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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投身外交(1)（罗银胜）
由乔冠华带队并护送的民主人士于1949年9月顺利到达北平。
新中国的外交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新中国从诞生第一天起，其所展开的外交在性质上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第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在总纲第一条中规定，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是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国外交所服务的总目标。基于新中国诞生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带有根本的性质，因此一开始就强调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称之为“一边倒”。同时又制定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另起炉灶”的方针。“另起炉灶”方针有其对内和对外两层含义，即怎样处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与外国的现有关系和怎样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的问题。
关于旧政府与外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一般的国际贯例是，当一个国家发生政权更迭时，新政府继承旧政府与别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这是指一般的正常的国际关系而言。然而旧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根本不是正常的平等关系。在中国近现代百年屈辱历史中，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给旧中国加上了种种所谓“国际义务”。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各主要西方大国曾分别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在华条约特权，并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新约”以取代旧条约，但由于当时中国的战争环境以及旧政府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关系，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远未得到彻底肃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显然，对这样的关系如果不加区别全盘继承，将不利于新中国以全新姿态登上国际关系舞台。因此，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制定了一项重要外交政策，即新政府成立后不继承国民党政府同各国旧有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毛泽东主席将这项方针形象地概括为“另起炉灶”。开展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急需大批外交人才。对于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队伍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从本质上说，外交同军队一样，都是为了国家的独立与安全，为了造成国际和平环境，以利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因此，从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和新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需要出发，周恩来提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伍。”
这支队伍，应当像人民解放军那样，是一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队伍，是一支立场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纪律严明、有战斗力的队伍，是一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
那么，这些外交干部从哪里来呢?主要的来源是：一是原来在解放军做外事工作的同志，曾在八路军驻重庆、西安等办事处和驻南京、上海的中共代表团工作的同志，还有在军调部我方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如李克农、章汉夫、张闻天、王稼祥、王炳南、伍修权、乔冠华、宦乡、柯柏年、龚澎、陈家康、龚普生、章文晋、张颖等；二是从部队调集一批适宜做外交工作的同志，如韩念龙、符浩、耿飚、黄镇、姬鹏飞、袁仲贤、王勋平、谭希林、陈权亮、曹祥仁、倪志亮、彭明治等；三是从文化界和其他部门调集一些熟悉外事和国际问题的同志 ，如夏衍、戈宝权等；四是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大学生。
这样，一支包括五湖四海、经过战争锻炼、具有坚定立场和政策水平、年纪和专长层次不同的首批新中国外交队伍，就逐步建立和完备起来。新组建的外交部由周恩来亲自执掌帅印，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副部长是李克农、王稼祥、章汉夫。乔冠华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 兼任)，同时代行亚洲司司长职务(夏衍曾被任命为亚洲司司长，但当时在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因陈毅市长极力挽留未去外交部到任)，龚澎出任情报司(即新闻司前身)司长，与乔冠华成为一对典型的外交伉俪。
当时外交部汇集了从中央部委、军队和地方抽调的外交英才，
这就是原“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的老楼，建国之初，一切因陋就简，几次考虑，最后选择在此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部办公楼坐落在外交部街。在外人看来，名曰一条街，实际上是东单大街上一条典型的北京胡同。这条小胡同的一左一右并排着都是一模一样的标准小胡同，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而惟独这条有外交部的胡同，称之为外交部街，而不称外交部胡同。这里原称石大夫胡同。晚清时期，慈禧太后为了欢迎德国王室贵宾，一声令下，在石大人胡同，动工修建了这所土洋结合的宾馆式的楼房(即东楼)。这座贵宾楼建成以后，并没有迎来德国客人，也没再发挥它接待外宾的作用。不久便被启用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称“外务部”(即外交部)。辛亥革命以后，国民政府的外交部也设在这里。
这一古老的建筑，经过简单维修，便被征用为新中国外交部的所在地。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指出：“开大会表示成立，目的不是为了登一下报，而是为了彼此见见面。我们来谈一谈，我们在部里工作究竟有什么计划和打算。我们是外行人办外交。外语学校的同志主要地是学习外文，其他的少数干部虽然办过一些外事工作，但是把这些工作经验加以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成为一门学问，还差得远。关于外交工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斗争，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经验。抗战以来十多年，我们当然是有些对外经验的，但是经过整理，使它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那还没有开始。……
外交部成立以后，我们代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这是很重大的责任。在座的大半是30岁以下的青年，刚从学校里出来，没有做过社会工作，只有若干学生斗争经验，现在来到国家机关做事，一方面感觉到光荣，但另一方面也感到责任重大，战战兢兢。”周恩来转过话题，接着又说：“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阵营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关于新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周恩来概括地说，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 是斗争。 我们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换言之，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战略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外交人员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我们在外交工作上对帝国主义既要藐视，又要重视，这是辩证的。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对具体斗争我们必须要用心组织，好好地进行。这同打仗一样，我们稍不经心，就会打败仗。……但也不要怕它，否则就会处于被动，它就处处威胁你。
在讲话中，周恩来评论了国内外的外交部传统，提出了外交学中国化的设想，他说，苏联的外交学只能作为借鉴，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提供一些技术上的参考。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从慈禧太后到袁世凯到蒋介石，都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因此，他强调说：“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关于如何对待各国前驻华使领馆问题，周恩来重申了“另起炉灶”的精神，他说：“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只把它们的外交官当作外侨来对待，享受法律的保护。”关于处理涉外事故，要讲政策，不要感情用事，要重视调查研究，周恩来指出：“碰到涉外事故，不要怕，但也不要盲目冲动，否则会产生盲目排外的情绪。”“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的，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并且要多看书、多实践，才能作斗争。外交工作比其他工作是困难的。做群众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但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弱点，便要被打回来。军队在平时要演习打靶、假想作战，外交工作也一样，要假想一些问题。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马，否则就要打败仗。”
最后，周恩来对外交部的同志提出几点要求，他说：
“真正成为一个外交战士，必须磨练自己。对外必须一致，一切事情在一定组织范围内提出来讨论。想问题，提意见，纠正工作上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不断进步，才能打胜仗。过去我们可以说是打游击战的，只接触过一些外国记者和马歇尔等，不是全面的战斗。现在我们是代表国家一切都要正规化，堂堂正正地打正规战。”
周恩来还要求每个外事干部都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他认为，“我们要藐视帝国主义，但不轻视具体斗争；要联合兄弟朋友，但不要马虎。一种是联合，一种是斗争，这两种都通过外交形式出现。外交是代表国家的工作。我们今天这一百多人，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文打武打是一样的。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全局。因此，我们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 做；做完了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在礼堂里就坐的外交部全体干部，都像乔冠华一样，认真听取了周恩来这一政策性极强的讲 话，并认真地记录下来，准备好好领会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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