当了日伪的特工，给其带路指认干部群众，危害极大。为除祸患，王俊组织游击队员化装成走亲戚的农民，手提竹篮物品，到那个村子察看村舍位置和行走路线。同时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通过亲友关系了解这些敌人特工出没场所和食宿地点。在掌握准确情报和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943年冬的一天深夜，趁天寒地冻人不出门之机，王俊带领10多名武工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敌占区，于凌晨三点多钟将3个正在熟睡的敌特工在其家中抓获。其中敌伪乡长周铁军罪恶滔天，被民主政府枪决，另外两个被判刑监禁。民主政府到处张贴惩处这3个敌特的布告，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拍手称快。通敌分子胆颤心惊，猖狂活动大大收敛。

 

1942年底至1943年冬，是盐阜人民抗日斗争最艰苦的阶段，盐阜区大片土地被日伪占领，我主力部队转移寻机反击。为保存力量，坚持原地斗争的县、区干部分成若干小队，从敌合围间隙跳到边区，当时叫“跳圈子”。1943年底，区委书记秦加林带领王俊等10多名区干部，从建阳县出发，迂回跳到阜宁县的东沟、阜宁、阜东县的东坎等边远区。

 

开始他们带着枪支，为防不测，轻装前进，在阜东县沿海八滩的偏远村子，将枪支埋在一位贫苦农民家草堆底下的泥土里。接着继续向北转移，一路上他们夜行昼宿，天快亮时，分头叫开群众的家门。素不相识的贫苦百姓看到自己的亲人来了，忙用稻草或玉米稭打地铺让他们住下，又赶忙做饭。群众都十分困难，仍用大米面糊糊或萝卜粥给他们充饥。

 

从建阳县出发时，他们带些粮食和粮票，后来吃用光了，完全依靠群众支持。白天睡觉时，群众让小孩到外面玩，大妈大嫂坐在门口纳鞋底、捻线望风。有的大爷大叔们则在庄子周围转，注意有没有可疑的人。有的大爷大妈还对他们说：“敌人来了，你们就说是我儿子”。晚上临走时，常常有老奶奶大爷大妈给他们塞把豆子、几个胡萝卜，让他们路上吃。同志们深切感到，贫苦百姓是共产党、新四军最坚定最忠实的拥护者、支持者。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人民群众帮助、掩护，他们一天也不能生存。

 

有的地方人烟稀少，群众家住不下，他们就在风车篷、草堆根等处休息。秦加林身体不好，路途艰苦，忍饥挨饿，经常犯胃病。没有药吃，胃痛厉害时只能在路上坐一会儿，又捂着心口坚持，王俊和其他同志也常常搀扶他夜行。这样一天又一天，一直艰难地转移到山东和连云港交界处。

 

这时日寇己屡遭我军民沉重打击，苏北根据地建设得到了加强。1944年初，秦加林又率10多名区干部转移到阜东县八滩，取出埋藏的枪支。“跳圈子”历经两个多月返回建阳县坚持原地斗争。这两个多月的难忘生活，正如他们所说，是“子丑寅卯，东奔西跑。辰巳午未，蒙头睡睡。”

 

1944年秋天，被日寇占领的楼夏镇解放了，七区党委书记秦加林带领王俊去接管，让他担任楼夏镇党支部书记、镇长，对外还称指导员。那天晚上秦加林在牛车棚里，拍着王俊的肩膀说：“王俊啊，你锻炼出来啦，身体也蛮好的，今后要多挑些重担子。”王俊知道他的意思，更积极带领群众清剿土匪，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1945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百忙之中，腰挎盒子枪的王俊抽空回高作镇蒋王村老家，把喜讯告诉妈妈。妈妈喜极而泣，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

 

录自《盐城人在北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