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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标独见之开山巨作(施淑成)

——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述概

发布日期:2013/9/19 9:44:33  阅读:1911  【字体:
 

 

陈中凡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的一位鸿儒大德,尤其是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方面更是首屈一指的超级权威。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蔡尚思先生在纪念陈中凡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中凡真不凡》中评价道:“陈中凡教授不失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类著作的开山祖师或首出权威。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出版于1927年,由中华书局印行。十年后,这一方面的专家如郭绍虞、朱东润、罗根泽等,无不受了他的影响而各写出一部同类著作。因而郭绍虞等对陈先生是念念不忘的。”(学林清晖第61页)朱东润先生后来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他在亲笔书写的《中凡先生悼词》中这样说:“中凡先生文章学识,绵当今第一流,其所作《中国文学批评史》,卓见所识,后来者虽踵事增华,卒未能越其范围也。”(《清晖山馆友声集·附录》)

 

陈中凡先生认为批评文学,便是“考验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西方学者的文学批评的方式大致有五类,即指正、赞美、判断、比较及分类、鉴赏,而陈先生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及现状,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十二种方式:(1)归纳的批评。将各种特殊的文学,加以说明及分类;(2)推理的批评。借归纳所得的之结论建立文学上之原则及其原理;(3)判断的批评。以推理的批评所得之原则原理,估量各派文艺之价值判断其优劣;(4)考订的批评。订正作者原著之误谬,鉴别其真伪并加以取舍;(5)历史的批评。叙述作者之生平与其著述之关系,更推论作者之著作思想与其时代环境之关系;更旁征其所受于前人、时人之影响及家庭、种族之熏陶,以资论断;(6)比较的批评。分别作者或作品属于某种、某派而加以批评;(7)解释的批评。以一己之意见解释各家作品;(8)道德的批评。主张人生的艺术派者,每以道德为批评之准的;(9)审美的批评。主张艺术的艺术派者,则以审美为批评之准的;(10)印象的批评。对于作品所得之印象,发为读后感焉;(11)欣赏的批评。就作品中之优点,加以欣赏而以公正之眼光进行批评;(12)科学的批评。纯采科学的方法搜集材料,加以比较和评论。陈中凡先生认为,这十二种批评方式中,归纳、推理判断三者,为一切批评之基础,而历史阶段的批评则又最适宜于研究,这种历史的批评不能“仅综合其时人之意见,参以己意”,也就是说必须对于古今各派文艺,进行衡量比较,作“精审之批评”。在这十二种方式中,陈中凡先生最为推崇的则是解释的批评,在他看来“此类批评无殊创作,最宜取法”。这里所说的解释,并非通常语义,而是解释学(诠释学、阐释学)范畴内的意义,即以一定的哲学(含美学)理念对文学作品的意义进行理解与解释。这种诞生于古希腊的学科,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是在十九世纪,在上世纪初正是其向现代解释学发展的时段,而陈中凡先生可谓慧眼独具,特别地看重这样的批评方式,这与他的哲学情绪恐怕有着直接的关系。而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主要是以归纳的批评、推理的批评、判断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为主要方式,虽说由于是写史,不能尽展解释之功力,但正如陈中凡先生在该书第二章中所云“敢标独见以示人”。

 

陈中凡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确实是一部敢标独见的巨作。它明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之演进与脉络,明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典籍与大家,明定了中国文学批评的走向与取向,明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引导与推动。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中国文学批评(文学评论)虽然不象西方早就形成独立学科,但陈中凡先生认为,“古人对于文艺欣赏之余,未尝不各标所见,加以量裁”,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特别是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两部专著,都可谓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与代表,但从一个学科来说,缺乏专门学者,著述或失之于短杂,或断代为书而不能博综今古,或零星破碎,总之“概无统系可寻”。这样陈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第一大任务就是综观古今,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分期。陈先生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九期。第一期周秦批评史,这一时期以孔子、卜商(子夏)、孟子、荀子对《诗经》的评论为核心。第二期两汉批评史,这一时期重点在司马迁的文评(诗、史与离骚)、扬雄的赋评、班固的诗赋评和王充论文。第三期魏晋批评史,在陈先生看来这个时期的曹丕、曹植、应玚、陆机、挚虞、李充、葛洪等人的论文评诗之作,可谓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嚆矢”(开端、先行者)。第四期宋齐梁陈批评史(南朝批评史),陈先生认为:“魏晋文论虽较盛前世,然斯时文学犹未尝别自成科。自宋文帝于儒、玄、史三馆外,别立文学馆,由是文学特立一科”,而“中古批评之风,莫盛于斯”,正是基于这些判断,陈先生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独立为一期,对范晔的文评、谢灵运的文人评、沈约的声律说以及萧统、萧纲、萧子显、江淹等人的文学批评学说作了一一介绍,刘勰的《文学雕龙》、钟嵘的《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双璧,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评述内容。第五期北朝批评史,重点评述的是颜之推《颜氏家训·文论》。第六期隋唐批评史,此一期分为隋代、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个阶段,隋代重点评述了文风由浮华靡丽转而务实朴直继而再度浮华靡丽的过程中,文帝与炀帝的作用。初唐主要是授课据成于其时的《晋书》、《梁史》、《陈书》、《北史》、《周史》中的文学批评,评述初唐人的文学眼光。盛唐重点评述了李白的复古说、杜甫的清新说和刘知几的史评。中唐评述了韩愈诗文评论,柳宗元、李翱的文评,皇甫湜文人评,元稹论乐府诗,白居易论诗义。晚唐突出评述了尚格律、重神味两大文学取向。第七期两宋批评史,诗评方面重点评述了张戒、陈严肖、胡仔、严羽、魏庆之、姜夔等诗话,词评则重点评述了王灼、张炎、沈义父、李清照等人的词评,骈散文重点评述了陈骙的《文则》,并对宋代古文的取向作了评述,即载道说、明理说、广识说、博学说、养气说等。第八期无明批评史,诗评重点评述了李东阳、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及公安派及竟陵派的学说,骈散文评重点评述了王惧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人的学说,词曲评重点评述了失权、沈德符、王世贞、吕天成、徐渭南、王骥等人的学说。第九期清代批评史,诗评部分重点评述了王士祯的神韵说、屈复的寄托说、王士祯和赵执信的声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词曲评部分重点评述了徐、毛奇龄以及浙派朱彝尊、常州派张惠言等人的学说;骈散文评则重点评述了桐城派、浙东派、仪征派、魏晋派的学说。

 

就中国封建时代来看,文学的发展趋势应该说确实较明显地依赖于政治的发展,因此陈先生的文学批评分期以朝代为主线是体现了中国特点,而另一方面陈先生非常关注文学本身的规律与文学批评的特点,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中国文学自觉的重要时期,分作三期详加论述。陈先生的这一分期,影响至深。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重要地位。陈先生在《历代文学之义界》一节中这样论述:“汉魏以前,文学界域至寞,凡以文字著之竹帛,不别骈散,有韵无韵,均得称之为文也。至晋宋以后,文笔之辨乃起。……有情采声律者为文,无情采声律者谓之夂,故文学之界画,自南朝而始严也。……降及唐人,以笔为文,文章之界又复漫漶……仍思严定文界,从南朝之旧说也。挽【晚】近学者,或以文为偶句韵语之局称,或以文为一切著竹帛者之达号,异议纷起,旋无定论,进观远西学者之持说,亦未尝不如是也。”在第六章《魏晋批评史》中陈先生作出了这样的论断:“中国论文之有专著也,始于魏晋。时人论文,既知区分体制为比较分析的研寻,又能注重才性,盖彼等确认文章有独立之价值,故能尽扫陈言,独标真谛,故谓中国文论起于建安以后可也。”

 

萧统《文选》别具眼光。陈先生在第七章《宋齐梁陈批评史》中对萧统的《文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昭明叙《文选》,别文章于经史诸子以外,独以沉思翰藻为文。”尤其对推崇萧统对陶渊明的评价,认为是独具慧眼。他说:“陶诗平淡质直,齐梁人无称之者。故《诗品》抑置中品,称其‘笃意真古,辞兴惋惬,’,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惟取其‘欢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二语,谓为‘风华清靡’,于‘采菊东篱’之句,反存而不论,知其所赏者在彼不在此也。昭明独识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超众理’。不群谓其异于凡俗,精拔谓其真挚高超,诚确论哉!古人赏陶诗者自昭明始。”

 

《文心雕龙》与《诗品》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双璧。刘勰《文心雕龙》陈先生认为,“其上卷注重比较分析,下卷言原理、原则,视近世归纳的及推理的批评,颇有同符。”并对其批评标杆准概括为七条:(1)尚自然,以齐梁之文侈言用事,转成穿凿,“刘氏矫之,首明自然”;(2)重情性,南朝之文,日趋缛丽,刘氏认为“矫正之道,莫重于情性”;(3)验性习,陈先生评述云:“性属先天,习由人力,文章所以宣情达志,当知作者之个性及其学养,帮榷论文辞,则性习二者宜加之意焉。”(4)觇风会,即文学盛衰与世事治乱、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盖世治则心泰而声乐,世乱则心戚而音凄”;(5)尚声律,刘勰力主自然,但对声律仍给予相当重视,对此陈先生充分肯定;(6)论骈偶,刘勰认为古代偶语势出自然,非出于于矫揉造作,文章能达意,则不必句度整齐,陈先生对刘勰此说充分肯定,认为“明奇偶所施各当,不必泥于定格也。其言最为圆通,信足解偏执者之烦惑矣”;(7)辨文笔,认为“刘氏所论,虽文笔并包,其界画终未尝混淆”。对于钟嵘《诗品》,陈先生认为“其批评当时文学之卓识,有足多者”,概括为七个方面,(!)反对声病;(2)反对用典;(3)反对说理;(4)诗人品弟及其派别;(5)诗学流变;(6)总述五言大家;(7)论四言五言利病。

 

永明声律论之失。永明是南朝齐开帝的年号,其时文学巨子沈约倡声律之说,谢朓、王融等共为推动,遂形成所谓永明体。永明体追求的是什么呢?“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陈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声病之说既昌,律体之制斯众。影响所及,迄于隋唐,文则渐成四六,诗则别为近体,各铸定型,而文人才性由是汨【汩】没矣。”对永明体的批判,体现出陈先生的真知卓识。

 

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可谓简约而不烦重,明捷而不闪烁,深刻而不奥难,确凿而不虚妄,流畅而不窒碍,宽容而不固执。

 

简约而不烦重。唐代是中国文学繁盛之期,尤其唐诗,而文学批评在唐代的发展脉络是怎样的呢?陈先生可谓要言不烦,“初唐无批评家,论文专著不可复得。……务求其旨深调远,词巧理当。初唐评文之趋势大抵若是也。”“盛唐文学骤革前规,浮丽之风,渐归朴茂,其风气实开于武周之世,而陈子昂倡其首焉。”“唐初文学,自陈子昂崛起江汉,锐意复古,卢藏用、富喜谟、吴少微等和之,属辞皆以经典为本,文体一变。然其流犹未盛也,当开元天宝间,萧颖士、李华、贾至等出,文字多崇尚古学,效法扬雄、董仲舒之述作。时元结、独孤及、梁肃诸子以气类相应,并欲自振于一时,而后古文之规模具矣。韩柳继起,风气丕变,上述诸人实导其先河也。”“晚唐诗文专尚格律,其评文之作,亦津津以格律为言。”

 

    明捷而不闪烁。关于儒家的文学观念,陈先生历述了孔子、子夏、孟子、荀子诗文之评论后,说:“其时既无批评专家,更无批评专书,实无批评学之可言,故就其议论所及,约略述之。其批评文学之准的,不外二事:一、施于礼义,求其无邪;二、合于乐歌,贵乎中声。凡此均儒家之偏见,儒家盖以文章为缘饰礼乐之工具,不认其有独立之价值也。”既明定周秦时代无批评学,又明言儒家评价文学(诗)的两大标准,同时更认定儒家的偏见及其来由,正在于未能发见与肯定文学的独立价值。葛洪世多以为道者,其实外道而内儒。其著作《抱朴子》中关于文学批评方面的观点,刘勰《文心雕龙》未能予以重视,陈先生由其《钧世》、《尚博》、《辞义》、《喻蔽》、《百家》等篇中概述其重要的观点,主要有:不可贵远贱近;今实胜古;尊子书,忽文艺;文各有弊;文宜繁富。对这些观点陈先生也都作了直截了当的评述。如今实胜古,陈先生评道:“贵古贱今,学者通病。葛氏主文学为进货的,实有创解,非拘墟者所敢言也。”对其“尊子书,忽文艺”的观点,陈先生评曰:“盖注重说理之散文,忽视抒情之诗赋,主张广义文学者也。”

 

深刻而不奥难。司马迁《史记·自序》中有一段著名的议论,曰:“夫读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皆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陈先生在第五章《两汉批评史》中分析曰:“谓‘诗书义微言约,欲遂其深思’,排除一切,独以发愤抒情为文,则史公之独见也。”对于司马迁《屈原传》中论《离骚》的观点,陈先生评述曰:“畅论屈原发愤之原因,及离骚之价值,而以”文约,辞微,志洁,行芳“八字赅之,可谓形容尽致。……史公之于屈原,以觅食其深者矣。”

 

确凿而不虚妄。第十章《两宋批评史》中,陈先生指出其时鲜明的特点:“文体至两宋而日繁,评文之风,亦至宋世而丕著。当时韵文,诗歌以外,更有词曲;无韵之文,骈散两体外,更有评话、语录等语体,章回小说亦应运而生焉。文章体制既日益增多,批评之风,遂分途并进,不复如前世徒为概括、抽象之辞矣。”这样鲜明的观点,来自于确凿的证据与深刻的分析。对于两宋批评史,陈先生分从诗话、词话、四六话及散文评论四个方面来评述。诗评中列举了《四库提要》甘肃的34种宋人诗话和诗文评类存目中的十种宋代诗话,“采撷菁英,汰除糟粕”,重点评述了张戒的《岁寒堂诗话》、陈严肖《庚溪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严羽《沧浪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姜夔《诗说》六种。

 

流畅而不窒碍。刘知几的《史通》,陈先生认为此书“商榷史文,研核义例,于叙事之纲纪,立言之梗概,详加刊正,立之科条,足与《文心雕龙》齐称”。对其论史体分为论编年体、纪传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论叙事则分为真叙其才行者、惟书其事迹者、因言语而可知者、假赞论而自见者,以及论用晦、论词藻、论摹拟、论言语,将《史通》精髓与要点条分缕析,了然叙出。

 

宽容而不固执。第十二章《清代批评史》评述王士祯的神韵说、屈复的寄托说、赵执信的声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皆述其原委与辩论,举其代表人物与代表主张,评价既明各说之特点,又指各说之弊端,然而态度却是甚为平和与宽容。如沈德潜之格调说,以为“古体必宗汉魏,近体必宗盛唐,元和以下,视为别派”。对于此说袁枚驳之:“学者宗师自有渊源,至于性情遭际,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不变不足则不足以为唐,不足以为宋也。”陈先生论云:“夫格调诚学古者所宜重,然拘守迹象而不知变通,则依傍门户,皮傅自矜,亦何足与之言诗哉。

 

    陈中凡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乃此一学科的开山巨作,既代表着这一学科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而其本身也是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山。直到十年之后,才有同类著作陆续出版,而人们对这位荜路蓝缕者的感激自然是溢于言表的。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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