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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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一份中国近代国学大师排行榜资料：

排行第一：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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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六：刘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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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黄侃、陈中凡、郝立权等

排行榜列出的刘师培三弟子中，黄侃的名气是很大的，他的学术与私人生活至今仍被无数人无数次地写着，陈中凡是南京大学三老之一，叶兆言先生写过《陈中凡：文人的“三书”和“三不”》，而知晓郝立权的人不多。陈中凡与郝立权皆是建湖人，两人亦很熟悉，1936年版《续修盐城县志》上有陈中凡作的序，郝立权参与修订，可见当时盐城地方上是知道他们的。

我最早是在《鲁迅日记》里读到这个名字的，日记后的注释说他是盐城人。

《鲁迅日记》共提及过四个盐城人，还有三个分别是戈宝权、韦伊兰、缪金源。韦伊兰即孙兰，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1942年在这里工作过，身份是建阳县文教科科长，相当于现在的县教育局局长。

郝立权，字昺衡，建阳镇郝家庄人，1895出生，在家乡长大，淮安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24年毕业，也是学者黄节（晦闻）的弟子。先后在厦门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沪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校任教，任过中文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1978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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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四次提到郝立权：

1926年12月17日：午，郝秉衡、罗心田、陈定谟招饮于南普陀寺，同席八人。

1927年1月6日：郝秉衡来。

1927年1月9日：王珪孙、郝秉衡、丁丁山来。

1927年6月18日：上午得郝昺蘅信，十一日厦门发。

日记中写作昺蘅或秉衡，可能是笔误。1926年左右，郝先生与鲁迅先生同在厦门大学教书，当时鲁迅先生40多岁，比郝先生大10多岁，鲁迅先生曾送郝先生一只砚台，文革时抄家，砚台未抄走，郝先生害怕再次抄家，将砚台转赠给系资料室的祝文品。郝先生离世后，祝文品将砚台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祝先生还写了文章《鲁迅在厦门大学使用的砚台收藏记》，文章中提到了赠砚的细节：一天晚上，郝先生到鲁迅住处去聊天（见日记）。谈的都是鲁迅先生的家事。当鲁迅谈到周作人的日本籍夫人时，心情很不好，曾愤愤地说了一句，我吃的草，挤的是奶。这是郝先生第一次听到这句鲁迅名言。为了缓和气氛，另找话题，郝先生看见鲁迅书桌上有一方款砚，便称赞说这方砚台很好，随之拿起来把玩一会。当时鲁迅没有什么表示。想不到第二天鲁迅把那方款砚用纸包好，亲自送到郝先生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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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夏，济南齐鲁大学代理校长林济青邀请老舍、王长平、陈祖炳、谢惠、余天庥、郝立权等六人担任学校各学科要职，郝立权任国文系主任。这六位先生在当时皆有名气，老舍刚归国不久，已写出文坛有影响的三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王长平是清末首批庚款留美生，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陈祖炳受业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谢惠是留美化学博士，余天庥是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与国际学博士，中国社会学开先河的人物，关于郝立权在学界的资历，有一段资料是这样写的：郝立权虽非留美博士，但早年北大国文系毕业，黄节（黄玉昆）弟子，为章太炎再传弟子，在古文学上深有造诣，也绝非一般人物。在这之前，齐鲁大学向南京教育部申请立案受阻，校内学潮工潮迭起，文理学院停课已达半年，林济青请他们来，是想通过这强大的学术阵容实现学校的改朝换代。

日本投降后，郝先生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校长是同乡李寿雍先生。1949年后，郝先生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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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立权的学术成就多在1949年前，1949年后因为政治运动等原因成果不多。抗战爆发前，郝先生著有《韦庄〈秦妇吟〉笺》《陆士衡诗注》《沈休文诗注》《谢宣城诗注》《何水部诗注》《阴常侍诗注》《谢康乐年谱》《古今文选》等，其中有几本可称得上相关领域的开山之作。

《韦庄〈秦妇吟〉笺》是国内最早的《秦妇吟》笺注本，也就是说，郝先生是国人中最早为《秦妇吟》做笺注的学者。《陆士衡诗注》为陆诗最早的全注本，沈尹默题签，顾颉刚做序，1932年齐鲁大学出版，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有学者评价：博采冥索，亦足比美黄（节）注。《沈休文诗注》是最早可能也是目前唯一的沈约诗注本，1935年齐鲁大学铅印本，至今未有重印。

排行榜说郝先生是刘师培的弟子，但不少资料显示郝先生的治学受黄节影响颇深，注诗不仅解释词语的出处和含义，且有丰富的内容。郝先生在《谢宣城诗注》自序中也提到：曩在北都，从顺德黄晦闻先生习鲍、谢诗。先生讲学上庠，几二十年，遍注三祖、陈思、阮嗣宗、谢康乐、鲍明远诸家诗。独于玄晖诗始业未竟，遽归道山……爰取玄晖诗为之疏通校理，以成先生未竟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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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立权为人处世是学者本色，率真厚道。在强调出身成份的年代，他说，胡乔木就是大地主家庭，毛主席不也是富农出身么？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家乡来人说起衣食不周的困苦生活，他写了一首长诗《江淮民》寄给朋友：江淮民，何苦辛……，如今胜利了，却又过着嗷嗷待哺向天泣的生活。朋友怕牵连自己，将诗寄校党委，不过还好，校党委没有对他做出什么处理。同样在这时，郝先生常把老教授能享受到的一些福利待遇，如购书券、购物券等，送给有需要的青年教师。同事陈谦豫在回忆中写道：他常问我读书和生活情况，语言直接、率真，从不转弯抹角。我和世瑜结婚时，他送的礼物很特别，是两本线装的古籍，还笑着问世瑜：“你有大衣吗?要去买一件啊!”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2月20日，70岁的郝先生在《文汇报》发表《试论海瑞和〈海瑞罢官〉》。1966年1月8日，郝先生在一次清官问题座谈会上批驳了当时的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言论：我们有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尺，古人也有一把尺，那就是封建道德、法律和习惯。拿马克思主义的尺去衡量古人作出合理的判断，是可以的，若以之要求古人，那就等于年光倒流，强古人之车合今人之辙了。这样的文章和言论给他带来了灾难，抄家、贴大字报，安排在系资料室管理报刊杂志。

郝先生的长女展君说，父亲一生最爱好的就是读书，做学问，晚年也是如此。《师魂：华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名师》一书收有郝先生的学生史美圣写的纪念文章《厚积薄发薪火相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郝昺衡教授是我们三个研究生的导师……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的听课笔记……每次课后，他都开列必读书目、篇名，要求我们认真研习……现在重新翻阅当年的听课笔记，他讲课时的神态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讲课的内容，是他几十年学术研究的成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继承了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北大刘师培、黄侃、黄节等诸位名师讲课的传统，讲的内容记录下来就可以成为一部著作。他是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师，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