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关于左联的纪念活动比较多：3月2日在上海召开了纪念左联成立80周年的学术座谈会，6月10日召开了殷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6月18日是左联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烈士110周年诞辰，他的故乡江苏常州筹拍一部电影《秋之白华》，展示秋白与杨之华之间的爱情之旅，向明年建党90周年献礼。6月22日，广东汕尾市海丰县又隆重纪念左联成员、中国现代“战斗小说”的杰出作家丘东平诞生100周年。

　　殷夫烈士牺牲时年龄不足21岁，秋白烈士牺牲时36岁，东平烈士牺牲时31岁。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跟这些烈士的光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是名符其实的年轻人，相当于我们今天的80后。他们的牺牲，实在太令人痛惜。

　　我在使用“烈士”这一称谓时，不禁想起了他们的一些身后事。今年4月，有人在一份颇具权威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说“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译诗是殷夫哥哥徐培根的译作。《鲁迅全集》的注释者出于政治禁忌，故意采用“模糊术”，把“反动军官”的译作安到了“左翼诗人”身上。事实上，这首译诗完全出自殷夫的手笔。6月12日，读到江苏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的内部报纸《江南一燕》，上面刊登了秋白女儿瞿独伊的长文《父亲平反前后》，回顾了烈士变“叛徒”再由“叛徒”恢复烈士本来面目的曲折过程，读后真的让人“痛彻心肺”。东平死后的遭遇当然比秋白好得多，不过他的作品也一度受到冷落；也有作品和论文把他1941年在反扫荡中“殉国殒身”（陈毅语）说成是“自杀”。对这个问题，目前尚存争议。

　　其实，是自然死亡还是自杀，并不影响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在思想史、艺术史、文学史上的定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跳海自尽，荷兰画家凡·高是开枪自尽。文学家自杀的更多，如美国小说家海明威，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小说家法捷耶夫……都是自杀身亡。今年6月16日是端午节，《南方周末》策划了四个整版，纪念一个投湖的作家老舍。然而，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也有人误认为自杀跟“畏罪叛党”或“动摇怯弱”有必然联系，所以把自杀当成了一种纯粹的消极现象。

　　不过，我并不准备从精神现象学或伦理学的角度评价自杀问题，而只想从史料学的角度澄清一个问题，即对回忆录或口述史都需要认真进行鉴别。

　　“所谓口述史，据说是上世纪40年代，随着录音机、录像机一类现代声像技术手段的出现而在西方兴起的。它包含了口述者的回忆和采访者的访谈、整理和互动。但从广义上来讲，无论是口述某个事件，或口述某个人物，都应当以亲历、亲见、亲闻为基础，属于典籍记载之外的“活资料”。所以，我认为，由互动产生的口述史和由个人撰写的回忆录，在本质上是有相通之处的。既然任何人的记忆、知识、见解、阅历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所以对回忆录，对口述史，都不可尽信。“不可尽信”并不是否定回忆录或口述史的独特价值，而只是提醒读者不要完全相信；正如同人们不可以不读书，因为书本是前人经验的结晶，但对书本的内容却不可以完全相信，仍有待于自己的思索和实践的检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也绝不是“不珍视自己民族的原始记忆”。

　　东平牺牲之前，曾担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教导主任。院长刘少奇事务繁忙，鲁艺分院的工作实际上由东平主持；后来，他主动辞去主任之职，想到鲁艺分院文学系担任教授，专门从事创作。这使我想起了东平与鲁迅的一些往事。

　　根据我接触的资料，东平是一个性格十分率真、十分豪放的人，有如“闪耀的不羁的海”。1932年12月15日，鲁迅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发表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批评芸生长诗《汉奸的供状》文风不正。周扬在“按语”中肯定鲁迅的批评是“尊贵的指示”，“应该很深刻地来理解”。但是1933年2月出版的《现代文化》杂志上却刊出了一篇为芸生辩护的文章，题为《对鲁迅先生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有言》，攻击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影”。这篇文章署名为首甲、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其中首甲是祝秀侠的化名，方萌是田汉的化名，郭冰若是阿英的化名，只有丘东平最光明磊落，使用的是常用笔名（东平本名丘潭月，字席珍）。鲁迅对这篇文章十分反感，而最反感的是阿英，因为他故意“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1935年4月28日致萧军信）。

　　目前对这篇文章有两种说法：一、有人怀疑这篇文章的真实性，感到列出四个名字有故意造势之嫌，并不一定是四个人的集体创作。（王宏志：《思想激流下的中国命运——鲁迅与左联》，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1年9月初版，第63页。）另一种说法认为丘东平是这篇文章的执笔者。据聂绀弩在《东平琐记》一文中回忆，丘东平一贯反对神化鲁迅，认为“把鲁迅当作偶像是不对的”。鲁迅《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刊出之后，东平就起草了这篇文章，“拿到朋友间要求签名”。阿英、田汉跟鲁迅时有过节；祝秀侠跟东平同是广东人，又是刊登此文的《现代文化》杂志的编辑，所以他们四个人联名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东平的短篇小说《通讯员》原发表在周扬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周扬还在“编辑后记”中郑重推荐了这篇作品，赞扬这是“一篇非常动人的故事”。所以，东平当时倾向周扬一方更加可以理解。

　　文坛前辈的文字交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值得称道的倒是此后的一段佳话。1934年，美国伊罗生准备编译一部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名为《草鞋脚》，请茅盾、鲁迅推荐篇目。鲁迅不计前嫌，跟茅盾一起郑重推荐了东平的《通讯员》，并介绍说：“东平，是笔名。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曾在苏维埃区域内做过工作……在所有现代中国撰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好。”1936年5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又带着他妻子海伦·斯诺提出的问题采访鲁迅。在推荐的11位左翼作家名单中，鲁迅把东平列为第三位，位居茅盾、沙汀之后，而把自己置于末位。1936年，上海文艺界发生了“两个口号”论争。东平没有加入周扬等人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而在鲁迅领衔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鲁迅去世后，东平前往上海殡仪馆悼念，在白布上写了“导师丧失”四个大字。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中国文坛是多么需要鲁迅、东平这样的雅量，多么需要这种虽发生争议而不闹意气、搞大团结而不搞小圈子的良好氛围啊！

　　东平就义后，人们在他的挂包里发现了长篇小说《茅山下》前五章的修改稿和其它许多文稿。卷首有一首激情洋溢的诗作：

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

请抬头望前面的朝霞；

谁爱自由，

谁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茶花开满山头，

红叶落遍了原野，

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

我们战斗在茅山下。

今天，我们低头重温这种“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的作品，抬头遥望共和国征途前面的朝霞，不禁对东平等为争取自由而付出血的代价的革命先烈满怀崇敬和忆念之情。我们“谁也不叹息道路的崎岖”，谁也不应该抽象地﹑无原则地批判一切战争和暴力，因为这是“茶花开满山头，红叶落遍原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选自《人民政协报》2010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