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27日晚八时许， “文革”前的教育厅老同事刘广富电话告我，老领导方非同志已于当日晨在医院去世，享年91岁。由于卧病住院多年，如此结果本是意料中事，但乍听之下仍感震惊。一时间，我和她几十年相处的桩桩往事一一涌现心头，她的音容笑貌又生动地浮现眼前，禁不住百感交集，难以自已。

方非，祖籍安徽桐城，是著名桐城派人物方苞的后代，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她于1941年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名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的女知识分子干部。1960年上半年，方非从无锡调来任江苏省高教厅副厅长，不久后高教厅与教育厅合并，她任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主管高教。我因先后在高教厅和教育厅高教处，故得以结识她并一直在她领导下工作。那时的她，衣着整洁熨贴，发型是束在脑后的环状发髻，骑一辆女式自行车上下班，显得大方得体、气质不凡。工作中，她习惯把高教处处长夏溶、顾纪瑞和我三人找来一起研究工作或起草文件，我也常随她一起出差，和她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其工作才干和果敢干练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一件小事又使我看到她为人的另一面。有一天，我刚到办公室上班，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一时间大汗淋漓，全身无力，头脑一片空白，眼前金星乱舞，同事们见我面色大变都慌了神，连忙把同在一座楼里上班的钱闻找来伴我到回家。后来，医生诊断并无大碍，我略事休息后，第二天照常上班。方非知道后很不放心，刚好顾纪瑞到她办公室去，她让老顾带信要我立刻停止工作回家休息，我只好服从她的命令休息了几天。这件事让我深切感到她对人的关切。

“文革”爆发后不久，我们都到了“五七”干校。1969年11月2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动员干部下放、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通知》，决定动员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整个干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教育厅工作人员本已拆散分在各个连队，我在句容农校的新五连，我爱人钱闻则仍在教育厅原来的连队，双方连队领导研究决定后，通知我单方携全家下放。12月27日，我带着年近七十的老母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下放到淮阴专区金湖县的黎城公社。当时曾听说方非同志也将下放到这个公社，果然，1970年的元旦过后不几天，生产队的农民告诉我附近的生产队又来了一户下放干部。我立即赶过去，只见方非正和她家的保姆在卸行李。她的小儿子小多那年才六、七岁，看到了我，欢天喜地地跳着跑着对我说：“吴阿姨，我们一家都来了。”方非也迎上来，淡淡地笑着说：“听他说的好，一家子也只有我和他加上朱阿姨三个人。”那时，方非的爱人胡畏（原南京大学党委第二书记）还在南京，他们的大儿子小康作为知识青年已插队洪泽。这和我的情况何其相似！在我们家，老钱仍留干校，大儿子和女儿也早在1968年插队泗洪，一家人已经七零八落地分散开了。想到这里，我感到我和她之间原来那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似乎发生了变化，而她坦然面对现实的淡定态度也给予我一种激励的力量。

下放初期，我们都曾扛着大锹和农民一起出工劳动。我住在工农大队第三生产队，方非在五队。由于靠得近，我常在工余去看看她。2月底，金湖所有的下放干部都被抽调参加“一打三反”运动，方非担任了县医院宣传队的组长，为了工作方便，院方腾出一间房屋给她，她带着孩子和保姆住到了县城。我也在工农大队担任了工作队组长，因彼此都很忙，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仍联系不断。

举家下放农村后，我在生活上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尤以居住条件恶劣为甚。生产队是在我到达那天的早上才接到通知，得知有一家下放干部要安排到队里。队里当时并无现成的房屋可以接纳，只好将打谷场上牛棚旁边一间养过鸡后来又堆放牛饲料的茅草房腾出来让我们住。这间茅草屋不过十几平方米的面积，墙上只有朝南的一个不足一尺见方的窗洞，两扇破木门无法合拢关紧。但既来之也只好安之，全家人忙着把鸡舍打扫得尽量干净一些，窗洞上糊上一张报纸，散放在屋外打谷场上的家俱什物全部搬进屋，箱笼都原封不动地捆扎着垒放在屋角，或塞到并排放着只能容一人侧身通过的两张大床下面。这样，屋里总算可以放下吃饭的方桌、几张长凳和一个煤球炉了。白天，我们家的大门只能虚掩着，夜里就用几张长凳把大门顶起来。那年冬天严寒，屋里实在冷得让人受不了，好在隔壁牛棚是当年生产队里最暖和的地方，农民们常在晚饭后聚在牛棚里取暖聊天，我的两个儿子便也搀扶着我的老母亲到牛棚去烤火取暖。春天来了，我正庆幸以后的日子可能好过一些时，却不料随着天气转暖使得屋里那股难闻的鸡屎臭味越来越熏得人难以忍受。有时一些下放干部来我家都说这屋子再也不能住下去了。大家都同情我的处境，邻近任庄大队的几位同志尤为热心，在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下，经公社同意，我于1970年5月迁到任庄大队第二生产队的两间空置公房里。这里虽然房屋低矮潮湿闷热，但毕竟居住条件有了些许改善。孰料好景不长，到了9月，生产队长来找我，说我住的两间房原来是生产队堆放杂物的公房，队里决定拆除，希望我另觅住处，并尽快搬家。这一突变让我十分意外以至心生疑窦，但又能有何办法？只好答应搬走。当时政策规定，下放干部和随同下放的家属是有建房基金和木料、毛竹等建房材料供应的，一些下放干部已经陆续盖起了简陋的住房，要想盖得好一点就自己再添上点钱。但单方下放的一般都没有盖，我也不准备盖。我的想法是，我是单方下放的，老钱今后的去路未定，得等他定了再说。任庄二队既不能住，我只得再去找公社领导另想办法。方非得知我的困境后，立即去和黎城公社的党委书记王元龙商量。正好公社所在的黎城大队要把建在黎城七队的大队部拆掉重建，公社便与大队商定：原有大队部不拆，交给方非和我两家使用；我们的下放干部建房基金和材料由公社拨给黎城大队；另外，新建大队部资金不足之数则由公社出面向我们两家适当商借部分。这样，在他们两位的热心帮助下，困扰、折腾了十个月之久让我一直惶惶不安的住所问题终于得到较圆满的解决。

1970年10月23日，我第二次搬家，迁至黎城大队第七生产队。次年2月，公社党委决定调我筹建黎城公社农业技术学校。我在这所房屋里住了三年多，直到重新分配工作。

方非也把家安到了黎城七队，工作忙时她住在医院里，空了便回家。我们各用两间房，成了同一个大门里的邻居。由于住地离县城近，我进城时总要去看她，她回家来也常到我家里来坐坐和我聊天。我特别记得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我在听过传达的当晚便到医院找她。那晚我们谈得很久，话题当然离不开“文革”，离不开“文革”爆发以来机关里发生的一些事。我不敢自诩我那时的觉悟有多高，但对明显的一些“左”的做法，特别在对人的处理例如所谓的“定性”和任意开除党籍等等是有自己的看法，甚至反感的，因而敢于对包括方非在内的几位同志的处理意见在大会小会上公开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这些，她是清楚的。那次夜谈我和她谈得很投契，彼此也很愉快。直到十点多钟了，我才打着手电筒回家。她不放心我在乡间小路上夜行，一再叮嘱着站在县医院大门口望着我离去。

我在黎城大队定居下来后，生产队划了一块挺大的自留地给我们家做菜地。我和孩子们决心自力更生，种好这块地解决吃菜难的问题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在邻居和一些知青的指导帮助下，我们翻地打篱笆，在清明节前后撒下菜籽，种了青菜、苋菜、辣椒、番茄、黄瓜、南瓜、扁豆、四季豆等，几个女知青还为我送来韭菜裁到地里。从此我们家吃上了新鲜蔬菜，不仅自足有余，还能经常送一些给邻近大队的下放同志。方非有时回来会到我的菜地来帮忙，我也常把鲜滴滴的瓜菜送到医院给她。这也算是艰难岁月中的一点自得其乐吧。

1972年夏，方非调回南京，我也于1974年初分配到扬州师范学院工作，结束了四年多的下放生活。

这是我人生旅途中一段饱经艰难磨练的特殊经历。其间，我和方非由于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几近相似的下放境遇，又偶然地近距离毗邻而居，遂使我和她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从而加深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十分值得忆念的。

1978年底，我调回省教育厅（当时称教育局）任师范教育处处长，又一次在方非副厅长的领导下工作。但这一次为时不长，不久后她就调到对外友协去了。

在她调离教育厅后，我总会在春节前后去看望她和胡畏同志。老钱在世时，我们有时也一起去，而下放金湖的一段生活常是我们聊天的话题之一。

   1997年4月4日，与教育厅部分老同志在南通赵丹纪念亭前合影。左四为方非，左五为作者。

2002年春节后某日，我和她相约在下午三点钟去看她。但在临出门时却因接了一个电话而耽误了时间，到她家时已经三点半了。我按门铃却无人应接，正疑惑间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回头一望，只见方非正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我忙迎上去搀扶着她问怎么回事，她说：“我等你不来，就坐到巷口小店里去等你了。”说着，哆哆嗦嗦地开门带我上楼，我发现她走路十分艰难，非常惊诧。那两年我因为老钱病重去世而未去看她，没想到她变化这么大，心里一阵酸楚。临别时，她忽然对我说，：“以后，我大概也难得再看到你了。”眼里竟流露着一丝感伤。我忙俯身安慰她，对她说我会再去看她。那天，她和胡畏坚持要把我送到大门口。后来，我也确实又去看过她几次，有一次，我是带着小儿子和小孙子一起去的，她躺在床上，我对她说：“方非同志，我们一家三代来看你了。”她很高兴，连声道歉着说：“我不能起来陪你们了。”那天，她絮絮叨叨地对我说，自己能活着进入新千年，回首一生，没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这些话，在以往我去看她时听她也反复说过多次，因为听得多了，我往往笑着打断了她。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为领导干部，在极左路线指导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难保不执行错误路线，也难免不伤及一些好人。对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甚至谅解的。她去世后，我了解到有关她身世的一些详情，我想起，早在“文革”前我就问过她是不是方苞的后代，她竟回答说：“不是的，桐城有那么多姓方的，哪儿有那么巧的事呵？”

最后一次见她，是她病重住院以后。我走进病房，只见她昏睡在床，气息奄奄。我叫了她一声，她猛然惊醒睁开眼睛，叫着我的名字，以极其微弱的声音问我：“你还好吧？”站在一边的小康惊异地说道：“唉呀，真奇怪！妈妈已经好多天不认得人了，怎么一听到吴阿姨的声音就叫出你的名字，还能和你说话？”是啊，这也许真是任何人都难以理解的吧。但以后，她就没有再说一句话，闭上双眼又昏睡过去了。我在她的病房里待了很久，又和小康交谈了一阵，临走时，我再一次走到她的床前，犹豫良久，决定再试着叫她一次，她又睁开眼睛，我对她说：“方非同志，我回去了。”她没有应声。忽然，我看见她的右手在盖被上极其费力地抚摸着移动着，后来居然抬了起来要寻找我的手，我赶快伸出双手和她紧紧相握，只听她虚弱却很清晰地叫着我的名字对我说：“你要好好保重啊！”这一句出自已经濒临人生边缘的老人的话让我深为感动，我俯下身去，抚摸着她的脸，在她耳边轻轻地说：“方非同志，你好好养息吧。”那一天，我含着眼泪告别了她。

此后，我不想打扰她的宁静，没有再去看她。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后，当晚，我因为耳背，便让小儿子打电话到她家里。小多在电话里详细叙述了他妈妈的最后时日，并说丧事从简，不准备举行告别仪式了。因此，我也终于未能再见她一面。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无关紧要。因为，我和方非同志之间历经了半个世纪尤其是在“文革”特殊的年代里建立起来的这种情谊，其实并不仅限于感情层面，而是更多地建立在冷静、理智和理性的情愫基础上的，这才是其真正意义之所在，因而早已深深铭刻在她和我的记忆之中了。

                                                            转自《金陵小岵》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