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放不羁的“酒仙”·怒发冲冠的“地下工作者”

    乔冠华的国际述评，在当时自然有较大的影响和进步意义，但是乔在国际评论方面的个别文章也有失误，乔本人这样说过：“我自己在这方面就犯过不少错误”。

    尽管乔冠华的个别文章有错误，但他的大多数文章光彩夺目；同时，他与一般埋头做学问的“鸿儒”不同，他还是位出色的宣传家、演说家，是位多才多艺的人。

    三十年代末，乔冠华在香港期间，经常组织读书会，时事报告会或参与香港文协组织的暑期讲习会。他是这些会上的中心人物，他纵论世界局势和国内形势，其精细的剖析，往往见人所未见，语惊四座；他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其宏论有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从经济、政治、军事到历史、地理、哲学、艺术，无所不论，又无所不胜，听者如荡舟其中，又陶醉其中，尽数折服。对一些反动文人政客，“老乔”则不留情面，与之议论时局，嬉笑怒骂有如干将莫邪，把“贵客”砍得体无完肤。这类人四处活动，窥测进步组织的活动，只要是见到“老乔”在座，莫不掩面而去。

    乔冠华有辩才，有雄辩之才。熟悉他的人这样说，有道理的事情，他讲得头头是道，就是无道理的事情，他似乎也可以说得滴水不漏，起死回生，又如辩论的双方，“老乔”可以互换位置，无论站在哪一方，似乎都能把对方驳倒。

    乔冠华的文章及口才，在当时的香港舆论界有不小的名气；关于“老乔”当年的风采，冯亦代也有出色的描述：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香港告罗士打行的地下层“聪明人”咖啡店里。他颀长而又瘦削的身材，走起路来微微有些弓背，戴着一副黑边眼镜，夹着个黑皮包，完全是个学者的风度。特别是他那双深沉的眼睛，和雍容的姿态，一看便令人起敬。而在接谈之后，他对时局鞭辟入理的分析，无可置辩的结论，合情合理的预测，使人知道他决非是个等闲之辈。后来，我和徐迟常常谈到，听老乔讲话，简直是种愉快，是种享受。

    文学家徐迟则这样说：“朋友中，特别有一位G（乔冠华），常常在说话中间落下一串串珍珠似的话语来，我每一次听他的谈话，总可以记录到一两首诗……他说话，像金沙似的流来，作为一个金矿矿工的我，就尽量淘金。实在这些诗是他的，我只是记录了这些诗”。作为革命队伍的文化人，乔冠华聪明过人，才华横溢，同时他也有某些文人不拘小节，狂放不羁的特点，他谈笑风生，性格外露，好吸烟，喜喝酒，确切地说是嗜酒。他写作的习惯，常常是深夜伏首案前，边写、边吸，边喝，午夜时分，文稿完毕，第二天见诸于报刊。他的工作、生活无规律可循，特别是在香港时期。那时，他衣着随便，头发长约二寸，朋友们戏称他是“怒发冲冠”。他住在闹市中一间狭隘的楼房里，闷热如蒸笼，要到午夜清晨才有点凉风。吃的更是菲薄，往往因为写文章，饱一顿饥一顿，朋友看他失饥伤饱，彻夜无眠的生活，于心不忍，多次提出发稿后到友人家里吃饭休息，好不容易他才同意。可是不久，其家保姆便来诉苦，说“老乔”为“酒仙”，“酒仙”除了喝酒看新闻稿外，从不好好吃饭睡觉，把他的书报拿开，不一会又在他的手头，看他睡下，一转身又见他在看书，难道他真的成了神仙？朋友问他何以如此这般？“老乔”摸摸脑后寸许长发说：“国内外形势这么紧张，怎能休息。如果当初规定一天有48小时多好。”

    他的住处实在是个报摊，地板上，床上、书架上放满了一排排一叠叠世界各地多种文字的报刊，分门别类，井然有序。朋友来访，进屋就踩在报纸上，他是用报纸作地毯的。

    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一大批在重庆、桂林进行抗日文化宣传的文化人无法立足，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周恩来安排他们撤到香港，以便利用香港的特殊位置，继续进行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由于一大批文化名人的到来，香港当时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等十余种进步刊物；这其中，乔冠华和胡一声等也主办了一个时期的香港中华通讯社，一时香港的抗日文化工作蔚为大观，这对推动国内的抗日救亡，争取港澳及海外同胞的支持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当天，同时进攻香港九龙，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这时周恩来发来急电，要求廖承志，刘少文等组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不惜牺牲把日军计划搜捕的香港地区的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营救出来，转移到内地，为贯彻周的这一指示，乔冠华曾和廖承志、连贯一起在1942年元旦前夕偷渡到九龙，并经西贡镇渡过大鹏湾，进入东江游击区，安排沿途党组织和游击队接应，护送文化人的工作,在营救工作中，比较惊险的一幕是，当时身在韶关的乔冠华获悉国民党又开始搜捕由港刚刚转移到广东地区且目标极大的邹韬奋，他及时通知了胡一声，并积极协助胡将尚在患脑病行动不便的邹韬奋化装成香港商人，通过重重关卡，经韶关送往内地。在营救文化人的系列工作中，“老乔”似乎已没有往日的书生气和“酒仙”风韵，他机智、冷静、沉着，学会并经历了“偷渡”、“掩护”、“化装”、“放哨”等等，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

    以后，乔冠华经桂林赴重庆，来渝途中，不幸在贵州娄山关下“七十二回处”翻车，虽大难不死，却把这位“才子”弄得狼狈不堪，他伤痛不已，休息了个把月，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做外事工作；同时，每周二为《新华日报》写一篇“国际述评”，从此“老乔”的犀利笔锋又风行于山城，大受党内外的欢迎，却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头痛。

    乔冠华还是个有人情味的人，他结交甚广，三、四十年代，他在香港、重庆与夏衍、冯亦代、徐迟、廖承志、郭沫若、章汉夫、连贯等相交甚厚，廖公的豪爽、机智、幽默、风趣，给予乔冠华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