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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亚非风雨(1)（罗银胜）
中国和印度互为两大邻国，两国于1954年签订协定倡导在两国关系中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使两个有着长期友好交往历史的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可贵的友谊。可是，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切都非常理想，由于印度被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了数百年，英国曾把印度作为它在亚洲进行殖民掠夺的中心，特别是经由印度向其周边地区进行领土蚕食、势力扩张和政治的统治和控制，印度的这种历史地位对独立后的印度有影响。19世纪后期起，英国侵略 中国的西藏，也是经由印度来施行的。这种传统为印度所继承，影响着中印关系。因而，中印友谊仍然有待考验。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建立后印度同西藏上层人士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达赖喇嘛企图逃亡印度，周恩来总理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告诫，此事对达赖和对中印关系将产生不利影响，印度才表示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后，在1956年11月赴印度参加宗教活动的达赖喇嘛几乎被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流亡分子和某些印度人士留住不归，经周总理向印度总理提醒此事和向达赖本人做了工作，达赖才回到了拉萨。这清楚地表明印度同西藏上层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人们知道，印度人民和西藏人民确是存在宗教的和文化的历史联系，但是，印度政府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和政治影响的传统之后，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来看，这些联系所产生的影响往往被利用来为印度统治阶级狭隘民族主义利益服务，而不利于发展中印友谊。
西藏自13世纪就成为中国一个行省，一直没有离开中国的版图。任何国家企图利用边界邻接、边民交往的传统来干涉西藏的事务，都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不能容许的。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来京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后，尽管中央明确，西藏的民主改革将要在做好各项准备，特别是取得当地各界人士的同意，主要是使上层人士做好思想准备之后才进行；可是，西藏农奴主上层分子有些人总想把农奴制长期维护下去，对民主改革极为抵触，并不断勾结外国干涉者，制造叛乱事件；直至1959年3月终于在拉萨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
从10日开始的武装叛乱，至19日即被人民解放军所粉碎。农奴主武装的溃败，预告着西藏人民从此将开始和加快民主改革，人民终于真正可以全面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了。这场叛乱开始的时候，达赖通过给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政委谭冠三的三封信，透露了他是处在被挟持的境地。但是后来他被挟持到印度后，其言行逐渐变得与叛乱分子无有二致。印度则接待了达赖等人一行。印度还不断发出不满中国镇压叛乱和干涉中国西藏问题的言论。西藏发生叛乱后不几天，在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说中印边 界早已确定，并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其后又给中国总理写信和给中国政府发出照会，坚持其边界问题上的领土要求。他不仅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已经对中印边界东段和中段的中国领土的占领是合法的，而且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从来就是在中国管辖下的中印边界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是属于印度的。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长期侵略中国西藏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指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的一段中印边界，它沿着喜马拉山脉南麓，有争议的领土的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中段指从中国、印度、尼泊尔三 国交界处至中国同克什米尔最南端的接界处止，系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北方邦和喜马借尔邦接壤的边界，大致沿着喜马拉雅山脉，有争议的领土的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西段是指中国的西藏和新疆 同克什米尔印度占领区的拉达克接壤的边界，大致沿着喀喇昆仑山脉，有争议的领土的面积约33万平方公里。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尼赫鲁总理在信中关于中印边界大部分已由国际协定确认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争议。1959年8月25日，印度用武力打破边界现状，在中印边界东段，印军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该线以北的中国西藏马及墩的朗久地区，向中国边防部队开火。中国边防 部队被迫自卫还击，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 。
9月13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中，对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的一系列事件和印度国内一些右翼政客煽动反华运动表示遗憾；希望印度方面迅速撤出入侵地点，停止反华煽动，并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10月21日，在中印边界西段又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一大批印度武装人员侵入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以南地区，向一支中国巡逻小队发动武装进攻，中国巡逻队被迫还击。当时担任印度情报局局长的莫立克在他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承认，空喀山口事件是印度挑起的。周总理建议：根据1960年 11月2日周总理与尼赫鲁总理在新德里达成的协议，中印双方从当年6月到12月轮流在北京 、新德里和仰光进行了会晤，最后于12月12日提出了报告。后由中国方面出版的报告，中文本厚达500来页，封面红色，又简称为“红皮书”。但在这本厚书里，除了书首由中印双方官员签署的共同报告三页和共同商定的议程一页以外，其后的中方和印方报告都是各说各的。双方各自阐述自己的道理，并就对方的阐述加以评论--实际也就是批驳。不过，双方仍 然“希望本报告能 加深对中印边界事实的了解，并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边界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中印双方在三地的三次会晤，共开会47次，其中在新德里就有19次。新德里会晤期间中方的 准备工作都是在使馆进行的。据当时正在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任职的成幼 殊女士回忆，中方官员，包括顾问等，无日无夜，废寝忘食，实际费了许多精力。作为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在后来“上演”的中印“照会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说：在“照会战”期间，我们日夜迎战，全力以赴。夜半司长紧急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时，东楼灯火通明。边界处人员陪见并作记录，我也曾参加。口译由翻译室派人承担。我们的大量 准备工作要十分谨慎细致。一些看似简单的示意图线条，都是依据摞摞古今中外地图反复研 究比较的结晶。那些入侵地点都要反复查证，弄清经纬度和有关情况，准确标示。一些关键性的点和线，连纸张伸缩造成稍许移 位都是不允许的。公开发表的都由测绘部门绘成。起草 照会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措词要恰如其分又尽可能避免雷同。同时，还必须及时出手，不容耽搁。我们有的同事因此得到“殷千图”、“ 裘百照”的雅号。
那时，国内各种出版物的有关图文也送来审阅，应接不暇。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部内外、国内外各方面的配合，而决不仅仅是几支笔所能对付的，只不过时势把我们推到了旋涡之中。当时有些重要照会稿由一位司长带上一两个主管人员去乔冠华那里研究，当场起草或者修改重写。那时候乔是部长助理，仍主管政策研究室。我们的工作往往是在下班后去他家里进行。这种场合虽然参加有限，却也难忘。记得那时乔总是一面构思，一面摇晃着脑袋朗朗念出声来，就是西方人所说的 “大声想”(thinking aloud)。在场的人可以和他一起听到，一起想和议 论。他自己也发表意见，包括否定原来的说法。讨论比较多的是斟酌政策口径和火候。这时，他手边总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 ，仿佛是他文思的催化剂。
在中印两国的“照会战”中，中方曾发出数百份照会，大多出自乔冠华之手，其工作量之大可见 一斑。印度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和解诚意，对于中国单方面停止边境巡逻的做法，都未予以响应， 甚至有时还当作有隙可乘。于是，人们看到，在两国官员就资料问题举行的会晤结束后，印度军队先在中印边界的西段，后在东段，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仅1962年上半年印度就沿所 谓“ 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24个新哨所；6月起，印度军队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入 线北的扯冬地区。印度军队在入侵过程中不断地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挑衅。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继续发出谈判的建议。10月17日，印军在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开始了猛烈的炮火攻击。10月20日清晨，印军终于按照尼赫鲁的命令开始大规模军事入侵行动，中国 边防部队忍无可忍，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10月24日，即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的第四天，中国政府为了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而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建议：(1)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2)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 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3)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 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 意前往新德里进行会谈。中国政府在三项建议中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 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的存在于当时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这就表明，中国无意利用自己在自卫反击中取得的进展，而把任何片面要求强加于印度；另一方面，中国也决不承认19 59年以来，印度 越过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所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
中国边防部队在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开始从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至1963年2月28日全部完成后撤计划。后来形势的发展，虽然印度仍不时地制造一些小的挑衅事件，并且继续顽固地拒绝谈判，但是中印边界基本保持了平静，并得以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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