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王达夫是江西南昌人，寄籍建湖行医多年。在抗战时期，与秦加林、王俊等一批新四军干部肝胆相照，结下深厚友谊。

　　1939年，年方20、时任浙江省宁波鄞县地下党县委书记的秦加林经组织安排，由上海辗转到盐城新四军民运队工作。初到建湖，住在郑沟杨超老师家。当时他身体虚弱，一边休养，一边发动群众抗日救国，是我父亲较早结识的新四军领导干部之一。因为我祖父王淦泉老中医于1931年秋，被湖垛镇恶霸小江三（解放初被人民政府镇压）无端逼死，所以我父亲内心深处痛恨旧社会，向往光明，拥护共产党，支持新四军。

　　秦加林是知识分子出身，儒雅英俊、沉稳平和。休养期间，坚持刻苦攻读，文史书法功底深厚，说话有水平，政策水平也高，我父亲十分敬重他，似有相见恨晚之感，很快与他结为知己。他虚弱的身体，经我父亲精心调治，很快得以康复，出任芦沟区第二任区长。

　　郑沟有一个地痞，对我家敲诈勒索不成后，到荡东新四军游击大队诬告陷害我父亲，秦加林区长闻此，谆谆安慰劝导我父亲，讲解党的“军不干政”政策，鼓励我父亲安心行医，不要受干扰。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形势下，我父亲受到莫大宽慰。

　　1941年，秦加林区长由芦沟调到高作，出任第1任区委书记兼民运队长，开辟高作根据地，结识和发展了爱国青年、年方17的王俊入党，参加新四军。从此，他二人走到了一起，在艰苦卓绝的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情同手足，顽强对敌，相互成就了彼此。

　　不久，他俩一起调到荡东区。秦加林任县委委员兼区委书记，王俊任区委宣传科长兼楼夏乡民运队指导员。这时我家也几经迁徙到了楼夏庄。一次，秦加林下乡巡视工作，与日伪军遭遇，寡不敌众，情急之下，两人一起下了河，头顶水草，躲过一劫。

　　因受凉和惊吓，上岸后秦加林开始发高烧、腹泻，旋即昏迷不省人事。王俊心急如焚，将秦加林紧急安顿在楼夏庄一位可靠的老乡家，由我父亲负责救治，我大哥王韵白也参与护理。王俊为确保秦加林安全，除生活上照料，还亲自负责武装警卫，白天夜晚在四周巡逻，凡身份不明的闲杂人等，一律不许靠近。

　　1943年秋，一个绵绵细雨的夜晚，秦加林同志在单庄郊外的一农户家，突然胃部剧烈疼痛难忍，急呼王俊同志。王俊飞快赶到，秦加林痛苦喊道：王俊呀，我的胃疼得厉害，怕是过不去了……。王俊分秒必争，急忙派人到楼夏庄请我父亲出诊。我父亲闻此，二话未说，照来人述说的病情，急抓了一副中药揣在怀中，一手提着纸糊的灯笼，一手拄一根细木棍，不顾黑夜乡间小路泥泞湿滑，步履维艰走了五六里，赶到秦加林的床前，诊断明确后，一副中药服完，胃痛立即得到缓解。秦加林激动难抑，动情地说：王俊呀，你真是我一生最真心可靠的战友，最好的同志，最贴心的兄弟！

　　新四军干部王俊和秦加林同志的真诚为人，时时刻刻感动着我父亲，使我父亲与共产党、新四军紧紧相连。这种革命年代结下的情谊，超越了世俗的认知。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的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出违心之言，使我父亲心甘情愿跟随共产党、新四军一辈子。凭借这份信仰，我父亲同时还结识了王大林、王炳文、李甲、朱沙礼（女）、金华彬（女）、周琳（女）、孙达五、洪海等一批新四军领导干部。

　　正是这些老首长的关怀，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了我父亲很高的政治荣誉。历任建湖县一至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县人民政府（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建湖县第一届委员会常委和第二、第三、第四届副主席，政协江苏省第三届、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2014年4月于北京

　　【注1】秦加林（1919~2002），浙江宁波籍。抗战时期，历任宁波鄞县地下党县委书记，建阳县芦沟区区长，县委委员兼高作、颜单区委书记、民运队长。解放战争时期创办和领导过《盐阜大众报》《江南日报》等6种报刊。著名外交家。1964年、1974年曾两度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先后任我国驻叙利亚、丹麦、摩纳哥特命全权大使。离休后享受副部级待遇。

　　【注2】作者王诗雅，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原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教授，于2015年8月6日去世。

转自《建湖抗战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