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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情人生乔冠华》重新起用(3)
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同丈夫一样，在“文革”受到冲击，日子也不好过。特别不幸的是，龚澎 的身体每况愈下，竟然骨瘦如柴，弱不禁风，最后身染重症，英年早逝。龚澎、乔冠华的好友张颖在《杰出的女外交家龚澎》一文中，留下了龚澎在“文革”期间的吉光片羽：“……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风已渐渐吹了起来。6月，我们四清工作队回到北京时已 是狂风骤至，首先是在文化部门。那时章文晋同志早已任命为驻巴基斯坦大使，我也被任命驻巴基斯坦政务参赞，而且立即要去赴任。那时我思想上有很大矛盾，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又是从文化开始，而我在 文化艺术部门工作了十年，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虽说我已经调到外交部，但应回到本单位做个检查，有个交代，不应该就这样走了。我还向外交部领导提出来要留下，领导都劝我还是应该走。一天晚上，我正与文晋商议这事，文晋让我和他一起去巴赴任，而且飞机票都已经拿到了。这时，龚澎走了进来，她也劝我走。而我还是那股倔劲，他们都没办法。龚澎只好劝文晋一个人先去赴任，并提醒他要密切注意国内 形势的发展。她安慰文晋说，我身体不好，她会照顾，要他放心。不料文晋走后不到十天，谁也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北京就乱起来，首先是文化部门。一夜之间我就成了‘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揪出来，学生很快冲进各文化机关，‘砸四旧’、‘斗牛鬼蛇神’，并且把我们都关进地下室。因为文晋不在，我还有一个小儿子无人照管，允许我晚上10点以后回家给孩子做饭。外交部那时还比较平静，在那幢宿舍楼中，我是第一个被揪出的‘反革命分子’，哪还有人敢进我的家门？只有龚澎知道我的情况，晚上就上我家来。我们两人都带着迷惑的眼光互相看着，好像根本就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法怀疑，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能有错么？她劝慰我说：‘你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但谁都有犯错误的时候，认识了就好，对党对自己都要有信心。’在那样狂风恶浪的时候，能听到这样的话，多么暖人心腑啊！
“时间没过去多久，‘文革’那股邪火就烧到外交部。反资反路线接着打倒陈、姬、乔的大字报也上了街。外交部各级领导都被揪斗了，姬、乔被揪到王府井大街卖小报，龚澎也被揪，行动不那么自由了。相反，先乱起来的单位，造反派内部由于打派仗，把那些重要人物关押起来，对我这样的‘走资派’倒放松了。只要每日向造反派交一份坦白材料或认罪书，就相对自由了，还可以出外看大字报去‘受教育’。我有机会就跑到外交部老部转转，又到王府井看看。姬、乔真的被押到大街上卖小报。我看到乔一副沮丧狼狈的样子，但还没有挨打。隔两天等到天黑半夜，我悄悄溜进龚澎的家，告诉她我看到的情况，使她放心。有一天我回到院子就听人说：龚澎的家被抄了，还挨了打。我非常焦心地等到半夜又悄悄溜进她家，看到她双眼失神，呆呆地独自坐在沙发上，我握着她冰凉的手，问她是否挨打了，什么被抄走了？她只摇摇头又像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她告诉我，造反派逼她交出工作上用的所有笔记本，她拒绝交出，有人发火抓她的头发想往墙上撞，他们还是到家里来把所有的笔记本抄走了。她最感愤怒的是那些笔记本内有属于机密的内容。
“1967年初，全国刮起全面夺权、‘打倒一切’之风。外交部也越来越乱了。到王力在外交部作了臭名昭著的‘王八七’讲话后更甚。夺了外交部长的权，揪陈火线指挥部包围了外交部(外交部部分搬到 正义路原六国饭店)，给周总理施加很大压力，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时中央文革统治了全国。这时候，不少老干部或有政治头脑的干部，虽然被打倒或者正受‘火烧’，有时也会冷静下来想一想：这样自我大乱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有人要在乱中实现个人野心？外交部的不少同志也曾这样想过。龚澎也常常思考这些问题。那时，我常到龚澎家给她夫妇二人传递部内外的消息，常常关着门议论文革中窜上来的‘红人’，包括江青，对江青的言行我们都不以为然。乔冠华最恨姚文元，因为乔与吴晗的交情不错。那时，许多同志在心里已越来越认为‘文化大革命’不对头。龚澎在政治上一贯很敏锐，她想得更深更细。她常常和我谈起，外交部受到那么大冲击，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当然也对着陈老总。她认准为首之人就是江青，摇扇子的是张春桥。我们之间共同语言很多，互相又都信得过，可以无话不谈。1968年春外交部许多大使、司长们要求陈毅外长恢复工作，即外交部出名的‘ 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龚澎夫妇都在幕后支持，但此事不久又被批为右倾翻案的典型，他们夫妇又一次受到冲击。许多同志竭力保护他们，但龚澎一直表现出光明磊落、坚定不移的说理精神。她在保护大家。
“1969年我下放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龚澎留在北京。她因过度劳累，精神上不断受刺激，高血压脑溢血病倒了，而且日渐严重。1970年我回到北京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她 ，她已靠仪器维持生命。我在她床前默默垂泪。每隔些天我去看望一次，每次都使我心痛难 忍。”
尽管乔氏夫妇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但龚澎由于心力憔悴，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他们的朋友 对此十分牵挂，冯亦代回忆说：“从朋友传来的消息，则是龚澎的健康不佳，她的腿肿得厉害，血压也不稳定，我们极为她担心。”
的确，朋友们听到这些信讯，都为之黯然神伤。龚澎虽然身体欠佳，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关心人、爱护人。她大学时代的同学韩素音，是英籍华人作家，“文革”之前曾多次回国，真情地向海外介绍中国的情况。“文革”开始后，她的回国要求受阻——她本希望1967年夏天再到中国去，当年4月份，她写完了《寂夏》，还有一本薄一点的书，名为《2001年的中国》，她将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龚澎。书中引用了刘少奇、罗瑞卿的一些话，龚澎就让她作修改。对此，韩素音感激地说，“龚澎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利益着想的。她肯定知道我在中国正受到攻击，这事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上海的大字报说赛珍珠和我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龚澎还告诉我，那一年我去中国是不合适的，1968年也不合适。”
然而，韩素音看到别人去中国，她感到很痛苦，法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中国的朋友” 都可以去中国。所以，她常感到精神上受不了而哭泣。经过龚澎等人的努力，韩素音终于获准成行，那已经是 1969年夏天。她的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我在巴黎领到签证，是那 位胖乎乎的颇有才华的大使黄镇发给我的。他参加过长征，是一个很有天才的艺术家。他说：‘你的朋友正在北京等着你呢。’”
这里所说的北京的朋友就是指龚澎。龚澎和乔冠华一起接待了韩素音。韩素音还记得：“与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熊向辉和他的妻子、女儿共进晚餐。熊向辉的女儿16岁，长得很漂亮。她在黑龙江省一个国营农场里已经劳动了一年。她是中学生，自愿‘下去’为人民服务，她和其他几个女孩因为年龄小没有被批准，她们便划破小手指写血书申请。这次她们被批准了。写血书是一种传统的做法。给领导写血书表示真心诚意。这姑娘给我们讲了她所在的农场发生的许多事情。她描述了一次猎熊的经过。‘在欧洲和美洲，像我这样年龄的人进行体力劳动吗？’她问。“‘为了下一代人，我们自己必须做出牺牲。’乔冠华看上去疲惫不堪，憔悴，颔骨突出，他的手在颤抖。他曾被打得吐了血(他早先得过肺病)。人人都赞赏他的刚毅和勇敢。 “‘年轻人的精神很好。’龚澎说。她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公社劳动。那一年没有高级干 部的子女在大学或高中读书。只有在1972年之后他们有些人才回到学校学习。”
1970年5月，龚澎由于身心疲惫，健康状况日趋恶化。此时，她得知老友韩素音和丈夫陆文星又将来中国访问，十分兴奋。一天晚上，就在她去卫生间时，突然跌倒在地，动弹不得，乔冠华立即送她去301 医院救治。偏巧主治医师不在，延误了十几个小时，才组织会诊，结论是：脑动脉血管破裂，已失去思维能力。
周恩来闻讯后，马上赶到医院探望，并亲自为龚澎号脉，详细向医生询问她的病情，指示成立抢救小组，为她做了脑颅手术。手术后的龚澎，蜡黄的面孔，深深的刀痕，厚厚的绷带，昔日的美丽不复存在。看到她这副惨不忍睹的模样，周恩来忍不住伤感地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样子，看了我就难过。”
那时曾任教育部长的马叙伦先生作为“植物人”，已活了12年。为了保住龚澎，周恩来特派他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去医院了解马叙伦为什么能活那么久？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当年7月，韩素音如期抵京。当她得知龚澎病重的消息时，脸色阴沉非常难过。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他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所有能想的办法都想了，乔冠华说。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龚澎颅内另一根血管破裂，失去了思维能力，她脑子的上半部完全破坏了。自从5月以来，她一直处于完全昏迷之中，像所有失去思维能力的人一样，靠机器维持呼吸，靠别人喂她饭吃，维持她的生命。人虽然还活着，但她那智慧的头脑已不复存在。
我得到允许，可以到医院去看龚澎：她的脸露在被子外面，是蜡黄色的，她身上插着很多管子。我当然无能为力，只是不停地哭，像个迷途的孩子。……我只想着我看到的那个人，但是她已不再是龚澎了，只是一个躯体，只有细胞、器官，没有头脑了。医院想办法让她‘活着’。但是龚澎已经死去了。”
龚澎住院治疗四个多月，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然而毕竟回天乏术，医生尽了最大努力，终因抢救无效，龚澎于这年9月20日溘然病逝。两天后，《人民日报》 第二版右下角登了一条新华社电讯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龚澎同志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去探望她。
这则消息虽不足一百字，但在“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里，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她不是部长 ，可她的骨灰和卫生部长李德全一起放在八宝山公墓正一室，这是给她的并无先例的殊荣。在龚澎去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乔冠华日夜思念。乔冠华和龚澎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彼此百般恩爱。不论是外交工作方面的事情，还是夫妻之间的私事，他都很尊重龚澎，注意听取她的意见。如今这位志同道合、朝夕相处的亲人失去了，感情丰富的乔冠华怎能不悲痛欲绝？
乔冠华每天下班回到家里，拿起放大镜一张张仔细查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一天半夜时分，人们已经酣睡，孤苦难忍的乔冠华，拿起电话打给符浩(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说，“我很寂寞，我受不 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乔冠华情依依，泪涟涟，为失去并肩战斗几十年的伴侣，沉浸在哀痛之中。夜晚他常应召去西华厅商量国家大事，归来时常已拂晓，自己开门进入屋内，悄然无人，他找点花生米，含着泪水借酒消愁。 1971年李颢上北京看望他时，见到客厅墙角乱七八糟一大堆空酒瓶，不由得泪如泉涌，失声痛哭。李颢回到苏州后同夫人商量，老乔现在形单影只，心情十分痛苦，是不是叫小女儿到北京陪乔伯伯一段时间？李颢对好友的挚情得到夫人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他们的女儿珏怡便到了北京。
乔冠华对侄女来到身边表现出了极大的喜悦，一种父辈的责任感和深情立刻倾注在这个聪明伶俐、很懂礼貌的少女身上。乔冠华有事可做了，一有空就教她学英语，讲故事给她听，还允诺珏怡在国庆节那天带她上天安门城楼。可是9月15日，她突然被乔伯伯送上南下的火车。
李 颢夫妇在火车站接到女儿，心中十分高兴，但见女儿撅着小嘴，一副不开心的样子。李颢面 带微笑，抚摸着女儿的头，逗着女儿说：“怎么这个样子？”珏怡天真地说：“伯伯多次讲，国庆带我上天安门，可还差几天，却叫我回来。”李颢夫妇对此也感到纳闷，老乔前几天还来信夸奖珏怡聪明，学习英语进步快，并表示要留珏怡在北京，怎么一下子情况全变了，难道说这孩子给他添麻烦了？“九一三事件”公开后，李颢一家才明白，当时北京实行紧急疏散，并停止当年的国庆观礼活动，乔冠华送珏怡回苏州实在是出于无奈。根据最近发现的材料，1970年底乔冠华曾去过苏州一次，这事情可追溯到1959年秋季，与苏州的尚金生师傅有关。尚金生师傅在钓鱼台国 宾馆花房工作时，能看见近邻8号楼底楼窗户里外交部首长们工作的情况。乔冠华的桌上，放着一瓶茅台酒和一只小酒盅，写累了，就喝一盅酒，借以提神。尚金生对这位才华横溢的部长充满了钦佩之情。乔冠华不修边幅，平易近人。写作之余，就穿上圆领汗衫，下穿短裤，脚上拖着拖鞋，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悠哉游哉地来到花房，说是“清醒清醒头脑，换换空气”。乔冠华非常喜欢兰花，他和尚师傅之间很有共同语言。8号楼的庭院与办公室里，也供放着不少花卉盆景， 尚金生每天都要进去松土浇水修剪。有时，尚师傅见乔冠华与他的秘书正 在客厅里忙碌，难免在门口徘徊不前。乔冠华见了，就在里面大声地招呼他进去工作，并不止一次地对尚金生说：小尚你别拘束嘛，该干什么就干什么。1969年底，尚金生回到家乡，在拙政园里当花匠。1970年秋冬里的一天，一个身材高大、身穿银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叫着“小尚”伸着 手，直走进花房。尚金生还没醒悟过来，对方那温暖的大手已握住了他沾满泥土的手掌。原来，竟是分别将近一年的乔冠华！乔冠华盛赞苏州园林，并认真地说道：将来他老了退休了，要到苏州来定居。
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乔冠华得了肺病，住进了301医院。乔冠华当时初步摆脱了“文化大革命”的困境。他在住院时能看到各种文件，因此能把很多信息告诉陈毅以及当时处在监护住院治疗的廖承志。有时他还让司机偷带些酒 菜到病房与陈老总共饮。他们两人性格相近，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俩在医院里推心置腹，不仅畅谈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论了许多关于林彪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他们真正成为莫逆之交。这天晚饭后，陈毅走进乔冠华的房间：“看什么书？嗷，小字本的《全唐诗》，哎，你这个本子从哪里来的？”陈毅爱不释手。
“很简单呀！”乔冠华大大咧咧地回答：“我从旧书店里买的，几块钱就买来了！”“这个本子好！”陈毅一边查着目录一边说：“唐诗收集得全，携带又方便，哎，老乔，你去想办法 给我找一套来！”“可以。”
俩人有说有笑走进花园，坐在一块假山石上摆起“龙门阵”。此时，乔冠华已经听过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传达。他对康生反复强调的“二陈合流”无法理解，更不相信。今天他见陈毅情绪很高，便轻声问道：“老总，这个‘二陈合流’究竟怎么回事？是怎么来的？”“你听传达了？”陈毅见乔冠华点点头，便把庐山会议华北组讨论时的情况，前后经过详尽 回述了一遍，他愤怒地说：“现在有人宣传，说我讲了要跟陈伯达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根本没有这个事，那是造谣的！”乔冠华知道了事实真相，为陈毅蒙受的不白之冤愤愤不平，他冲动地说：“陈总，这些情况您跟谁谈过？”“我跟剑英谈过。”“您去找主席，把事实彻底澄清，这样不是更好吗？”陈毅从容地摇了摇头，说：“中国有句古话，‘止谤莫如不言’。有许多事，你越去解释，越说不清楚。我现在不说，我相信事情最终会弄清楚的！”陈毅说话时充满必胜信念的神态和坦荡磊落的胸襟给乔冠华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他们两人还经常竟夜长谈，说了许多知心话。比如对当时陈毅个人处境的分析， 陈毅在医院住院时，曾经和乔冠华谈起过：“1966年8、9月份，只要我陈毅不吭气，住在中南 海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 讲与不讲的问题上，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讲。文章不准写了，再不讲话，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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