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1973年，他重新复出。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年底，邓小平不仅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而且还进入中央军委，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这一个安排，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小平恢复工作后，力挽狂澜，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整顿和斗争，反映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

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虽然不久他再度被错误地撤销一切职务，但已经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党内外广泛的群众基础。乔冠华就是在邓小平重新复出后，在他的领导下，开展外交工作的。让我们将视线转向1974年。

这年的早春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接着，出了个电影《中国》事件，江青给外交部信件等等层出不穷的风波把个外交部搅得一团糟。

原本应是乔冠华、章含之度蜜月的佳期，却整天应付这层出不穷的风云变幻。一天下来，他们感到真正是精疲力竭。乔冠华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结核吐血住院，出院后瘦得很厉害，身体也虚弱。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气管炎的旧病。章含之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才明白，那主要是因为他可以说一年到头，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来一、两次。冬天天寒地冻，气温低，从热被窝中起来接文件，批完后再回去接着睡觉，他虚弱的身体自然是经不起的。他们结婚之后，夜里都由章含之替他接文件。这样，他就可以在床上阅批，避免了受风寒，因而这一年他竟没有犯老毛病。有个安定的家，对于乔冠华来说是艰难日子中最大的安慰。这时，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机。在周总理决定住院手术之后，毛主席断然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际出现了希望的光亮。这年4月，毛主席点名建议邓小平率团参加特别联大会议，并指定乔冠华协助。毛主席的决定来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欢欣。压在人们心头将近一年的疑云消失了，在为周总理病情无限焦虑的同时，邓小平的掌政总算给人们带来一丝希望之光。

特别联大会议的由来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纷纷赢得独立，在致力于建设国家和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上世纪70年代开始，广大中小国家对世界范围内贫富悬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强烈不满，纷纷要求改变这一现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在1973年9月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提出了由联合国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来讨论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设想，他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名义正式提出这一倡议后，立即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的响应和坚决支持，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元首纷纷决定要亲自出席定于1974年4月在纽约召开的这一重要的国际会议。当中国政府宣布将由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这一盛会的消息传出后，各方瞩目。大家注意到中国代表团离开北京出发时，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各部门领导人及各界群众四千多人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

不过，围绕着邓小平率团出席会议，当时中央高层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同年3月中旬，外交部领导开始酝酿出席这次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团长人选，初步设想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三位同志中选一人率团出席。周恩来总理让王海容在方便时先听听毛泽东主席有何考虑。

3月19日，王海容去见毛主席，谈及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时，毛主席稍作沉思后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王海容当晚将毛主席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外交部于3月22日向周总理上呈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乔冠华、黄华同志为副团长。周总理向政治局大部分同志通报后，于3月24日先批呈毛主席批示，后送当时的其他中央领导。毛主席当日圈阅同意。就在毛主席圈阅同意的那天夜里，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十号楼(江青住处)，对外交部的请示报告进行了无理指责，并强令外交部收回此请示报告，改由一位部级领导担任团长，企图阻挠邓小平率团与会。江青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地反对邓小平出国呢？第一，“四人帮”深怕邓小平在国内外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扩大，千方百计反对邓小平复出；第二，“四人帮”明知周总理患了重病，折磨周总理，反对周总理。这是江青和“四人帮”迫不及待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邓小平重新复出，江青等已十分不满。邓小平一再被提升和重用，江青等更加恼怒。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这样一个在世界舞台“出风头”的“美差”，也要让邓小平来担任，江青简直无法容忍。毛泽东生气了。3月27日，他写信给江青，态度极为严厉，信的大意是，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收到此信后，目瞪口呆，不敢不接受毛主席的批评。同一天在一个会上，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表示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3月3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订了“关于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方针和对策的请示”和讲话。4月2日，周恩来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出席，王洪文虽出席，但心不在焉，显得无可奈何。会后，周总理和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毛主席，汇报情况，并附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毛主席阅后批示：“好，赞同。”

在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后，乔冠华协助邓小平开始着手准备赴联大的工作，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是为邓小平起草好一篇大会发言。为此，他“情绪大振，仅用了三天时间协助邓小平同志写出了特别联大的报告，其中根据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观点，在联合国大会上激起了会员国强烈的反应”

乔冠华在外交部的同事凌青回忆说：“当时，乔冠华同志率领我和其他两位同志直接到小平同志住处，请示工作。小平同志被第二次‘解放’才一年，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大院里。院中有好几幢独立的小楼，小平同志就住在其中的一座。当我们步入客厅时，客厅里空荡荡的，除了几个旧沙发外，什么也没有，陈设非常简陋。几位同志坐定后，小平同志出来和大家握手。当乔冠华同志说明党中央决定后，问小平同志身体怎样？去联合国要不要带医生？小平同志神态自如地说：‘医生，早就没有了。’当时，我们大家听了，都有这样的印象：一位伟大政治家对个人生活待遇，是完全不会放在心上的。乔冠华同志再问：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小平同志只说了一句：‘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

另据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记载：第一次会议是在花园村住地开的。外交部长乔冠华问：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父亲回答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一言指明了此行的要旨。此后，父亲集中精力，组织联大会议发言稿的起草工作。他经常召集外交部的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等地开会，一遍又一遍地讨论发言稿。在起草过程中，父亲反复强调，要根据毛主席历次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来写发言，要把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通过这次会议向全世界作详尽的阐述。父亲和外交部的“笔杆子”们在一起，对讲话草稿反复斟酌和修改，有时甚至是一段一段地详细讨论。中午，他和大家一样，每人各分一份工作菜饭，吃完靠在沙发上略事休息，就再行讨论。这时的他，已近七十高龄，但一点不觉疲倦。要说，这还要归功于在江西三年的劳动生活，为他练就了一副强健的身体。一次开会，在讨论到讲话稿的结束语时，父亲思考着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联大会议讲演稿起草好后，报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稿件上批示：“好，赞同。”

第六届特别联大召开前2个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向外宾阐述了三个世界的理论。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认为，随着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苏联已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国一样成了霸权主义超级大国，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中国对于威胁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执行最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三个世界的划分正是这条外交路线的战略依据。毛泽东选择邓小平当团长出使联合国，就是要让这个立场坚定的战友，利用联合国讲坛正式向世界阐述我们的外交路线。毛泽东明白，只有邓小平能胜任使命。

邓小平率领我国代表团去赴纽约前在巴黎休息了几天。这是1926年初邓小平离开法国后，第一次来巴黎。隔了近半个世纪，邓小平重游巴黎，又是“文化大革命”后复出的第一次出访。他的心情很好，情绪也很高。

中国驻法大使馆的同志从机场把邓小平等同志接到大使官邸的时候，全馆同志都在官邸列队欢迎，小平同志笑容满面地和同志们一一握手。曾涛大使请他住在官邸里最好的一间房间里，当天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提出要吃法国的牛角面包(法国人称它为“月亮”，中国人则叫它牛角面包)。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要看我吃的是普通面包，我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因为穷，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当时能吃一个这样的面包加一杯咖啡，那就是改善生活了！他让国内去的同志每个人尝一尝，再吃午饭。当时官邸厨师安金生能烧一手很好的扬州菜，邓小平吃得很高兴，早在50年代小平同志到上海的时候，就很欢喜到上海大厦去吃扬州菜的。当天晚上，曾涛大使把使馆的党委成员和主要干部请来陪小平同志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吃饭。安师傅为小平同志烧了扬州干丝和其他的扬州名菜，小平同志吃得很满意，吃了两小碗干丝。

乔冠华风趣地对小平同志说：“路过巴黎到纽约的同志很多，有人说，法国使馆的菜好吃，也有人说常驻纽约中国代表团的菜好吃，邓大人，请你留意，等你回来时可要做个结论呵！”小平同志听了哈哈大笑。第三天晚饭后，邓小平在休息室和使馆领导聊天。他讲了些过去他在法国时的情况，也问了现在使馆工作的情况，曾涛大使向小平同志汇报说，现在国内来法国开展经济商务活动的人开始多起来了，法国是很多国家的必经之路，不仅去美国经过法国，去西北欧、非洲等国也要经过法国，各个部委经过巴黎的人都想到使馆招待所来，现有的招待所实在不够，同时商务工作开展了，商务处人员增加了，房子实在太少，他想请批准使馆买一二百间房子。小平同志听后仰着头，幽默地说：“这个不需要找我吧！”同时用手指指乔冠华。乔冠华机灵地回答：“我回去就向你写报告。”小平同志说：“你写报告，我马上就批。”邓小平此次在巴黎只是休息、参观，但驻法大使馆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把他经过巴黎的时间告诉了法国外交部，因而在机场接送的时候，都有法国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在场，在去纽约的前一天，法国总理梅斯梅尔还主动约见邓小平。小平同志到总理府礼节性地拜会了梅斯梅尔。

8天以后，小平同志从纽约参加一般性辩论的会议后，回到巴黎。毕竟年岁大了，而且“文革”中受了几年苦，在纽约又很辛苦，所以感到有点疲劳。乔冠华和曾涛都劝他在巴黎再休息几天，他同意了。有一次吃饭时，乔冠华问邓小平，两个使馆的饭都吃过啦，究竟哪一个好啊？邓小平说，都好！接着说，还是法国的老厨师做得更好一些。曾涛大使听了，把安师傅找来见小平同志，告知他小平同志对他的评价，并让他站在小平同志后面照了一张像，安师博高兴得不得了。

章含之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这是一次极其愉快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团长，引起世界的注目。冠华作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极好。那时邓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习惯。可是冠华却恰恰是晚睡晚起。不过他却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七点钟能起来吃早饭。结果当然常常起不来。有好几次邓小平同志到了7点钟就从十层长走廊他卧室的一头散步到长廊另一头我们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冠华常大笑说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开会时，冠华说他那个‘乔老爷’的外号是六十年代时邓小平同志开始叫的，后来几乎变成乔冠华的代名词。我觉得除了周总理，冠华最为依赖的领导是小平同志。

我相信小平同志对他也了解。所以当1975年底那场政治灾难来临，小平同志处境困难时，冠华彻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记得到1976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冠华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焦急地等他回来。但冠华一回来就神情沮丧，我们急问怎样。他说：‘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增添困难呢！’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于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平同志，但他对在他患难之时得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在心的。”“那次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的英语翻译。出发前，小平同志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要大一点。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说没有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说：‘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