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湖县档案馆101长期93号卷宗收录了1957年夏季对唐桥、冈西、中堡、红旗、东陈、高马等农业社农民思想状况的调查。

    据《建湖县志·经济制度变革》记载，从1952年张荡初级社诞生，到1955年全县初级社发展到416个，入社农户达60%。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元月，全县大力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高潮，1956年元月23日梁垛区率先在全县建成22个高级农业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7%，到这个月底，全县几乎同时建成340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98%。这种建社速度与全国的大背景是一致的，都是来自于行政手段的推动。高级社与初级社实际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初级社只是一个农户自愿组成的生产合作组织，而高级社则逐步演变成生产与行政合一的组织；再一个就是高级社取消了土地分红，大型农具和牲畜等均折价归社，实行按劳分配，改变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样的两大变化，对当时的农民来说其思想上实际是很难适应的。但在当时，一方面是行政推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干群普遍相信党的号召，相信高级社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加富足与安定的生活。

    问题出在实现高级社后。本来过低评估中农的耕牛、船只、农具等就使得中农普遍心存不满，再加上劳动管理的制度脱离实际，大呼隆的问题逐步突出，多劳不能多得，干部作风粗暴，搞形式不求实际，特权自私多记工分等风气也正在形成，群众的意见极大。特别是1956年年底，一方面因为上面种种原因，农业生产成效不好，一方面更因为未与农户按照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兑现，导致一些勤劳的农户未得到应有的收入，相反一些好吃懒做的人反而得到了不少的救济。这样农民中出现了种种不理解不接受的声音。据唐桥的调查，有农民说：“过去吃粮上折子上扒，现在付粮用淘箩子拎，付几角钱要费七十二道手皮子，这个劳日子难过呢。”“初级社大家没底的劲，三十晚上还取淤，去年不成立高级社，我们小社起码要增几万斤。”“毛主席样样都好，就是口粮规定太少不好。如把粮食放宽些，才是万万岁呢。”“毛主席一着棋下错了，工人口粮太多，专门啃我们农民，我们只好往城市里跑。”从全县看，总体上大多数农户虽然对高级社有意见，但对合作化还是持支持拥护态度的，但在不少农业社出现闹事闹社，退社的呼声比较高。高马社的调查中说：“全社43个小队，经具体分析排除根据目前情况，如不及早注意做好工作，有可能在秋后发生闹事闹社的有肖墩、高西、高东、建港、西葛、蔡舍、近湖、徐东、仇南、李舍等十个队，加上其他小队的零星户的统计，思想动摇看大势随大流的有贫农64户，老中农63户，新中农102户，富裕农4户，其他5户；对社不满，已有退社表现的贫农14户，老中农31户，新中农36户，地主一户，富农一户，其他2户。”要知道该社整个农户是1348户，仅此两项就达到300多户，说明形势还是相当严重的。东陈社的调查中说，思想坚定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有227户，占总农户的47%；看大势随大流，对合作社采取中间态度的有143户，占30%；对合作化不满，思想动摇的有106户，占23%，实际这里思想动摇并不是事实，就是反对。退社的理由从高马社看，一是比较普遍的喊粮食不够吃，这其中有真有假；二是对干部有意见要求处理，不处理则要求退社，跳社，开迁出证；三是对财务管理有意见，主要是干部贪污，欠社员牛船舶农具款未付等；四是对生产现状不满，主要是秧管得不好，担心当年收成不行，耕畜家具管理不善，耗财多漏洞大，全社228条耕牛，保养得不好的就有15条，个别饲养员克扣草料买钱，还有垩田不计成本只图工分，应垩300亩的只垩了40亩，下种不计算，总计52亩晚稻，下了80亩的种。

    当时不满合作社的表现主要是：宣扬单干优势，提出按户包产要求，牛船户不服从社内调拨，劳外流务工，消极怠工，占集体便宜，全力服侍自留地等。当时对这些现象，在分析时相当一部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导致相当地方在认识上出了偏差，在措施上自然也不能对症下药。

    不过，合作化特别是高级社运行中的问题，还是引起县委的高度重视，当时主要是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开展整风整社，推行小段包工、季节包工、常年包工制，实行包产包工包本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接着又在全县推行“三包四到田”，即包产包工包本，产量指标到田、措施到田、工分到田、责任到田。鼓励各区各社积极地采取办法，特别是宣传合作化的优势，引导农民提升认识，特别是脱贫户增强其阶级同情心，教育他们不可忘本，同时对运行机制上也做了相当的调整，特别是加强了民主整社，让农民参与高级社的管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夏季分配时作了许多调整，实践下来得到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如冈西社的报告中说：“今年夏季实收结果，大麦单产237斤，小麦单产115斤，元麦单产188斤，三麦平均单产179斤，总产635000斤，高于三定产量41%，高于三包产量11%。在麦季应完成公粮38000斤，全年统购任务为136000斤，在夏季即完成24万斤，超过全年任务数76%。”第二就是夏季预分中坚持了按劳分配和多劳多得的原则，绝大部分农民比预分前心平气顺了，对干部、对国家、对党推进合作化的路线的认识与拥护有所提高。第三就是干部实行工作责任制、直接参加农业劳动，实行包队竞赛。

    实际从这中间可见，当时农村合作化的基础相当脆弱，其实这中间还有一个二律背反的东西在内。最大的就是依靠贫农的路线。一方面，由于土改分得土地与农具，大部分贫农靠自己勤奋劳动，逐步脱贫，冈西农社的调查中说：“社员在土改前和合作化后，阶级成分已有了显著变化，其变化规律，主要是土改前的雇贫农经土改后得田翻身，上升为新中农。据调查，全社由贫农上升为新中农的有97户，，地主富农转为农民成分的3户。”再如，高马社土改前贫农佃农共696户，土改后减少了285户，到合作化后则36%上升为中农，当时新上中农达345户，新下中农316户。东陈农业社的调查中也指出了这样的问题，农村中的阶级成人有了很大变化：“土改时贫农241户包括雇农15户，老中农120户，新中农73户，地主2户，其他5户。土改后到建社时的统计为：贫农111户，较原来下降50%，新中农144户，较原来上升83%，老中农198户，较原来上升65%。……目前的情况是，贫农64户，战友原有数26%，新中农194户，较原来上升265%，老中农198户，较原来上升65%。”这些调查报告中都看到这种变化来自于土改与合作化后生产发展较快。也就是说，实际上这种阶级成分的变化正是我党农村政策的一种成就。但是因为我党始终强调要坚持依靠贫农，那么这些升为中农的贫农便不能成为主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土改得地后而不能上升为中农的那些贫农，一部分是由于遭受天灾人祸，但另一部则主要是因为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当这后一部分人成为依靠力量时，自然无法让绝大多数勤劳致富的人们服气，只能激起群众认为：“共产党养懒人，我们也当懒汉好了。”从路线上来看，意味着上升为中农的这些贫农，如果再致富就可能成为革命对象。

    从当时的调查中看，一些地方的干部对于如何克服合作化中的劳动生产积极性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认识，甚至有着相反的认识。冈西社的调查中把“三定三包”作为重要措施与成功经验介绍。而东陈社的调查报告中则把农民建议“按户包产”作为反面现象列出。

    在这种思想状况下，未能扎实巩固调整高级社的一系列管理模式，特别是在包产包工等问题上未能坚持下去，反而走上了另一个相反的方向，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自然导致后来的灾难。当然，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错误地坚持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