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得到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邓小平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是一段难得的平静。虽然部内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所谓“通天人物”的“传达”，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小平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不过，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一直在曲折地进行着。像乔冠华这样的高官也只能在夹缝中生存，难免不时感到“坐立不安”，“左右为难”。正如时在中国任外交官的美国人约翰·Ｈ·霍尔德里奇所观察的：“在中国两派的权力之争的过程中，想必有些官员

会感到风急浪大，岌岌可危，坐立不安，左右为难，乔冠华便是其中之一。那时他已接替姬鹏飞担任了外交部长。

我觉得，他和同事们在一起时，总有一种不安全和紧张感，而在几乎完全是对外的场合，例如独自在外交场合时，他就显得轻松多了。乔治?布什接替布鲁斯担任美国联络处主任后，一次，他和夫人芭芭拉举行宴会，我注意到乔冠华作为贵宾应邀出席时的紧张状态。当时，我坐在乔的右边，发觉整晚他的右膝都在紧张地抖个不停。他的夫人和中国外交部的其他成员隔了餐桌坐在乔的对面。当时批判西方文化和‘大毒草’(受西方影响的和没有思想内容的行为方式)正处在高潮，乔作为周恩来的一名长期拥护者，当然会显得局促不安，我听说，有一次，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驻华使团长宴请乔冠华以祝贺他们的国家同中国建交二十五周年；乔在没有其他中方人员的陪同下过得十分开心，在晚餐上畅饮了烈性酒、苏格兰威士忌酒和葡萄酒，晚餐后又喝了白兰地或甜露酒。的确，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成立后不久，乔设晚宴请美国联络处全体工作人员，当时中方除乔外只有外交部的一两名低级官员和翻译出席。

他在晚宴上的表现同上述情况大致相同，解开所穿的毛式制服上衣，开怀畅饮。”有意思的是，这位美国人还提到了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个人，他写到，“毛泽东在神智比较清醒时显然意识到他周围有几股势力在活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成立后不太久，毛邀请联络处几位官员一起观看一场篮球比赛。戴维?布鲁斯和艾尔?詹金斯应邀出席(我因患北京当时流行的上呼吸道传染病而未能参加)。比赛期间，毛与戴维?布鲁斯单独交谈了几句。毛在交谈时指着那两位紧随他的翻译，即唐闻生和王海容，说她们是‘特务’。显然，毛已得出结论--我认为这判断没错--这两人已投靠江青集团。实际上，随着毛神智清楚的时候愈来愈少，随着外国来访者不得不依据他们从唐闻生和王海容处听到的话当作毛说的原话，这两人的权势必然会越来越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某一成员国的驻华大使同我关系甚密。他告诉我一件事，说明了这两位翻译潜在的权势。当他的国家的总理访华拜访毛时，他也在场。一走进毛的书房，只见站在主席两侧的两位女护士把毛从椅子上扶起，这位年迈的先生含糊不清地说了些话，客人们一点也听不懂，可是，这两位翻译眼睛眨也不眨，就程式化地对贵宾说主席见到他是如何如何高兴，这次访华将如何如何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

这年5月26日至6月2日，乔冠华陪同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访问西安、昆明。在昆明西山，他想起了10年前随同周恩来、陈毅出访亚非14国归来，曾与陈毅同游西山滇池，因而写了题为《重游滇池》的诗，以表达对陈毅的深切怀念。诗曰：

滇池依旧映西山，千字长联绿竹间。

遍地山花诚可喜，旧游零落亦心酸。

乔冠华在诗后自注：“1974年5月，英保守党党魁希思来访，由我负责陪他参观西安、昆明，从广州出境。昆明还是像从前一样可爱，经常一起来的陈毅同志早已不在人间了。……”同月，他还有一首《重游白云山》曰：“白云山上白云飞，白云山下爬乌龟。乌龟不知何处去，白云依旧笑朝晖。”现在回过头看，那一段时间，即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未秋初，是乔冠华和章含之家庭生活比较平稳安宁的一段，也许可以说是10年中惟一的一段。这时，乔冠华的身体日益健康，体重恢复正常，脸色红润。他的生活也比较有规律。有一次，时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的黄镇从北京回华盛顿，乔冠华和章含之去机场送行。章含之在机场休息室外，与部里其他同志聊了一会，进屋时，黄镇叫道：“饲养员来了！”众人大笑。

章含之不知何意。黄镇的夫人朱霖笑着说：“我们大家都说老乔现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没有见他像现在这样气色好。老黄说这多亏家里有个好饲养员，把这头牛喂得这么好。”黄镇夫妇说得不无道理，既形象，又生动。乔冠华无比珍惜他们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和他们这个温馨的家。每当劳累一天，回到家里，章含之帮他换上便服后，他总爱躺在他那张心爱的藤椅里，喝一口他最钟爱的碧螺春茶，要章含之靠在他身旁，轻轻拍着她的手，喃喃地自语着：“Darling，这多好啊！这是我们两人的家！”乔冠华用他自己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章含之。她记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参加外交部下乡收麦。那时每年麦收季节，中央各机关的干部都要下乡帮助公社收麦。凌晨3时坐大卡车出发，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确实是强劳动，一天下来两条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级领导干部都带头参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腿都困难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里再也动不了了。这时家里保姆送来一碗冰凉的绿豆汤说：‘乔部长晚上有宴会，关照我一定要烧绿豆汤冰起来叫你回来喝。’绿豆汤冰凉爽口，但流入我心头的却是一股温情的暖流！我一生从没有人这样心疼过我，父爱、母爱、夫妻之爱都汇入这小小的碗中了。”

　　晚上9点刚过，乔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章含之想站起来出去迎他，可是腿实在不听使唤，只好扶着躺椅的把手站起来。

　　此时，乔冠华已快步直奔书房，一手把她按回躺椅说：“不要动，不要动，绿豆汤喝了没有？”她说喝了，很好。这时，乔冠华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神情对章含之说：“你看，我给你带回来一样新奇东西，你猜猜叫什么？”章含之笑他那么兴奋干什么。乔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手一个变戏法似地拎出两个浅棕颜色、形状大小似鸭蛋般的东西，放在她手里说：“知道这是什么吗？”她摸摸软软的果子，从未见过。她只好说不知道。乔冠华得意地对我说：“这叫KiwiFruit！我看到什么地方写到过这种水果。今晚新西兰大使宴会，最后上的水果是这个。我第一次吃到，就带了两个回来给你。”章含之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个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她说：“你这堂堂部长，怎么人家大使请客，你捡了两个水果装在口袋里，这多不像话！”“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没见过的更多。我对大使说：‘今天夫人去割麦，和农民一起劳动。我把这两个果子带回去慰问她，告诉她这是新西兰的KiwiFruit，她一定高兴。’大使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说就要这桌上的两个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里才是我的诚意。大使连声说好。其实这个玩意还是从中国去的。中国人不吃不看，倒让新西兰人运到中国来！”乔冠华理直气壮地回答，边说边亲手剥开果实，递给她吃。多年之后，中国市场上也出现了这种水果，名为猕猴挑。

第二天，新西兰大使到底还是叫人送了两箱猕猴桃到外交部里，说是给“乔副部长及夫人”。乔冠华叫值班室分给党组各位部长和领导以及办公厅值班室的同志。章含之知道后，就说乔冠华有时候情绪一上来，做事欠考虑。她想，为我装这水果回来，人家大使又送两箱，这多不好，别让人说闲话。而乔冠华满不在乎，他说：“这有什么？谁爱说就叫谁说。还没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谁说什么。”

乔冠华就是这样一个风流洒脱、豪放不羁的脱俗之人。章含之记得，有一次他们顺访法国，在法国外长举行的极为优雅的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鸡腿。大家都温文尔雅，不出声响地用铮亮的银刀叉一点点地切着鸡腿肉，小口地往嘴里送。乔冠华从来不喜欢故作姿态，刻意装扮风雅。他从来都主张自然大方的风格。他吃到一半，突然很自然地对法国外长说：“西方人用刀叉吃大块肉实在不如我们东方人把肉切小了再烧方便。如果阁下允许，我想像你们平时在家一样用手抓这个鸡腿，不知阁下认为如何？”法国外长也颇具外交幽默，他说：“阁下的建议实在太好了！如果您同意，我建议我们‘大家都下手吧！’”一时间，那拘谨的晚宴气氛变得十分活跃，中法双方人员都拿起了自己盆中的鸡腿。

章含之还记得，一次联大开会期间，他们出席巴基斯坦驻联大代表的晚宴。在宴会前交谈时，乔冠华与后来任美国国务卿的布热津斯基教授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辩论。其时，周围围了许多听众。每当乔冠华置身于热烈的讨论中时，他往往会完全不看周围的环境，全神贯注于他的辩论。这一次也是如此。正当他讲得极为专注时，一个服务员端着银盘来到他面前。银盘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高脚玻璃杯，杯中是大半碗鲜红的番茄酱，杯子的外沿上摆着一圈粉红色的熟虾。银盘中有小纸餐巾和带彩花的竹签。如果客人喜欢，一般都取一张餐巾纸，一根签子，插上一只熟虾，蘸一下番茄酱，点头谢过服务员之后优雅地放进口中。此时这位服务员站立在冠华身边，向他伸过银盘。但乔冠华却视而不见，既不取虾也不示意不要。服务员见他不置可否不敢移动。章含之当时任他的翻译，轻轻推了他一下点点那大杯虾，意思问他要不要。乔冠华似听非听，似懂未懂，看了一眼服务员的银盘，一边还在说话，同时却看都不看地伸手把那偌大一个玻璃杯一把抓在手里，拿到胸前，接连不断地吃起虾来了，一下子吃掉了一小半。周围不少人都抿嘴含笑看着他一边吃虾，一边争论。章含之有点着急了，本来就没有人会把那一杯虾全拿在手里，如果乔冠华把这十多个虾全都吃了，岂不闹笑话？！她赶紧从他手里拿过虾杯，放回银盘，并谢了服务员。乔冠华却丝毫没觉得手里嘴里少了什么，仍旧滔滔不绝在讲。

后来，周围听众中有个外国代表走过来对章含之说：“请转告你们的团长先生，我太喜欢他了！他如此雄辩，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他独特风格！他是世界一流的外交家。他不是个文官，我觉得他是个带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这位代表只知道章含之是中国团长的翻译，并不知道她还是他的妻子。她听到这些评论自然十分自豪。

章含之曾经说：“我想如果一个平庸之辈做出冠华的那些有趣的事，人们也许会嘲笑他。但因为冠华洋溢的才华、出众的机智和渊博的知识，他的这些漫不经心的笑话却形成了他的风格。每年出席联大，美国报纸都跟踪着冠华的身影作各种报道。这些报道与照片由于冠华不同一般的气质因而也更为丰富多彩。例如那张冠华率代表团第一次就座中国席位，在回答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时他仰头大笑的照片就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大奖。它显示了新中国的气势，自信与自豪。纽约时报曾有一篇专题文章写冠华，题目就是‘乔的大笑’。另一张有趣的照片是冠华游览公园时怀抱一只小孟加拉虎。当他看到记者拍照时，他大笑着说：‘你们记者先生看，老虎有什么可怕？！它像只纸老虎！’这是一语双关，因为当时在联合国的发言中，我们把美国比喻为‘纸老虎’(PaperTiger)。冠华以其娴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他的性格魅力征服了国际社会。新中国在被隔绝二十多年之后首次进入联合国时，她的代表乔冠华以世界一流外交家的形象为祖国赢得了荣耀。我深信将来有一天当强加在冠华身上的灰尘洗净之后，共和国将在她的历史上为有乔冠华这样的外交战士而骄傲！”

可以说，1974年夏到1975年夏这一年，是乔冠华和章含之比较轻松的一段日子。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里，乔冠华还能有时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197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乔氏夫妇从人大会堂活动后出来。在车里，章含之忽发奇想，提议在这难得的两人都有空闲的晚上在外面饭馆吃顿饭。乔冠华立即响应。于是他们决定乔冠华、章含之和司机杨尔纯，去吃涮羊肉。东来顺的经理见到乔冠华，吃了一惊，说没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请。乔冠华笑着说今天是个私人朋友。经理问哪个国家的，乔冠华说是坦桑尼亚的。章含之听了笑出声来了，乔冠华却捏了一下她的手，开玩笑说，总共三人，随便找个桌子来两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摆冷菜、热菜。章含之知道乔冠华说的坦桑尼亚外宾就是老杨，因为他身体壮实，脸色黝黑，大概在坦桑使馆工作过。东来顺的经理为难地说，晚上所有包房都满了，只有宴会厅。乔冠华连声说可以可以，摆个小桌子就行了。于是在可以摆二十桌宴席的大厅里，经理在前面放了一张小方桌。此时，老杨停好车上楼来。乔冠华拍拍老杨肩膀说：“这就是我的坦桑尼亚老朋友。”大家都笑了。此时，一切焦虑和烦恼都暂时被氤到一边，东来顺的的老经理一直留在那里陪乔冠华聊天，他讲东来顺的历史，羊肉片的精选，也讲到1945年军调处时代叶剑英等共产党在北平的代表来这里聚餐的情景。

在回家路上，乔冠华还是那样兴高采烈，说以后再去。可惜这是他们俩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这样轻松过。

乔冠华十分恋家。一周五六次的宴会对他来说只是工作而已。他往往在宴会上不吃什么，宁愿回家吃一碗鸡汤面。他爱吃夫人做的南方菜，只要有时间章含之就亲自给他做。他说哪里都没有家里好。

乔冠华原来是孤身一人，保健药品从来不记得吃。和章含之结婚后，章含之从北京医院要来了十几个小小的粉剂针药瓶，把乔冠华每顿要吃的药--保护心脏、血压的加上维生素，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顿饭后倒一瓶就都有了。即使章含之不在家也很方便。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种颜色的药片一下子往口里倒很奇怪，问他吃的是什么药。乔冠华指指夫人说：“不知道，含之装的。她给我吃毒药，我也吞！”

章含之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中，从来没有这样照料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悉心照料过。直到和乔冠华恋爱，她才突然产生了要无微不至地去关怀照顾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望。难以置信的是，乔冠华大她22岁，她却从来都把乔冠华置于自己的庇护下，而乔冠华对她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一切生活上的事都听章含之的。她从照顾乔冠华的琐琐碎碎的小事中得到爱的满足。她觉得被所爱的人需要就是一种最高的幸福。有时候章含之觉得他简直像个大孩子。后来他病后事更是如此了。

为了让他午睡后喝上新鲜的西瓜水，她可以在炎热的夏季整个中午一粒粒地从半个西瓜中取出瓜籽后搅成西瓜汁。连香蕉都由她剥去皮，切成一小段后插上牙签给乔冠华。她的朋友海鹰有一次看着乔冠华吃香蕉，开玩笑说：“章老师再这样照顾乔伯伯，将来乔伯伯会像《大林与小林》里的大林一样肉都快从指甲里长出来了！”然而，这是章含之的一种巨大的满足。他们初结婚时，乔冠华不习惯也有点过意不去，但后来他懂得这是她的一种心愿，也就坦然了。再后来，他几乎是一种依赖了。章含之坦承自己没有研究过心理学，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深深爱着一个人的女人，都这样愿意献出自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护她所爱的人，不论他比她年长或年少。至少她是这样的，她那十年就是这样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