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哪里知道，此时的杨刚对他已爱慕有加。倘若不是……

香港“文化绿洲”的出现，使乔冠华顿生如鱼得水之感。他庆幸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文化名人。

1939年初夏，《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一篇题为《重申<文艺>宗旨》的文章，立刻引起了乔冠华的注意。读罢文章，顿觉文风大变，一股阳刚之气透袭全身。文中指出，文艺副刊将要“披上战袍，环上甲冑”，进一步为祖国的抗战宣传服务。这神圣的宗旨可谓浩气磅礴！乔冠华不禁为之拍案叫好。不久，当乔冠华终于得知萧乾已于是年8月31日踏上法国“阿拉米斯”邮轮，只身奔赴那战云笼罩的欧洲，而前来接替他继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的竟是由他自己推荐从内地上海而来的杨刚时，才恍然大悟起来。

原来，近期《大公报》副刊的一系列严词谴责文章，皆是出自杨刚这位女性的手笔，难怪她有“浩烈之徒”之称！

杨刚1927年免试入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学习，次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很快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不久被捕入狱。出狱后，她继续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为北方“左联”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32年毕业后，赴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并参加“左联”工作。期间，她不仅结识了史沫特莱，还应斯诺邀请与萧乾一道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并应斯诺的要求用英文写了一篇革命题材的小说《日记拾遗》，署“失名”收入该选集。1935年，她翻译的英国著名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斯诺称她为敢于冲破国民党文化禁区，显示出一种解放精神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女作家。抗战爆发后，她抛家别女，频繁地转战于武汉、南京、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艰难地从事着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1944年以特别记者身份赴美，担负着中国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重任。建国后，先后在外交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对外事务和宣传工作，曾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1957年猝然谢世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十分痛惜，感叹“她死得太早了。她是能作出大贡献的人”！

对于乔冠华来说，“杨刚”这名字并不陌生，只是未曾与其谋面。如今，这位文采斐然而又浩气磅礴的女诗人、女作家同在港岛，他自然感到一阵欣喜。他想亲眼领略一下这位被誉为“金箭女神”的风采。

1940年4月14日，乔冠华在中国抗战文艺家协会香港分会成立大会上，终于如愿地与杨刚握手相识。

第一次见面，乔冠华便感到，眼前这位异性实在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她着装朴素大方，面容圆润清秀多在她那热情爽朗的笑声和机智动人的眼神中，始终折射出一股逼人的才气。她不仅性格豪爽，侃佩而谈，而且文思敏捷，倚马千言。她精通英、德等多门外语，对时局的分析、论断、预測竟是那么地精辟、缜密、准确。尤其是她在文学创作方面所显示出的火焰一样炽烈的感情和丰富而又优美的想象力，更令乔冠华叹服不已。

对于杨刚，此时与如雷贯耳的“乔木”相识，倍感兴奋。他身材顿长而瘦削，走路微有弓背，鼻上架有一副黑边眼镜，腋下夹着一只黑色皮包，其举首投足无一不是学者风度。他不仅精通德、英、日等多种外语，而且国际知识渊博，谈吐不凡。特别是他那双睿智深邃的眼睛，以及他特有的雍容姿态、潇洒风度，都给杨刚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

乔冠华和杨刚一见如故。他们都认为，“抗战文协香港分会”的成立非常及时。它对于团结在香港的文化人士，有效地占领报刊文艺阵地，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将会起到更为积极的作用。这次会上，乔冠华和杨刚还分别当选为“抗战文协香港分会”人理事会成员之一（主席许地山）。

乔冠华和杨刚皆为中共地下党员。这之后，他们经常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的精神情操，使他们在香港风雨中结成了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的亲密友谊。他们是同志，是战友。他们互称“杨刚先生”和“乔木先生”，然而更多的则互称“杨兄”和“乔兄”。

频繁的工作接触，使杨刚隐隐地感到，只要能与“乔兄”在一起就会觉得是平添了一种愉快、平添了一份享受。倘若有几日不见，便会陡然感到缺少了些什么。

“莫非自己已爱上了‘乔兄’？”杨刚在想。

“这可不行！”杨刚对自己说。她觉得自己的青春年华已在革命的风雨中一去而不复返了，而“乔兄”眼下却正是风华正茂之时。自己可是个结了婚而又与勉强成婚的丈夫分道扬镰的女人，况且自己身边还带有一个已四五岁的女儿啊。万万不可这么自私！

想着，想着，她又想起了自己在妙龄少女时代所心爱的林源——一位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的革命志士。是他将自已最终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可是自己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呀！

满眶的泪水，潸然而下。朦胧之中，杨刚隐约地感到，林源的身影又出现在自己的眼前，高大而挺拔的身躯，英俊而潇洒的脸庞，明亮而深沉的眼睛……只是鼻梁上忽地架起了一副黑黑的宽边眼镜，腋肢下夹住了一只黑黑的公文皮包……她觉得，这个身影既敏捷机智，具有革命军人的气质，又文质彬彬，带有专家学者的风度！这个形象似乎越来越完美，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清晰了……

——杨刚仿佛重又回到了她妙龄少女时期那段热恋的梦幻之中。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及时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迅速报道事实真相，杨刚和乔冠华商量后征得史沫特莱的同意，决定以《大公报》和美国记者的名义，约请香港各大报刊记者和“抗战文协香港分会”的作家，在“聪明人”咖啡厅举行座谈会，军事评论家羊枣（原名杨潮，杨刚胞兄）、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文汇报》总编辑刘思慕，以及郁风、刘火子、宗钰、袁水拍等，计有50余人出席会议。会上，史沫特莱以一位美籍新闻记者的身份，畅谈了她来港之前在中国解放区、国统区，特别是在皖南地区访问时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她指出，蒋介石为了取得英美的援助，口头上声称要全力抗击和牵制日军南进，可是在得到援助后，又在与日本秘密勾结。日军为了巩固其后方，早日解决中国问题，决定集中兵力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攻，而在华南则转入收缩的态势，并以撤出南宁、龙州为诱饵，继续向老蒋诱降。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是停止反共改弦抗日，而是在进行政治投资，趁机大肆反共，并蓄意挑起事端、发动中国内战。这就是老蒋制造“皖南事变”的真情。最后，她严正声明：

“我强烈抗议蒋介石破坏抗战，挑起内战的罪行！事变发生后，我通过国际组织从香港采购和海外捐助的医药用品，国民党政府却禁止运抵八路军、新四军的伤病员手中，这是对国际法的严重破坏。我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座谈结束盾，乔冠华由衷地对杨刚说：

“今天史沫特莱女士的演说真是太棒了，而你的即兴口译更是迅速，准确，滴水不漏。难怪你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译得那么好！”(《论持久战》最初英译稿连载于项美丽在上海主编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即《公正评论》月刊上，于1938年11月1日第三期至1939年2月9日第六期4次载完。该文英文题为《Prolonged War》，作者署名Mao Tse Tung即“毛泽东”，译者署名为Shih Ming“士敏”即杨刚）。

“乔兄过奖了。你别忘了，我可是科班英语系的高材生呀。当然，比起你的博学多才，我实在又是自叹不如了。”

乔冠华哪里知道，此时的杨刚对他已爱慕有加。倘若不是长他7岁，或者不是已婚少妇，为人之母，她一定会勇敢而热烈地去追求他——这位与她志同道合的心爱男人！

然而，杨刚毕竟是杨刚。她把对乔冠华的这种炽烈的爱，默默地藏于心中，而在当时乃至后来的工作交往中，则始终与乔冠华保持着同志和弟兄的亲密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