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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辗转沪港(5)（罗银胜）
对中共理论家们在香港对胡风发起的围攻，所引发的极大震憾是可以想见的。被批判者的反应自不待言，就是中共党内的反响也是强烈的：据胡风回忆说，冯雪峰看了刊登批 判胡风文章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以后，曾气愤地说：“难道又要重演创造社的故伎? 我们在内地的人怎么做事?”上海文委的负责人蒋天佐也表示不满，同为中共香港局负责人 的潘汉年则对胡风说，他个人并不赞成那样发表文章。
面对来自香港的指责，胡风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他想：“抗战八年来我一直跟共产党走，编刊物得罪了一些人，那我是感觉得到的，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来对我进行批判?”
胡风欲加回应，但是胡风的好友(后来是笔者在复旦大学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劝告胡风应沉着冷静，因为在贾植芳看来，“在这个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前夕，对香港那些党员同志的批判要冷静对待，不可感情用事，否则容易被人扣大帽子，因为香港那些党内朋友的批评文章火药味很浓，不是个别人的作为”。
但是这样的忠告，终究未能阻住胡风对真理的追求。1948年6月，他撰写了反批评的文章《论现实主义的路》。他很天真，认为“理之外，别无所争”。殊不知，这场论战并非艺术之争，而完全是政治上的纷争。显然，胡风身处国统区的上海，怎么会料到这场突发性的批 评的真正来历呢?
1948年末的上海风声鹤唳，国民党当局疯狂迫害进步文化人，胡风也被列入黑名单。为了胡风的安全，上海地下党组织派蒋天佐正式通知，让他避居香港。12月9日，胡风由著名演员 金山送行，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
13日拂晓时分，胡风抵达香港。他经直前往乔冠华所住的英皇道炮台山对门的一幢公寓，他打了打门铃，是周而复开的门。胡风在那里住了几天，然后由周而复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下。
胡风并没有因为乔冠华写了批评他的文章就影响到和他的友谊，他希望与乔冠华见面谈谈。 大约过了三四天以后，由周而复出面邀请胡风到他们那里吃晚饭，作为欢迎他来港的友谊聚会。参加者有乔 冠华夫妇、邵荃麟夫妇、胡绳夫妇、冯乃超夫妇等。大家见面谈得很热闹。
席间，冯乃超特地把一本岛田政雄写的书拿给胡风看，因为那上面有对郭沫若和胡风的访问记。龚澎也乘此机会请胡风介绍推荐可供外国进步读者看的作品给她，便于在《中国文摘》 上刊登。
吃完晚饭，大家又开始交谈，乔冠华为主，谈了好多问题，通过交流，沟通了思想，对一些分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澄清。对这次谈话，事隔多年，胡风仍有印象。他说：“好像 是他先问我对他的文章的意见，我当即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他们当然知道)， 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一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搞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他听了有一 点惊愕的表情。事实上，他对那个论点并没有懂，我说弄清楚了当然是反驳了他，也就等于 把他的中心根据推翻了，对他的全部意见都否定了。
他还说，问题是不简单，杨晦(1899-1983)，剧作家，文学理论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长期从 事创作、翻译和教学工作，并曾与郭沫若一起为《文汇报》编《新文艺》周刊。后去香港。建国后 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到香港告诉他，学生们相信他们的并不是 多数。那时，我的反批评还没有发表，杨晦说的‘并不是多数’，不过是‘很少’的客气话而已 ……”
胡风的这段忆述，其实是在狱中被指令写的交代材料， 在当时的“语境”下，有些话可能说得言过其实，不过不能因此否认它的史料价值。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从那时起，乔冠华与胡风已存在了隔阂，而这种认识的分歧，于这对已有多年 友谊的朋友来说，不免使人感到惋惜与遗憾。
那天聚餐谈话完毕，乔冠华依然十分客气，夜深时，仍然一个人送胡风回去，他一直送到了马路中间，俟胡风上电车才离去。在路上，乔冠华向胡风介绍了他在北平军调部时，曾去延安一次，透露了在与胡乔木散步谈天时，胡乔木对周扬的工作不满，希望文艺上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胡风听了乔冠华的这番话，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似乎“对我的批评是为了把我的 问题解决了，大家一同努力把文艺运动推进，完全是好意”。
大概又过两三天，周而复去胡风临时借住的一家小旅馆，接他回到了乔冠华他们所 住的公寓去住了。
潘汉年过来拜访了胡风，事先可能与乔冠华商量过，他竭力安抚胡风，希望振作起 来。
胡风没有主动去找乔冠华，而乔冠华来看胡风，与他闲谈叙旧。胡风“模糊地记得他来过两次，一次谈到我过广州时的两句诗‘两代英雄流血地，熙熙攘攘了无痕’(‘两代英雄’指‘黄花岗’和‘广暴’)，只有这两句没有续成。我写下夹在桌子上的书里，我不在时他来看到了。一次谈到从美国回来的心理学者曹日昌。我不谈文艺理论问题，他当然只有放开了 。”
胡、乔两人此时还是有点隔膜的。
胡风在香港逗留时间不长。离香港前一天，新华社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表了。当天晚上，乔冠华来看他，为他送行。两人交谈中，提到献词时，乔冠华说，一定是小胡( 指胡乔木)写的。胡风对中央负责人了解不多，自然以为乔冠华的猜测是有根据的。
握手告别时，胡风对乔冠华说，“以后大概见面的机会少了……”乔冠华似乎皱一下眉 头，立即做出一个不以为然的抱歉的表情，意思是，革命胜利了，何至于连朋友都不见面呢?胡风的本意却是说，革命胜利后，乔的工作一定会更忙，两人工作不同，地位悬殊，当然不容易见面了。而乔冠华将胡风的话误解为，两人发生了争论，他不想再见到胡风了，所以才会流 露出这样的表情。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界发布了二十三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 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当即受到了得到了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其时居留在香港的各民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约有三四百人，他们都将离港进入解放区。根据中央的指示，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方方、章汉夫、潘汉夫、连贯、夏衍和乔冠华等，经过仔细研究，为了不引起人注意，决定采取分批护送，并派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
乔冠华参加了民主人士离港北上的许多筹划工作，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陈其尤、李济深、茅盾、朱蕴山、章乃器、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 、沈体兰、傅彬然、刘尊棋、宋云彬、柳亚子、徐铸成、赵超构、郑振铎、包达三
、王芸生、曹禺、黄炎培、盛丕华等众多人士，都安全抵达解放区。
这时，后来成为乔冠华岳父的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也在香港。他是1949年在北平参加国共谈判，因南京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致使和谈破裂后，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决定不回南京，而去香港的。章士钊在香港住了一小段时间，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前，于当年8月启程离港。
和章士钊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乔冠华带队的。章士钊经历丰富，见多识广，对年轻有为的乔冠华评价很高，认为他很有才华；乔冠华也很尊重年高德昭的章士钊。
他们是搭乘苏联船只取道青岛、大连，转赴北京的。踏上轮船，大家心情十分激动 --目的地是即将建国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
船上满载着浪漫的观乐气氛，彼此有一种共同的感觉：我们正迈向光明的时代，即将投身无 限美好的新中国。
启程那天，日丽天和，风平浪静，黄昏时大家不约而集，在甲板上欣赏那金碧辉煌的满天霞光，浩淼无边的旷阔海景，谈笑风生。晚上还在船厅里举行了联欢会。旅途中，大家的情绪 都很亢奋，乔冠华的话特别多，而人们也很愿意倾听他的高谈阔论。
登陆后，乔冠华一行直奔北平。那时神州大陆经过多年的漫天战火，满目疮痍，他们一路乘敞篷车，住骡马店，坐战巍巍气咻咻破旧火车，时走时停，不断给南下的兵车让路。然而， 他们一直是快乐和兴奋的，因为大家是行进在解放了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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