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陈列品中，有一件漂亮的旗袍，和一枚嵌有照片的银质戒指，旗袍与戒指的主人就是照片的女生，名叫王海纹。这些物件都是她参加新四军前在上海用过的。照片中她，俊秀的脸上一双凝重的大眼睛，显得洋气，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女子。

王海纹，原名俞中和，1924年9月17日（阴历）出生于上海。1940年在上海启秀女中高中读书，将要毕业的那年冬天，在大姐王海波（中共地下党员，真名俞启英，后来担任沈阳铁路局老战士协会办公室主任)的影响下，在地下党的帮助下，16岁的她经南通、海安、东台，一路到达盐城，当时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戏剧系学习，并成为一名文艺战士。文艺战士，首先是个战士。战士，就意味着与硝烟、战火、流血、牺牲联系在了一起，这几乎是命定的事情。

旗袍黄褐色的丝质面料，颜色看起来已经很苍凉，可依然看得出做工的考究，是旧时代大家小姐才会穿的旗袍。王海纹的父亲俞钟骆先生，是当时上海名气较大的、有正义感的爱国律师，曾经为沈钧儒等七君子事件做过辩护。建国后为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顾问。

这样的家庭出身，我能够大致想像出参军前的她，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像旧上海大户人家的女孩子一样，接受着良好的学校教育，过着养尊处优的物质生活。旧时代闹革命的人，并不都是出身于贫苦农家。对她们来说，革命不是走投无路的选择，而是内心对理想与真理的向往，她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她的信念。

来盐城时，她才16岁，那么的小，换作现在，一个读初三的孩子。我想，她决定来盐城之前，一定不知道盐城是个什么地方吧，但苏北就个词她应该知道的，那时上海滩有许多的苏北人，做的多半是最苦力的活计。翻开《盐城县志》，1940年的盐城是一个什么样子？贫穷、困苦、荒凉，跟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如何比得？这些生活细节问题，她有没有考虑过？而且，盐城还是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在上海读书时，她就是一个进步学生。参加学生界的救亡协会，进行一些半公开的宣传活动。她的离家也是背着父母的。开始是躲在今天常山路一个朋友家里，后来父亲与上海的亲友们也到车站码头去找过。动乱年代，一个小小的选择，也许就是永远的生死离别。伤残是太过寻常的事情，甚至战死或被俘，再也回不到父母身边。她与父母的分开，就是永远的别离。一直到四十多年后，姐姐俞启英才因为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知道她的牺牲，并找到了她的牺牲地，而她的父母已经离世。

吃苦，不是喊口号那么的简单而轻松。我在一些资料上看过她们当年在盐城的生活。住在盐城的贫儿教养院，夜里睡在旁边兜率寺的地上，地上铺上稻草，冬天里又冷又湿，睡觉的时候也要有适度的警觉，随时准备出发。白天，背着行囊，说是行囊，也就是一只小板凳，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就停下来，放下板凳，把老师围在中心，开始上课，用一块木板垫着记笔记。上课的地方，多半在荒郊野外，敌机侵袭时，就隐蔽在又高又大的坟场边。粮食异常紧张，吃的，多半是杂粮，甚至还吃发霉的山芋干。

在当时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戏剧系，她是一个特别醒目的女孩子，既是话剧队的演员，又是合唱队的歌手，还是戏剧系女战士班的副班长。在当年盐阜区文艺界中，算得上一朵美丽光彩的文艺之花。她曾饰演《重庆二十四小时》中的孔二小组，把飞扬跋扈又厚颜无耻的孔二小姐演得淋漓尽致，无比传神，著名戏剧家刘保罗、许幸之也很欣赏她的表演，认为她是有培养前途的演员，陈毅军长多次看过她的演出，也很称赞。我想她若是能活到解放后，也一定会成为像白杨女士那样的大艺术家吧。

让我无比佩服的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处在无休无止的饥饿感里，处在随时可能出现的枪炮声里，永远处在不安和危险中，她却依然欢笑不止，弦歌不辍？我想，依旧是信念，战胜一切的强大的信念。是这样的信念，让她可以忍受饥饿，笑对枪炮，笑对可怕的战争。

1941年7月24日凌晨，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与200多名鲁艺师生一起转移，在庆丰镇北秦庄时遭遇日伪军的包围，牺牲前，王海纹一直喊着战友江怒的名字，那年她才17岁，她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17岁，一朵花刚刚绽放的美好年华。江怒也是鲁艺戏剧系的学生，后来江怒写了一篇《纪念王海纹同志》悼念她。

抗日战争，在我们七十年代人的记忆中，只是匆匆而过，甚至是没有痕迹的。但隔着历史长河的哀伤与悲壮，我们依然愿意仰视她，对她充满尊敬与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