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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辗转沪港(4)（罗银胜）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香港的文化宣传工作，对此，乔冠华、龚澎夫妇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共领导的《华商报》在日军攻占香港后，被迫停刊。日本投降后，该报于
董事长和督印人仍旧是邓文钊，总经理是萨空了，经理是陈东，总编辑是刘思慕，副总编辑是邵宗汉、廖沫沙、杜埃。该报还成立了一个阵容可观的社论委员会，乔冠华是其委员之一，它的成员还有夏衍、章汉夫、许涤新、陈此生、刘思慕、廖沫沙、饶彰风、张铁生等人。
《华商报》作为“中共喉舌”，较好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由于讲究斗争策略，港英当局的态度也还比较“友好”。乔冠华在从事外事工作的同时，也经常在《华商报》以及一些进步刊物上，写一些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
除此之外，乔冠华还与龚澎、张彦等创办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 Digest》)。在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中国文摘》在香港正式问世。 这家由署名“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上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激烈斗争，报道国内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说，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和老百姓的悲惨境遇，……杂志一出版，多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像飞鸿似地飘来。这位“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据张彦回忆：“龚澎既是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又是和大家滚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员。每期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写的、她编或者她译的，且不说她还要审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时事评论《观察家》专栏，几乎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屋内的打字机声，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周一次的编辑会上，她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她很注意让每一个同志都有一份贡献。”
在文艺方面，中共在香港也办了一些刊物，乔冠华亦参与其中的工作。在他的记忆中，“在三年当中，在香港的论坛有三次重要的论战，应该提一提，因为这都同当时国内的解放战争息息相关”。
第一次争论是关于国际问题的。“在蒋介石破坏停战协议、 全面发动内战的同时，他们就宣传，美国和苏联的矛盾肯定要发展成打仗的局面。当然，按照他们的逻辑，美国一定会把苏联打垮。这个和他们在国内反对我们、消灭共产党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当时，特别是在这三年的前期，1947、1948年，在我们的同志中，对这个问题 也发生了分歧。
“美苏是不是一定要打呢?
“这是一场很重要的争论。那时大部分同志认为，尽管美国反苏的口号叫得很响亮，但真正要打是打不起来的。但也有一部分同志认为美苏必战，这个论点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双方就进行了争论。 “对这个问题，我和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同志，进行过相当激烈的争论，特别是现在已经去 世的梁纯夫同志。
“我是反对美苏会打起来的观点的，他是倾向于美苏会打起来的观点，这些文章，我记得发表在香港的报纸和杂志上面。当时，在上海的某部门地下党的同志，把我这些文章在姚臻同志姚臻时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的负责人。
他们搞的叫《文萃》的刊物上转载 了。这些争论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这次争论，也是挺有意思的。把两方面的意见都摆出来，进行充分讨论，把问题搞清楚，这种做法尽管当时是不自觉的，但这种做法很好。我认为这场争论，应该给它找到一定的地位。”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香港的文坛上，当时党内的同志及其追随者围绕胡风、路翎、姚雪垠、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理论家、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胡风的文艺思想而展开一场论战。如今回首前尘往事，不难发现这场论战，是与一份名叫《大众文艺丛刊》密不可分的。
从
那么，《大众文艺丛刊》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刊物呢?“文革”以后的有关回忆并不一致。时在香港担任党的文化工作负责人之一的周而复回忆说：“有一天，我们在英皇道住处谈起这个问题，大家觉得有出版一种文艺理论刊物的必要。夏衍和冯乃超同志十分赞成，最积极的是荃麟同志，好像胸有成竹，早就想好怎么办这个刊物。原来打算出月刊，因为在香港文艺界研究文艺理论的人并不很多，而要研究某些文艺理论问题需要时间，不是信手拈来，倚马可待的，出月刊，要按时出版，‘等米下锅’不是一个办法；如果出季刊呢，又嫌每期相隔太长了一点，有文章要发表怕失去时间性；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出不定期的丛刊，有文章就出一期；文章少或者一时写不出文章来，可以推迟出版时间。丛刊取名费了一番斟酌，既要表明这个刊物的立场和性质，又要照顾到香港的具体环境，经大家商议，决定取名《大众文艺丛刊》。”
而作为丛刊主要作者之一的林默涵则得更加明确，他说：“当时在香港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在文委领导下，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主编。这是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面临全国解放的前夕。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同时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望。经过交换意见，遂由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文中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逐渐忽略新文艺运动一贯的大众立场和忽略自身思想改造任务的倾向；同时也批评了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由此看来，《大众文艺丛刊》绝非同仁刊物，而是代表文委领导集体的意志。
《大众文艺丛刊》一共出了六辑，1949年6月因编者与作者纷纷北上而自动停刊。在上面发表文章的主要作者有邵荃麟、冯乃超、胡绳、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丁玲等，当然还有乔冠华。
乔冠华也参加了对胡风的批评。他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上，发表了《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
在文章中，他首先批评了他自己的《方生未死之间》的论点，他说：“例 如抗战初期，就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这种思想好像是为了知识分子如何和人民结合的课题而提出的，但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
对乔冠华当年撰写《论文艺创作和主观》的原因，他晚年的解释是为了检讨早先写《方生未死之间》的缺点，并与批胡风挂起钩来。他说：“关于这篇文章(案：指《方生未死之间》一文)的缺点和错误，我在后面的一篇文章中作自我批评，这是在1947年或是1948年，在香港胡风的论战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论文艺创作和主观》。在这篇文章里，我批评了所谓到处都有生活的这个片面的提法。这件事在香港的党内同志都知道的，比如说何其芳，他也在香港。据我所知，批评胡风的这些刊物，也代表延安，延安的同志看到了我这篇文章，我听说延安有些领导同志，对我采取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肯定的。这篇文章，《人民日报》曾经把它编入批判胡风的文集。”
应该看到，乔冠华和当时这些文章的作 者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代表了党和组织的意志(并不仅代表个人)，这些文章的作者所坚持 的批评标准已经超出了文艺的范围，批判的虽是文艺思想、文艺现象，实际体现了政治评论的色彩，因而拥有特殊的“战争锋芒”。
而所有的这些言行，都是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体现如乔冠华所云“延安”方面的精神，而作为党所领导的一员，又怎能不以明确的立场来进行思想斗争呢?所以，乔冠华撰写《论文艺创 作与主观》与诸如邵荃麟、胡绳、林默涵等人撰文的政治色彩，不足为怪，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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