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凡先生原名陈钟凡，字觉元，号斠 玄。他早年曾就读于作为南京大学之源头的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又曾任教于作为南京大学之前身的东南大学、金陵大学，而从南京大学在一九五二年定名之时起，他就是该校资深教授，直到一九八二年以九十五岁高龄逝世，他可以说是南京大学历史的见证人。一九六二年我考取他的研究生时，他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他和师母将我们几个晚来的入门弟子视同“老生儿”，特别关心和爱护。陈老人老心不老，学者之志总是那么坚强，每谈及学问之事，听那口气，看他那一个个计划的安排，似乎他才三四十岁呢。热情、正直之外，我们常常看到他那孩子似的天真可爱之态。有些事几十年过去了，还一直留着活泼泼的印象。

“三不”与“三书”

　　陈老是一位爱国者，政治热情也颇高，但他的人生信条是“三不”与“三书”：不做官、不纳妾、不吸烟，以读书、教书、著书为终生乐事。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的“三不”与“三书”不大放在嘴上讲了，但其精神内涵还时时表现在对我们几位弟子的教诲中。尤其当他藏否人物的时候，譬如谈到某某人（往往曾是他的学生）做了官，总是掩盖不住那种惋惜之情或鄙夷之意。就说他那所花园洋房的私宅吧，名曰“清晖山馆”，以陈拾遗老人的手书刻石镶嵌在大门右侧，昭昭然向世人表露着他对一种文人品格的追求。不与世事、清高放达的阮籍有诗云：“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官途屡挫、死于非命的谢灵运亦有诗曰：“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中凡先生喜爱“清晖”的神韵和意境，正是对他的“三不”与“三书”的一个带有诗意的注脚，说明他所追求的文人品格是：清心寡欲、人格独立、精神自由。这种人生价值取向，显然来自北京大学。中凡先生一九一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叫哲学门），留校任预科补习班国文教员。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对他影响很大。蔡校长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大学是研究学问、养成学者人格之地，不是取得做官资格之所，教育的政治化与学者的官僚化，是他所坚决反对的。蔡校长提倡“止谤莫如自修”，在师生中发起组织进德会，奉行“六不”信条：“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吸鸦片”，并以读书、教书、著书为终生乐事。中凡先生是进德会的忠实成员，他的“三不”便是从“六不”化成，“三书”则是直接赓续着进德会的主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陈老把“不做官”改成“不入党不做官”，因为当时要做官必先入国民党。

与省主席话不投机

　　蔡元培捍卫大学的独立性，反对政党或政府干涉校政，这一思想也对陈中凡先生影响颇深。陈老不到三十岁即成名，当过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之前身）文科学长。一九二八年他任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次年任文学院院长。他邀左倾进步人士如许德珩、李达、邓初民等任教授，造成很大社会影响。教育部高教司向他提出警告，他不予理睬。当当局进一步干涉校政之时，他便愤而辞职了。

　　陈老最瞧不起那种在当官的面前俯首贴耳、低三下四的文化人。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他很欣赏这句话，认为这是孟子高于孔子的地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孟子身上有一种文化人的独立品格。陈老的《五十生日自述》曰：“暇便高吟乐便歌，漫将身世怨蹉跎。廿年浪迹恩仇少，半世罗卷轴多。心比蝉清惟饮露，梦断欧鸟每惊波。古人五十知天命，壮志犹怀逐日戈。”这正是他的“三不”、“三书”的写照。就是这样一位“清晖山馆主人”，曾叫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十分难堪。一九三四年，陈老赋闲在家，省主席陈果夫约见他。中凡先生到时，陈果夫适有事外出，由弟陈立夫热情招待，稍候片刻，陈果夫至。客气寒暄一番之后，省主席要陈中凡支持江苏省的教育事业，表示要聘他当省教育厅长。中凡先生当即以“三不”信条相告，拒绝了省主席的“好意”。为了扭转这尴尬的局面，陈果夫说：“陈先生的家乡盐城，学校多，教育素称发达，这也是我们江苏省的光荣啊。”

　　“不过——”陈中凡对这位大官的粉饰太平颇为反感，冷冷地笑了一笑，说：“我们盐城不光学校多，在上海拉黄包车、当野鸡的也很多。”他的意思是说，盐城受苦受穷的人多，他们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

话不投机，不欢而散。陈果夫叫手下人通知首都各校，不准聘用陈中凡这位自由主义者。

与新旧各派均有交

　　陈中凡受蔡元培的影响，不论做学问还是交朋友，均持“兼容并包”的态度。他在北京大学学习与任教期间，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师培、黄季刚等新旧左右各派人士均有交。他与陈独秀私交甚笃，但按照他的“三不”主义，并不参加陈独秀组织领导的党派政治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前，陈独秀在南京被保释出狱后，在陈中凡家住了一个多月。那时的陈独秀，一方面早已被中共开除，一方面又坐了国民党的监牢，对革命前途十分悲观，个人情绪也很颓丧。他天天在陈中凡面前发牢骚，骂国民党，也骂共产党。但陈中凡只和他谈学问，谈友谊，不谈政治，不谈“党务”。陈独秀把在狱中同居的潘女士带到陈中凡家住。陈中凡热情照拂，临别时劝他：“你那党务，我看不要再搞了。”几年之后，陈独秀病死于四川江津，陈中凡发表文章悼念他，还写了一首充满感情的诗《哭陈仲甫》。

　　陈中凡与李大钊的交情也很深。在他担任北京女高师国文部主任兼教员时，革除学校封建保守习气，邀请北大新派教授（如李大钊、胡适等）与“国故派”教授（如刘师培、黄季刚等）来校讲课。李大钊讲“社会学”与“女权运动史”，新理论、新方法颇受欢迎，陈中凡与他的个人友谊也加深了。后陈中凡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仍与李大钊有书信往来。一九二七年李大钊被军阀杀害，陈中凡闻讯大悲。一九三七年，李大钊牺牲十周年，陈中凡有《纪梦》一诗，表现了他对旧友的敬仰与思念。诗中记他在梦中与李大钊见面，“共执手兮道故，情抑塞兮忿捐。”待到魂骇梦醒，仍伏枕情牵。

师生同台度曲

　　陈老晚年专攻“中国戏剧史”。在我大学三年级时（一九六八 0 年），他与钱南扬教授一起为我们开出了“中国戏剧史”一课，陈老讲秦乐舞到元代杂剧部分，钱老讲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戏剧是综合艺术，二老授课并不仅仅停留在文字功夫上，他们都会唱，钱老还会表演。陈老讲课十分认真，讲到得意处，手舞足蹈。听老班同学讲，他有一次讲《西厢记》，唱起“佳期”一折的“彩云开，月明如水浸楼台”一段，运腔吐字用力过大，以致把一口假牙全喷出，但他从满是粉笔灰的讲台上拾起假牙，用手帕轻轻一擦，装进嘴里继续唱，引起哄堂大笑。

　　陈老晚年喜欢唱昆曲，曾把昆曲名家俞振飞请到家里来授艺。凡是他的弟子，必须习唱昆曲，不及格者不得毕业。在他的弟子当中，吴新雷唱得最好，深得俞振飞嘉许。一九六五年，在全校欢送毕业生的文艺晚会上，大家要求陈老唱一曲。时年七十八岁的陈老邀他的弟子梁淑安女士同台清唱《长生殿》“惊变”一折的“携手向花间，暂把幽怀同散”一段，白发苍苍的陈老唱唐明皇，二十七岁的梁女士唱杨贵妃，由师兄吴新雷吹笛伴奏，成为了一次有很高文化品位的业余演出。事隔一年，“文革”开始。毛泽东关于戏剧的“批示”在报上公布，这次师生同台度曲的佳话，曾多次作为“封资修”的例证受到“红卫兵”的批判。

　　“文革”开始，经历过多次历史暴风雨的陈老师并不知道它的来头，甚至误以为是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红卫兵”叫“三名三高”人物主动减薪。陈老在大太阳底下排队表态，登记减薪。中文系师生集队唱《东方红》，陈老师不滥竽充数，他像昆曲那样放开喉咙唱，当全体已经唱完时，还听他一个人拖着长长的腔——他耳背，不知别人已唱完，由此可见其认真的程度。担提起他与梁女士同台度曲事，他并不认为自已有什么错。

“应试”与吃“忆苦饭”

　　一九六七年，从北京刮来了“考教授”风，各校“红卫兵小将”都想方设法对名教授进行突袭击式的考试，目的是出出这些“学术权威”的洋相。因为毛泽东说过，教授往往没有学问，又批评过过去教授们考学生是突然袭击，所以现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造反派”也来考教授了。考试题是当时“红卫兵”最熟悉最感兴趣的毛主席诗词解释、背诵以及“革命样板戏”的介绍与评析等。“小将”们想，你们这些“资产阶级权威”，只知道“封资修”，在这些崭新的考题面前肯定要大出洋相。他们哪里知道，陈中凡虽然一生研究古典文学，但对文艺上的最新动态向来是十分关注的。他本人研究戏剧史，对建国以后的戏曲改革直到“样板戏”是非常熟悉的。他本人又是古曲诗词的爱好者，能写一手很好的旧体诗，对毛主席诗词当然也是知之颇多的。这样，他的答卷，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几乎考了个满分。

　　“红卫兵小将”主考官们发现达不到出“权威”洋相的目的，决定考试成绩不予公布——哪能长敌人的威风呢！但陈老十分认真，亲自找到主考官，要求公布。结果被“造反派”以“态度不好”申斥了一顿。但陈老事后谈起此事，那得意与骄傲之情中总流露出孩子似的天真。

这次遭到申斥之后不久，陈老因为过于认真又遭了一次“造反派”的申斥。有一天，“红卫兵小将”组织中文系全体教师到雨花台接受“阶级教育”，其中有一个节目是吃“忆苦饭”。主其事者到附近公社的养猪场煮了一大木桶“忆苦饭”来，每人必须吃一碗。我当时也吃了一碗，说实话，对一个北方人或苏北人来说，那没有什么难吃的，不过是一些包菜老叶子加了麦麸、稻糠、豆腐渣煮成。陈老是盐城人，虽已年高八旬，但身体好，胃口也健，那满满的一碗，转眼间就被他吞下去了。他看看那些南方城市来的“红卫兵”娃娃一个个如吃药一般地艰难地吞咽着“忆苦饭”，不禁觉得好笑，也窃窃地得意。他觉得这些革命口号叫得震天响的青年不过是“银样蜡枪头”。于是，他擦擦嘴，亮出空碗，说：“再来一碗！”“小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年轻时就吃过，觉得好吃！”“小将”愤怒了：“这老家伙，盐城大地主出身，说他年轻时就吃过，这是什么态度？”于是，他遭了一顿痛斥。但陈老硬是又吃了一碗，那样子颇似示威。

转自《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