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6日，毛泽东在重庆以《七律·长征》赠柳亚子，没多久，又笔录1936年的旧作《沁园春·雪》，赠送柳亚子。《沁园春·雪》发表后，重庆各界为之震惊。蒋介石坐卧不安，遍请词学高手，试作新词，以期压过毛泽东。其中，也请了词学家唐圭璋先生。1988年，唐先生为立遗嘱事，约笔者长谈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生平往事，其中就有这件事。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煞费苦心地暗中通知各地的国民党组织，要求会填词的国民党员每人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雪》，拟从中遴选几首在意境、气势和文笔上能超过毛泽东的，然后以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的名义公开发表，欲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压下去。

    当时的政治环境给唐先生造成很大的压力。因唐先生从1935年至1939年在中央军校任文史教官，不仅有军衔，还集体加入国民党，此时又是中央大学著名的词学家、教授，国民党当局岂肯放过他？而唐先生采取了保持沉默的态度，于是国民党御用文人的代表人物易君左亲自出马，找上门来。唐先生感到此事非常棘手，乃专程赴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陈中凡老师家中求教。

    陈中凡先生原名钟凡，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留校任教，是李大钊、陈独秀的学生，1922年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唐先生在此年夏考入东南大学国文系，成为陈中凡先生的弟子。后来唐先生虽跟从吴梅先生专攻词曲，但与陈先生依然保持深厚的师生情谊。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先生只身随中央军校西迁入蜀，最后到达成都。当他得知陈先生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后，经常在节假日到华西坝陈中凡先生家中拜望。陈先生喜欢唱昆曲，唐先生为他吹笛伴奏。在成都时，陈中凡先生曾告诉唐先生,1937年8月，陈独秀被释放出狱，他亲自用小汽车至老虎桥监狱把陈独秀接到阴阳营的家中居住。可见陈中凡先生对唐先生非常信任。现在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当然可以请教陈先生才能排解。

    陈中凡先生明确地说，毛泽东是中共领导人，你不能以“和词”名义批毛词；但易君左是有政治背景的，是奉命而来的，你不可贸然拒绝，可以近日教务繁忙，恳请宽限时日，待毛泽东返回延安时间稍长，此事就会逐渐淡忘，他们就不会催稿了。

    于是唐先生遵照陈先生的意思写信回复易君左。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易君左也未就此罢休。时光流转到1946年6月，唐先生在校接到易君左的来信，命题约稿。为此，唐先生经陈先生指点写第二封信回复。

函云：

君左仁兄先生：

前在校时曾奉六月廿六日手书，嘱为《中国之词》一文，本拟勉应尊命，奈系务及新生考试事先后萦心，遂致不获稍安握管，有负雅望，惭歉奚如。今小休此间，如可宽假时日，当及此补过也。匆复。并颂著安。

弟唐圭璋顿首，八月四日

    唐先生为此得罪了当局。不久，中大迁宁复校，先生回到南京。那时中文系主任伍叔傥告诉他已被中大解聘，永不录用。这样唐先生即遭失业。同学卢前介绍他到南京通志馆当编辑，然工资微薄，生活艰难。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到处奔波兼课，其中有金陵大学和市一中等校，而户籍问题也拖了一段时间才落实。

直到1948年底，伍叔傥逃往台湾，胡小石先生出任系主任，邀请唐先生回母校教书。1949年初，他才回到中央大学中文系任教。这个长年埋藏先生内心守口如瓶的隐秘，如果不是为了立遗嘱并委托笔者为执行人之一，恐怕他还不会吐露出来。顺便提一下，唐先生所立遗嘱，并非我的杜撰，更不是伪造，而是当着公证处公证员严××的面，在遗嘱上签名、盖章。

值得一提的是，唐先生虽因拒批咏雪词而遭受失业的痛苦，但从不后悔。他曾经说过，如果我填词作文诋毁咏雪词，留下白纸黑字，铁证如山，那么解放后就成了重大的罪孽，倘能躲过“反右”，也逃不脱“文革”的灾难，早就不在人间了。这是唐先生坎坷命运中的一段历史碎片，是不容置疑的。

 《沁园春·雪》手迹

转自《扬子晚报》2012年9月2日 B6/人物·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