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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旧雨新知(4)（罗银胜）
为响应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乔冠华与陈家康、胡绳、杨刚等人撰写了不少文章，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43年6月和1944年3月，乔冠华在郭沫若主办的《中原》杂志上发表了《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两篇文章；陈家康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陈家康的用意是，以“唯‘唯物的思想论’”来形容教条主 义的 实质，以说明它之所以吓唬人起危害作用的原因。他们的这几篇文章发表，引起了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内部的争论。
特别是乔冠华写的《方生未死之间》，引得轩然大波。对此，多年之后，作者本人平静地回忆道：
《方生未死之间》这篇文章里涉及的问题很广，系统回答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大后方的进步作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党内(《新华日报》及办事处)的一些同志的指责。
这篇文章在一般的进步读者中间反响是强烈的。我记得当时远在福建的一批年轻的同志，曾经把这些文章和其他同志的文章收集起来，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做《方生未死之间》，还有胡绳的文章。还有几位我记不清了，小册子如今也找不着了。
这篇文章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也引起了一些反响，例如当时在昆明的闻一多先生，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不指名地响应了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来的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昆明日报》上。
党内的同志对我进行指责是集中在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的这样一个观点，即：作家要从生活当中吸收创作的源泉。可是在大后方并没有接触群众的自由。我在这篇文章里，片面强调了到处有生活这样一个观点。说实在的，这个观点尽管在当时的大后方，有这样的看法还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在大后方也应该强调，争取一切机会到人民当中去，从人民群众中体验生活吧。反正说我太片面了，你说到处有生活，不就可以不接触群众了吗?这是他们当时的看法。在这里我要附带讲一下，因为关于这篇文章当时有争论!在重庆办事处负责同志很多，周恩来同志到云南去了，好像人们在议论，董老在党内会上，公正地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董老对这篇文章究竟有什么意见，我不清楚，但是我负责地说一下，董老并没有在会议上公开给我提出来，也没有在私下和我说这篇文章有错误，这是历史事实，因为当时在重庆的同志参加这个会的都可以证明这件事。
几十年过去了，由乔冠华的这篇文章所引发的争议，早已尘埃落定。回过头来看，当时持批评态度的同志，不无偏颇。有人甚至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加以评判，更是有失公允。
平心而论，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不无暇疵，但是应该看到作者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出发，针对当时文化界的实际，阐述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不乏真知灼见。
乔冠华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胡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文章是有才情的，点刺 了文艺上庸俗而混乱的情况。为了加以呼应，胡风又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这篇文章的内容不够完备，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因而茅盾、叶以群、侯外庐等人表示了不满。
后来，问题提到了周恩来那里，他召集了胡风、茅盾、叶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 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和周恩来的协调，事态得以平息。还有一件事件不得不提，就是在郭沫若那篇闻名天下的《甲申三百年祭》的问世过程中，乔冠华功不可没。
郭沫若的这篇《甲申三百年祭》，是应乔冠华之约而撰写的，自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于抗日战争后期，这时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一党专政，拒绝进行任何民主改革，人民群众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毫无自由，更无民主。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家利用抗战大发国难财，通过横征暴敛使官僚资本急剧膨胀。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挣扎于饥饿和死亡线上，而国民党党政官员却贪污成风、廉耻扫地，不少人营私舞弊、胡作非为，在大后方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正所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大后方国统区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高压下，民生凋敝，民怨沸腾。1943年冬至1944年春，大后方各地以宪政运动为契机的民主运动日渐广泛地开展起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要利用国民党允许讨论宪政的时机，“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进一步”。
恰在这时，正逢朱明王朝灭亡三百周年。在这样的情势下，《新华日报》和乔冠华主编的《群众》杂志，都准备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1944年1月15日，乔冠华等人来到郭沫若寓所共商此事，商定了撰稿人名单。郭沫若与乔冠华本来就有交情，在他的敦请之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另外还拟信约“南明史泰斗”
“今年1月31日，收到于怀兄(即乔冠华)同月16日从渝都发出的一封信，说道：‘今年适值明亡三百年，我们打算纪念一下，沫若先生们都打算写文章，昨天在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将《新华日报》、《群众》关于“纪念明亡”的打算与安排向新史学阵 营的其他同志和朋友作转达。
郭沫若为写作《甲申三百年祭》，作了精心准备，反复修改。从
其中郭沫若文中有关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深刻教训的总结，对于中国共产党防止骄傲、反对腐败，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不久，中共中央就配合整风，印发了此文。毛泽东在延安向高级干部和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 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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