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陈中凡先生是我县上冈镇人氏，出生于1888年9月22日，今年是陈先生诞辰125周年，为此本网特地编发有关稿件，以资纪念。

今年是我国著名学者陈中凡诞辰125年周年。陈中凡出生于建湖县上冈镇北七里庵，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是北大文科系哲学门首届毕业生。陈中凡成名于1920年代，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这一门学科的开山之作，他兴趣广泛，在哲学、文字学、文学史、艺术史、国学、戏剧尤其是昆曲、教育学等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是公认的超一流学术权威。他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多所名校任教，解放后一直在南京大学任教授。不过，“文革”一来，陈中凡的这些桂冠一下子变成荆棘编成的“高帽子”，红卫兵小将们变成了一群翻眼睛猴子，六亲不认，把年近八旬的陈老先生一样地押上审判台，狠批一通。陈中凡学识高深，为人率真，这两样在人妖颠倒的“文革”期间，还收到了奇特的护身效果。

捐书

陈中凡一生追求进步。早在1903年就读镇江承志学校时，就加入章太炎的反清复明的“光复会”，抗战期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后来更是认定中国共产党。（姚柯夫《陈中凡教授传略》）国民党政府逃台时，时在国民党空军运输大队任飞行员的四儿子陈镜问他是否去台湾，陈中凡斩钉截铁地说：“我死也要等着中国共产党来！”他的举动也促使其陈镜毅然起义。（陈惺陈旭陈辉《追忆父亲陈中凡》）解放后，陈老发自内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更好地为人民贡献力量。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他搜集了许多珍贵的书籍、书画、甲骨等，解放后他多次向国家捐出珍本善本。

“文革”风潮乍起，南京大学的造反派高举扫“四旧”大旗，陈老这个头名学术权威自然首当其冲。本来小将们一心要打条“四旧”大鱼，也好趁机捞上几个善本、几幅古代字画。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陈老在扫“四旧”的烽火逼进时作出一个决定，把自己家中尚存的图书、字画、古物等尽数捐赠给南京大学图书馆和江苏省博物馆。（蔡尚思《中凡真不凡》）扫“四旧”队伍闯进清晖山馆一看，才发现陈老家中只有当时最时兴的革命书籍。陈老也正好向“小将”们表述自己把珍贵之物捐给国家，表达自己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一片赤诚。扫“四旧”队伍竟无意料中之收获，大失所望，穷追硬挤，恼羞成怒，哪里还听得进陈老这些讲述，他们气急败坏，责令年已八旬的陈老每天到南京大学去学习。陈老并不向小将们乞求关照，每天从住所出来，拄着手杖，走一路歇一路，在路上从不与熟人打招呼，在他倒不是有什么羞愧，而是出于自爱，不想给别人和自己带来麻烦。（孙洵《陈中凡先生印象记》）

放歌

陈老早年受曲学大师吴梅的影响很大，对昆曲可谓痴迷一生。早在1930年代，陈中凡在东南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时，便将吴梅从北大请来主讲戏曲史。吴梅要求学生对昆曲要知音识谱，能演会唱，陈中凡十分赞赏这样的教学方式，后来他在暨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又特聘昆曲家俞振飞到校开设昆曲课。1956年，昆曲《十五贯》轰动一时，周总理盛赞该戏的改革创新，说：“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陈老受此鼓舞，力主在南大恢复吴梅的教学传统，请来昆曲名家为研究生开设昆曲课。陈老身体力行，自己也常常粉墨登场，他在《贵妃醉酒》、《长生殿》中扮演的唐明皇，深受行家和师生们的赞赏。（吴新雷《陈中凡先生学行记盛》、  董健《陈中凡先生逸事》）

“文革”初起，陈中凡象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认为是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对于他们来说，对旧文化进行革新，那是理所应当的，而且这也是他们努力在从事的工作。赞赏当然很快陈中凡就知道，事情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他十分喜爱的昆曲研究被中止，与弟子们同台度曲的佳话也被作为“封资修”的例证受到红卫兵无情的批判。（董健文）但陈老对艺术的认真精神却一直保持着，并未受到影响。中文系师生集队唱《东方红》等歌曲，陈老并不滥竽充数，像唱昆曲那样激情放歌，每每大家唱完了，还听他一个人拖着长长的尾音。因为他耳背，不知别人已经唱完，只是坚守着自己所习的节奏。（董健文）红卫兵小将有气没处发，因为陈老并不错，而是大家唱着唱着就马虎随意了。

应试

1967年，北京兴起的“考教授”之风，迅即袭遍全国，各地高校红卫兵想方设法对名教授进行突然袭击式的考试，目的就是要让这些学术权威丢档挂相。当时有部电影《》曾津津有味地记录了这样的场景，这实在是天下笑谈。

据陈老的学生董健回忆，当时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造反派”受北京考教授之风的影响，也出题考教授。这种考当然是带有明显的刁难意味，无法与正常考试同日而语。“小将们”用来考陈中凡这些研究古典文学教授的题目，是他们自认为最熟悉而又能难住教授们的毛主席诗词与革命样板戏。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陈老是一个非常客观同时又是非常包容的学者，他一生研究古典文学，但对文艺上的最新动态历来十分关注。再说，他是一位戏剧史研究专家，样板戏的前世与今生他了然于心；他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诗人，对毛主席的诗词更是知之颇多。这样的题目，自然是难不住他，考场上陈老对毛主席诗词倒背如流，解释与分析娓娓道来，而样板戏的介绍与讲述如数家珍，几乎考了个满分。“主考们”只好决定，考试成绩不予公布，说是不能长了敌人的威风。没想到，陈老倒不依不饶，亲自找到主考官，坚决要求公布。自然被造反派一顿训斥。但陈老事后谈起这次考试，总是那孩子般的得意与骄傲。

吃“忆苦饭”

“文革”期间经常会搞一些“忆苦思甜”活动，一般都是先吃“忆苦饭”，大多是用米皮糠、老菜叶、豆腐渣、豆饼等煮成，然后再吃思甜饭，大多也就是一只肉圆一碗白米饭。只是对待所谓阶级敌人时往往就只有“忆苦饭”可吃。

有一次，“造反派”组织南大中文系全体教师到雨花台接受阶级教育，便安排了一个节目“吃忆苦饭”。他们在附近的养猪场里煮了一大桶杂不豆的忆苦饭。陈老当时已是八旬老人，但身体很好，年青时的胃病当时也已经痊愈，满满一碗的忆苦饭，被他三下五除二吞下去了，而那些红卫兵小将则一个个如同吃苦药一样难以下咽。陈老心中暗自发笑，他擦边球擦嘴，亮出空碗，说：“再来一碗！”小将们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年轻时就吃过，觉得好吃！”一句话激怒了这些小将，说：“这老家伙，盐城大地主出身，年轻时怎么可能吃过这些，这是什么态度！”于是一顿痛批。可是批完了，陈老硬是又吃了一碗，颇似无言的抗争与示威，搞得小将们哭笑不得，也不想和这个老权威纠缠，免得逼他们再吃一碗。（董健文）

出馆

陈中凡成名较早，又甚为勤奋，任教薪金与著作稿酬颇丰，不过因为他喜欢收藏，更重要的是他甚重亲情、友情与师生之情，一生中资助过许多人。比如他的恩师刘师培晚年困顿，最后医药、安葬费用均由陈中凡主动担当。陈独秀也是他的恩师，陈独秀被国民党多次逮捕，陈中凡不惧当局淫威，前去探监，上下打点。1937年夏天，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陈独秀，陈中凡将他按到寓所清晖山馆居住，热情款待，诗文唱和，在他看来如此可慰恩师之心，也尽自己为生一片情。（梁淑安《清晖耀千秋》）

1935年陈中凡一生奋斗，终于在南京南阴阳营建成了一所花园洋房，名之曰清晖山馆。正是在这座山馆里他勤勉地从事着文化耕耘，为中华文化培养一批的人才。抗战爆发，陈中凡毅然抛弃自己钟爱的清晖山馆，随校西迁，直到抗战胜利才又回到山馆。此后，陈老便不管小楼之外“昏旦变气候”，自己尽情享受着“山水含清晖”，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了“八十新学艺”，把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戏曲、通俗小说，用新时代的眼光去从事开创性的工作。“文革”中，陈中凡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自然小将们不愿让他还在山馆里安闲地享用清晖，“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一下子成为遥远的奢望。山馆被上下抄查，主体被占作这些草头王的所谓司令部。对于这一切陈老泰然处之，他与那些捆扎一堆的字画书籍同居中一室。友人、学生前来探望时，陈老绝口不谈文革之事，更不谈及自己所受之冲击与心中的屈辱，而是一起赏玩字画，忆念旧情。（王永健《宣雅教于上庠兮，实冠冕于人伦》）

对于“文革”，陈中凡先生起始坚信这是中国共产党一项有益的探索，但他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良心与热诚。红卫兵叫三名三高人物主动减薪，陈老并不愿意落后，在烈日下排队表态，登记减薪（董健文），从此一直拿着八折的工资（姚柯夫《陈中凡年谱》），但当那些外调人员想从他口中索得罗织罪名的所谓证据时，他则对外调人员一推了之，而对被调查的确友人与学生倾尽关心。（王永健文）一直在山馆照料他的长子陈冏夫妇，被下放到苏北宿迁，陈老心中非常难受，生活起居很是不便，但他在与儿女和友人的通信中，却总是那么乐观豁达，不想因此而让大家担心与难受。（孙洵文）用今天的话来说，陈老给我们传递的总是正能量，也许这就是陈老的《自传》中不言文革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