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出生在小街上的人身份很尴尬，搞得自己不城不乡。说是城里人吧，只是呆在一个小镇上。说是乡下人吧，各个村庄的人都到我们这里来赶集市。村里的人到我们这来，说是“上街”，而我们到他们那儿去，则叫“下乡”。我们在村里人眼里，叫“街上人”，而村里人在我们面前自称自己叫“乡下人”。

　　我就是“乡下人”眼里的“街上人”，并且我家离供销社只有两家之隔。供销社是镇上最大最好的建筑物。上小学前（我们那时还没有幼儿园），我几乎每天都要在供销社里泡上两三个小时。我并不是在那里买东西，我手上也从来没有过活动资金。我在那个大大的房子里来来回回地奔跑，只是为了看每一个柜台上陈列的花花绿绿的商品。每一个柜台后站着的每一个售货员我都非常熟悉，他们也熟悉我，从来不会惊讶于我的存在，仿佛我也是供销社的一个成员。

　　他们对我宽容的原因不光因为我是他们的邻居，还因为供销社主任跟我家沾点亲戚关系。主任的女儿也是一名售货员，我叫她华姐姐。华姐姐不忙的时候，会把我叫到她那节柜台后面，悄悄地给我一块水果糖吃。那块水果糖我常常能含在嘴里半天。我把它压在舌头底下，努力不让它浸上口水而致融化。我去供销社的时候，常常最先奔到华姐姐的柜台，看她忙不忙，其实主要目的是看看能不能得到一块糖。华姐姐即便不忙，也不是天天都能给我糖吃。但是，一个星期最起码给我两块。因为隔三差五的这块糖，我觉得华姐姐在所有的售货员当中是最漂亮的。

　　我最喜欢停留并且观看的当然是卖食品的柜台。我会长时间地用手在盛放麻花、饼干、奶糖……的玻璃外摩挲。柜台前的刘阿姨经常冷着脸提醒我：“口水不要弄上玻璃啊！”刘阿姨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经常逃学，有时候还躲到我家，让我奶奶替他说谎。我为了奉承刘阿姨，常常把她儿子的最新逃课记录告诉她，她也并没有因此感谢过我，至于我梦想中的诸如得到一个饼干一块奶糖一段碎麻花的犒赏，更是一次都不曾有过。但是，每一次失望过后，下一次，我还是会忍不住在心里升腾起新的希望，我想，假如今天刘阿姨心情特别好了呢？假如今天刘阿姨会跟上次不一样了呢？所以，每次见到她，我还是忍不住会打小报告，希望因此得到她的笑脸或小小奖励，哪怕因此能让我那天在她那节柜台前停留的时间长一点也好。

　　在我们眼里，刘阿姨很臭，也很牛。她不太看得起一切人。因为她的老公也在供销社工作，似乎比售货员的权力还要大一点。而那个时候，家里有一个人在供销社已经让旁人很羡慕了。那个时候我们搞不懂他们拥有什么权力，只知道他们一家四口人跑出来很受人待见。

　　要过年的时候，当然是布匹那个柜台特别兴旺。每个人都兴奋地挤在柜台前面，看着立在架子上面的各种颜色的布，纷纷讨论着布的花色和将要做成的衣服式样。在那一刻，长得矮而胖的陈二姐就成了大家眼里的天使。“二姐，麻烦这块拿给我看看。”“二姐，你觉得这块做成褂子会好看吗？”不分长幼，每个人都亲热地叫她二姐。我和母亲也在其中。虽然我在背后喊她矮胖子，但是，到买布的那天，我一直对她笑，直到笑到脸上的肌肉发酸，似乎如果不笑，她给我的布就不能保证质量似的。母亲也常常跟身边的熟人热烈地探讨哪种布适合她，哪种布适合爸爸，可是到最后，她买回来的常常只有两块布，一块是给我弟弟的，一块是给我的。

　　我们家因为靠近供销社，接待的乡下来人也多些。他们只要到供销社买东西，总会到我家来坐坐。来的多是父亲在文艺宣传队一起演革命样板戏的老朋友。他们坐在我家矮矮的茅草屋里，喝着白开水，抽着劣质烟，大声地说笑。我常常受不了那种气味，便又独自溜到供销社里玩去了。

　　我上学的时候，也喜欢在供销社里经过。其实外面是现成的路，但是我不走。我从第一个门进去，到最后一个门出来。穿过那个长长的过道，看着陈列的林林总总的商品，再看看那些熟悉的售货员，然后走出门去，我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可是这样走着走着，供销社就冷落了，就萧条了，走着走着，我就不常在供销社经过了。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供销社就渐渐地淡出我的视野，直到现在的了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