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酒仙”乔冠华不失浪漫地提议道，“举杯，向香港告别！”

日军占领香港后，为了维持其军政府的统治，不仅封锁了港九交通线，而且还限令各国在港的文化人士前往“大日本行政部”或“报导部”报名登记，否则一律逮捕或枪杀。他们日间岗哨林立，入夜实行宵禁，同时分段分区进行搜查。

与此同时，日军还集中搜捕了在港的各反法西斯同盟国人士，并在港九设置了数处集中营。英军战俘被囚禁于七姐妹、深水涉和亚皆老街等集中营，港英政府的文职人员囚禁于赤柱集中营，印度籍官兵则囚禁于马头围集中营。

所谓集中营，也只不过是临时用铁丝网在空旷地里围起一个大圈后，再通上电而已，但这却使得被关押的战俘更加苦不堪言。

形势对在香港的内地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越来越不利了。

一天傍晚，乔冠华在中环云咸街头约见《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杨刚。他一改往日的风趣与幽默，以从未有过的口气严肃地说：“杨刚同志，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滞留在港九的这批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土的安全十分关心，指示我们要多方设法予以保护，并尽快营救他们撤出香港。现在日军还立足未稳，因此，虽然群魔乱舞，气氛恐怖，但在这貌似险恶的形势之下，咱们彼此间的联络尚还不算困难，而且日本人对在香港的这批爱国人土的搜查追捕，似乎也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布置。这是我们抓紧工作的极利时机。请你立即通知羊枣、郁风、金仲华、俞颂华、萨空了等人，一律改穿唐装，以小商人、店员等身份隐蔽起来，以等侯随时撤离香港的通知。咱们立即分头行动。有情况及时联络。”

两人握手互道珍重。随后，各自消失在夜幕之中……

此时，近邻于香港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声令下，亦风疾雷动，迅即展开了全力保护国际盟友的斗争。他们组织了一支武装工作队，并组建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潜入港九，开展敌后工作。他们紧密依靠港九地区中共地下组织和市民、渔民群众的密切配合，秘密调查国际盟友人员情况，侦察日军动态多不断建立秘密联络点和交通线，伺机帮助和引导国际盟友逃离集中营，并保护其向中国内地转移。

1942年元旦，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三人星夜冒险渡离香港，抵九龙近郊后，他们迅速住进了上海街的一幢楼房，并与等侯在此的东江游击纵队政委尹林平接上了头。他们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具体研究营救工作的细节，并迅速进行，周密部署。

乔冠华真乃是“乐天派”人物。他好烟嗜酒，秉性旷达，其英雄海量，几番惊世骇俗之举，尽在杯盏之中。生前，他的身边始终不离烟酒，几十年如一日，“恶习不改，痴情不变”。对于他来说，有了这缭绕的烟和骚动的酒作为灵感的辅助剂，做出的文章定似行云流水，犹如山峦凝重。平日，乔冠华的写作习惯常常是深夜伏首案前，边写、边吸、边喝，午夜时分，文稿完毕，第二天见诸报端。当年，他的那些脍炙人口，令香江纸贵的国际述评文章，正是从这弥漫的烟雾中喷出，从浓郁的酒香中涌来。还是在担任《时事晚报》主笔的那段日子里，乔冠华几乎是彻夜无眠于报馆那间临街狭隘的小楼上，每周至少4次的社论皆出自他那支风雷之笔。后来，应老友冯亦代的一再邀请，他才于每天的社论发稿后回冯家吃饭休息。可是到了冯家，他只是一个劲地喝酒、看书读报，并不好好地休息。冯亦代问他何以如此这般？他摸摸脑后那寸许长的头发，不无感慨地说：“国内外的形势如此紧张，我写文章必须得搜集资料，可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如果当初规定一天为48小时该有多好！”为此，冯家保姆曾送给他一个“烟圣”、“酒仙”的雅号。

然而，“烟圣”也好，“酒仙”也罢，充其量亦只不过是他的一种生活习性而已，可是眼下的乔冠华，竟依然是那么地浪漫洒脱，狂放不羁！营救工作部署结束后，潇洒的乔冠华随即便建议搞一个团聚。

于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酒仙”乔冠华不失浪漫地提议道，“举杯，向香港告别！”

次日清晨（1月2日），身着大褂，鼻架眼镜、头戴狐皮帽的高个子乔冠华，俨然成了一副文质彬彬的教书先生的模样，而肥胖的廖承志、矮小的连贯和精瘦的尹林平三人，则全都成了商人。

一路上，他们既要想方对付日本人的搜查盘问，还要设法应酬国民党军队的无理纠缠。他们从九龙往西贡，坐船过沙鱼涌，最后终于安全到达惠阳游击区。

接着，他们留下了尹林平，又马不停蹄地沿惠州、老隆等，北上韶关。沿途中，廖承志给东江前方特委、惠阳县委、东江后方特委、粤北省委等党组织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亲自安排好这次大营救的接应工作。至老隆时，又留下了连贯，由他负责调度惠洲、老隆、兴梅一带的转移和接待工作。乔冠华则奉命赴韶关，具体组织接待从香港、东江疏散回来的同志，同时负责安排他们向内地转移。

韶关，当时是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战时省会，但同时又是香港从东江之线进入内地的必经之地。因此，接应工作危险很大，麻烦很多，必须十分隐蔽，慎之又慎。

一到韶关，乔冠华首先去看望了余汉谋部的赵一肩，接着又找到了温康兰；尔后，很快便以“侨兴行”为据点，迅速建立起接应工作的联络站。

在赵一肩的帮助下，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上校参谋。那身借以掩护其真实身份的黄色哗叽军装，使他昔日那书生、才子之风韵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已是另一种运筹帷幄、成竹在胸，同时又机智沉着、大胆果断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这不仅成功地掩护了他这位地下工作者所从事的地下革命活动，同时也让他在此过足了酒瘾。

一次，张明第同志来到了韶关。

“你从哪里来？到什么地方去？”警察在旅馆查房时履行公事地问。

“从香港来，到……”张明第竞一时未答出去处。

本来，这是很平常的寻间，可他却露出破绽引起了怀疑，结果被抓了起来。与他同行的同志急忙找到了正在馆子里放肆痛饮的乔冠华，并向他报告了情况。乔冠华随即给赵一肩打了一个电话。没多久，张明第被放了出来。

为此，乔冠华曾风趣地拍着身上的哗吼军服，指指那上校胸章，对他的友人黄秋耘不无得意的说，

“有了这身黄老虎皮，还怕宪兵和警察来找我们的麻烦不成？”

在乔冠华的精心组织和周密安排下，所有经东江撤退的同志，全部被疏散到内地，就连当时被国民党严密搜捕，并且正在患脑病而行动不便的著名文化人士邹韬奋先生，以及目标特大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和他的女儿，亦都顺利地通过了重重关卡，安全地经韶关被转送到内地。

韶关疏散任务完成后，乔冠华又经桂林辗转至重庆，参加了《新华日报》编委会，具体负责该报的《国际时事述评》专栏，并担任党刊《群众》周刊的主编；同时，还直接参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有关外事工作。

从此，这位昔日风流于香港的“乔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又重操旧业于陪都重庆，并依然频频地以其超群的国际述评风行于山城，蜚声于海内外……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