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凡(1888—1982)，原名钟凡，字斟玄，别名少甫，号觉元、觉玄。江苏建湖人。1903年离开家乡，先后到镇江、淮安、南京求学。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3年后成为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系)的首届毕业生，并以其品学兼优而留校任职。此后，历任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东南大学第一任国文系主任、国立广东大学、暨南大学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并先后在中山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转入南京大学，为一级教授。他除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外，还曾担任第四届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江苏省主委、江苏省文史馆代馆长等职。

求学求知求真之路

     陈中凡的祖父陈蔚林，诸生，善治《毛诗》；父亲陈章甫，廪生，曾赴江宁应试未果；母亲王志英，盐城人，为人娴淑；叔父陈玉澍，举人，为近代诗人和经学家。因父亲在外谋生，家中仅中凡母子孤苦相依，家境窘迫，叔父陈玉澍便成了他的启蒙老师。他跟随叔父读诗学经，读二十四史。叔父为人正直，不趋炎附势，平日自勉“不受一自辱之钱，不作一近耻之事”，对陈中凡影响很大。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北京城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我国大量白银外流，政治、经济、军事进一步恶化，真可谓“天下骚然，民不聊生”。这一段羞辱历史，陈中凡是亲闻亲见者。1903年，他15岁时便离家来到镇江承志中学。学习期间，受教师叶仲清的影响，在校参与反清活动并加入章炳麟发起的光复会。次年又转至淮安中学读书。这时，他叔父陈玉澍应两江总督周玉山之聘，去三江师范学堂任教务长(第二年三江师范学堂改称两江师范学堂)。1909年，陈中凡便考入南京两江师范学堂读书。学习期间，他因周末常到金陵刻经处听讲佛经，渐渐对中国哲学产生兴趣。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积极加入这一革命洪流，陈中凡经两江师范学堂学监汪律本的介绍，毅然参加辛亥革命，并在革命军中任书记官。其后二年他因病在家休养。1914年陈中凡考取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系)，当返回家时惊悉母亲于前一天不幸病逝，他为自己未能尽孝而痛心哀悼不已。是年8月他再回京师，开始为期三年的北大学习生活。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他接受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赞同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摧毁传统的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他与一些进步学生一起，不顾自身安危，毅然聘请李大钊、李达、邓初民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讲学。他所以能力主去聘请这些进步学者讲学，是和当时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锐意改革文科教学的影响密切相关的。

     1917年陈中凡在北京大学毕业，因品学兼优而留在北大工作，任北大预科补习班国文教员，同时入文科研究所为研究生，并获得江苏省的津贴补助。

     陈中凡在北京大学深得蔡元培校长的赏识。1918年他参加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为树立新北大良好校风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他信守会章中的“三不”诺言(即不做官、不纳妾、不吸烟)。是年10月，北大《国民》杂志社成立，他被选为编辑股干事；次年1月，《国民》杂志正式创刊，陈中凡是编委之一，并经常撰文在该刊连载。许德珩在《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一文中提到过这件事：“这个刊物的目的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反卖国贼。担任编委的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陈实锷、陈中凡、马骏、许德珩等，并请李大钊同志来指导。”所以陈中凡那时已成为一名爱国的民主战士，走上追求科学、追求民主、追求真理之路。

学识渊博凸显中凡“不凡”

    陈中凡不仅热爱祖国，早年投身民主革命，而且刻苦学习，是从苦难中跋涉过来的学者。他勇于争鸣，建树良多。“中凡真不凡”，是上海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蔡尚思在陈中凡教授诞辰100周年时所写纪念文章的题目。正如蔡尚思教授所评价的那样，陈中凡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最不平凡之处有五：

     一是广览博通。他嗜书成癖，满腹经纶，经、史、子、集四部皆通。他对文字学、文学、艺术、史学、考据学、哲学、宗教学、教育学、目录学、校勘学等无所不学，无所不通。他的著作，经学方面有《经学通论》，哲学方面有《中国民主思想发展史》，文学方面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韵文通论》、《周秦文学》、《魏晋六朝文学》和《魏晋六朝散文选》，教育方面有《民主与教育》，综合性著作有《古书读校法》、《清晖山馆散文集》、《清晖诗文集》等等。

      二是独具专长。陈中凡，既博又专。他的主要专长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他的专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1927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出版后蜚声中外。十多年后，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研究专家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等无不因受了他的影响而各自写出一部同类著作，他们因此对陈中凡念念不忘。

      三是勇于争鸣。陈中凡文学上经常发表与人不同的见解。他曾以《〈牡丹亭〉的反封建主题》、《关汉卿杂剧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范例》等论文，与戏剧方面的专家杨晦、赵景深、王季思等人展开热烈的讨论，其意义深远。

      四是广交师友。陈中凡既有许多以旧学问著称的老师如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又有许多以新思想闻名的师长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在同学中则有鲁迅、沈志远、马哲民、李达、邓初民、顾颉刚、许德珩、胡小石、孔德谦等人。陈中凡的学生更是“桃李满天下”，其中成名者为数很多，他与新旧师友始终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

      五是与时俱进。陈中凡在清末就参加光复会和辛亥革命，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积极支持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争取自身平等的女权运动。他反对盲目复古的学衡派，不赞成提倡尊孔读经。尤为可敬可佩的是，他在旧中国时就能率先初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陈中凡的师友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达、沈志远、马哲民、嵇文甫等都是新派理论家。陈中凡在暨南大学期间，曾聘请许德珩、李达、邓初民等一批进步人士为学生开讲唯物主义学说。其标新立异之追求，在当时真可谓是中凡的非凡之处。

“兼容并包”的学者风范

      陈中凡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学术思想自由”的影响较大。他在学术研究、办学方针、广交朋友方面，都实行“兼容交包”，在治学方面不断创新，不断地学习研究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勇于开辟学术新途径。早年他虽先跟叔父后又受业于刘师培专攻经史，从中得其精义，并撰写了《经学通论》，但没有从此就钻进故纸堆中故步自封，而是紧跟时代的发展。1919年，他在北京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追随蔡元培、陈独秀宣传科学与民主：1933年，他在上海接受“左联”的影响，转向“普罗文学”；1937年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地的岁月中，他不怕艰险长途跋涉到抗战后方重庆、成都，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以实际行动创作诗歌声讨日本侵略者，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同时还在他的诗作《清晖吟稿·待旦集》中以五言古体诗《金陵叟》来揭露和控诉日寇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充分表现他的报国之志。

      1949年6月，他接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主任郭沫若、副主任茅盾、周扬的联名邀请，赴北京出席第一次“文代大会”并当选为大会的主席团成员。回南京后，他积极贯彻全国文代会的新精神，遵循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开始从事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研究，并担任南京市文联副主席。为此，他还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育科研工作中，由过去研究先秦诸子哲学和汉魏六朝文学史转至主讲和研究宋元明清的民俗文学。这既是他学术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也是他治学道路上新的开拓和创新。他一边讲学，一边发表有关小说戏曲的研究论文。从1956年始，陈中凡受到《十五贯》救活昆剧的鼓舞，决定新开讲《中国戏剧史》的课程，同时招收戏曲史专业的研究生，培养接班人；还特请昆曲名家俞振飞到南京大学开设昆曲课。陈中凡这一教学革新，不但把昆曲而且还把昆曲艺人引入高等学府的殿堂。他的做法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可年逾七旬的陈中凡却认为：“在封建社会里，戏曲是被人瞧不起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大学里仍旧只准讲正统文学的诗文。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后，第一桩事就是改变文科，在国文系增设词、曲、小说三门新课，特聘吴梅(曲学大师)担任北京大学的词曲教习。这是我国大学里第一次有戏曲课，可以说是一次教育革命。当时也曾遇到正统派的反对。1922年秋，他把吴梅先生从北大聘请到南京，在本校终身主讲词曲，培养了一批词曲专家，彻底打破了过去的词曲为小道的旧观念。今天我们对青年一代的教育，绝不能倒退到‘五四运动’以前，用封建意识或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民族戏曲!”陈中凡的这一席话，显示出一位老教育家的胆识和真知灼见。由于他的坚持，南京大学中文系的昆曲课才一直坚持发展，还先后培养出一批曲学人才，成为研究中国戏剧史的生力军和接班人。如今，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已把中国的昆曲列为国际重点保护的古文化遗产，而一个地方戏剧曲种获得如此殊荣，在国际上还是第一次。在这一点上，陈中凡功不可没。   

       陈中凡的创新精神还突出表现在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上。他指出，搞戏曲的人必须结合实际，面向社会，而绝对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里闭门造车。他经常带研究生去观摩各个剧种的演出，经常发表鼓励推陈出新的剧评。他曾撰写《从杨家将故事的改编谈处理戏曲遗产问题》、《看越剧<碧玉簪>的演出》、《越剧改编<桃花扇>的新成就》和《对传统戏曲推陈出新的我见》等文章，在戏剧界获得一致好评。陈中凡潜心研究发表的一批戏曲史的学术论文，如《南戏怎样改编关汉卿的<拜月亭>》、《关于<西厢记>的创作时代及作者》、《从历史素材到<赵氏孤儿>杂剧》、《高明<琵琶记>评价的商榷》、《汤显祖<牡丹亭>简论》等20多篇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立身行事  为人师表

    陈中凡为人朴实坦率，热情豪爽，刚正不阿，一生勤奋治学，勇于探索。他立身行事为人师表，始终牢记参加蔡元培创立的“进德会”时的承诺：“不做官、不纳妾、不吸烟”，“读书、教书、著书”。他夫人王志英，也是盐城人，为人勤劳娴淑。她虽识字不多(陈中凡在履历表上填写为“半文盲”)，可知情达理，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不辞辛劳，照顾着陈中凡及六子一女。她和陈中凡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她活至93岁，她走后仅几个月，陈中凡就相随而去了，真可谓感情甚笃伴终身。

陈中凡读书时的“三不”后来发展为新的“三不”，即“不做官、不入党、不接受任何人津贴”。1925年至1926年他在苏州东吴大学兼课时，当局电邀他担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陈中凡断然拒绝。1934年陈中凡短期失业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曾约他谈过一次话，可终因“话不投机，不欢而退”。此后他就用新的“三不”来律己。建国后，他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对共产党、新中国充满信心。在陈敏之的介绍下，他改变初衷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

     陈中凡一生中结交了很多师友。对这些师友，他都能真诚相处。即便是对名节上有亏的老师刘师培，他也能从人道主义出发，在其晚年贫病交迫之际善加照料，致使其叔父及家属非常感动，特地写信表示感谢。陈中凡与门生弟子更是充满着深厚的师生情谊。他的学生苏雪林在信中就满怀深情地写道：“吾师于林等关爱之情有逾慈父。”陈中凡的挚友中还有一大批文学、史学、哲学和美术界的名人，如书法、美术界的黄宾虹、吕凤子、关山月、叶恭绰、高二适、赵熙等等；文史界的欧阳竟无、唐文治、陈衍、鲁迅、徐志摩、姚雪垠、冯友兰、蔡尚思、任中敏、吴组缃和受他资助的唐圭璋等名流。陈中凡与他们交往中既重其学术成就更重其人品，挚友间肝胆相照，相互尊重，从而结下了深厚情谊。

      现仅举三例。其一是1935年1月，陈中凡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得知自己的老师陈独秀被国民党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便不顾自身安危特地从广州赶回南京探监。1937年8月陈独秀获释出狱时，陈中凡亲自去监狱把陈独秀接到南京自己的家中住了半个多月，然后送至四川江津。其二是著名的词学家唐圭璋幼年父母双亡，生活十分贫困，是由梁启超推荐的穷苦学生。陈中凡当时是其系主任，被唐圭璋夜以继日的苦读精神所感动，亲自为唐圭璋安排勤工俭学，并请他到自己家中做家教，待之亲如兄弟，使唐圭璋终生难忘。其三是为了纪念和学习鲁迅，供研究鲁迅者参考，陈中凡在1976年7月曾写过一篇回忆鲁迅的短文《鲁迅到西北大学片断》。在这片断回忆中，陈中凡对鲁迅善于讽刺旧社会及统治者的描述十分传神，足见他对鲁迅了解之深刻。 

      粉碎“四人帮”时陈中凡已是近90岁的老人，但他和全国人民一样，精神振奋，欢欣异常。他从1978年至1980年还是每年去北京一趟，参加全国政协的全体委员会议，并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关心和参加讨论国事。1980年，他在北京参加会议时，应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之邀，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一书撰写了“自传”，其中有这样两段话表达了他的心声；“我决心以有生之年，竭尽绵力，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作贡献”；“学校的党政组织对我们老教师关心照顾无微不至。比起旧社会老人的晚景凄凉，时有失业之虞来，我内心充满了幸福感，热切希望我国广大的社会科学教育工作者，安定团结，朝气蓬勃，在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同心同德，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他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图书、字画、古物等分别赠送给自己任教的南京大学及南京博物院，又把自己建造的三幢房屋赠送给国家办大学。

     1982年7月22日，陈中凡病逝。他的追悼会由江苏省政协主席包厚昌主持，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致悼词。悼词中说：“陈中凡教授的逝世是我国教育界、学术界的一大损失。陈中凡教授一生追求光明与进步。他服务教育事业的奋发精神，他耕耘学术园地的刻苦精神，他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