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大扫荡后，日寇相继占领了苏北的湖垛、上冈、新兴场等地。建阳县除一、二区外，其余各区分别被敌人伪化占领。1942年，原四、五、六、七、八、九区分别合并成四、五、六区。四区位于建阳县的东南部，串场河、通榆公路绕贯境内，历来就是盐阜地区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是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自从敌人占领了新兴场、石桥头、小阜庄、廖家庄后，四区周围据点林立，我们同根据地的交通被敌人封锁隔断，要建立地委和南部各县的联系，就必须打开一条地下交通线。建阳县的敌工活动也就是在此背景下开展的。

敌工活动的主要任务：做敌伪分化瓦解工作

敌工活动是指在党的领导下，配合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地方政府，开展群众性的反扫荡、反伪化活动，瓦解敌人的武装和政权。在红军时代，敌工部称为“瓦解部”或“破坏部”。当时，我们的敌工部对外称为新四军联络部，敌工干部统称为联络参谋。

1942年初我从新四军军敌工部派到建阳敌工站，直属军敌工部领导。不久，转到地方成为建阳县委敌工部，部长是刘彦德，后是崔济民，我被分配到四区去建立东南敌工站。随后，我们就以四区为立足点，开展对敌伪军工作。当时占领四区的主要是伪军阎斌旅，我们的工作也主要是对付这支伪军部队。

　　对敌伪军工作首先采取攻心策略，发动政治攻势，通过印发传单“叹五更”(编者注：淮剧的一种曲调）、投诚通行证和喊话等等来瓦解敌官兵，并配合武工队的锄奸活动。我们还建立了伪军官兵的“功过录”、“红黑点”，伪军每做一件坏事，就圈上一个黑点，做好事则圈红点，罪大恶极的坚决镇压，能做好事的则保障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着对一般的伪方人员很有效，尤其是那些家在本地的伪方人员更是提心吊胆，唯恐黑点多了，生命财产没保障。有些伪方人员常常悄悄打听自己的红点多还是黑点多；有的伪方人员每扫荡一次后，总要托人带信说这次扫荡自己只朝天打了几枪，没有伤一人，没有抢东西，要求我们给他记上红点。此外，我们还利用伪军家属来策反伪方人员，要她们写信或转告在伪方做事的父兄、丈夫，不要做坏事，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采取政治攻势的结果，成功地瓦解敌人，使敌人军心动摇，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策反敌伪军工作打下了基础。

通过发展可利用的伪方人员建立我们的关系

采取政治攻势后，敌人胆小怕死的特点暴露出来了。另外，地方党政也积极为我们物色可利用的伪方人员，这就给我们研究敌人内部矛盾、发展可利用的关系创造了条件。通过研究分析可以看出敌人内部成份复杂，矛盾重重。有带有政治目的投机的，有混事的，有捞一把的，也有被强迫抓去当兵的；还有长官与士兵的矛盾，一部分伪军与另一部分伪军的矛盾，日伪之间、伪军和伪政权之间的矛盾等等。掌握了大量材料后，我们就利用矛盾分别瓦解，各个击破。对贪小便宜而没有政治目的的伪方人员，就利用他们为我军买枪买子弹。伪军得到好处后，暗地里纷纷把弹药偷卖出来，后来引起日本鬼子的怀疑，要求伪军每次扫荡回来后交空弹壳，我们就从部队那里找来空弹壳交给伪军充数，所以每次扫荡，仍会留下一批子弹给我们。东夏据点的伪自卫队长聂某就托人卖枪给我们，有些伪方人员托人送子弹给我们拉关系。此外，我们还通过伪方人员搞药品、搞情报。这样既装备了我军、削弱了敌人，又摸清了敌情。

　　接近我方活动范围的伪方人员容易被我们掌握利用，在敌人据点里面的伪方人员则不易为我们所控制，这就要求敌工干部胆大心细、机智灵活，以虎口拔牙的勇气迫使伪方人员就范。有一次，我们计划做伪区长仇瑞常的工作。仇住在上冈据点里，平时深居简出，很诡诈反动，我们想了几次办法也未能把他制服，组织上决定派江东与郑重同志化装到上冈据点去找仇瑞常。计划好之后，江、郑两人化了装，买了一篮子礼物，篮子里藏了手枪，由打入敌人内部的伪自卫队员廖开飞同志(廖开飞是秘密党员，敌工干部，他很机智勇敢，经常在敌占区秘密执行锄奸任务，逮捕和镇压敌人)带着他们到了上冈，据点里的日军哨兵见有伪军带着也未引起怀疑。江、郑扮成送礼的来到仇家，进屋后江东把篮子里的礼物取出来，用手枪对着仇说：“你替敌人做坏事，今天要与你算账。”仇一见顿时软了下来，又急又怕，赶紧把门关上，一边连连作揖求情，答应了我们所有的条件。最后还叫他老婆亲自把江、郑两人送出据点。

掌握策略、灵活斗争

在敌我力量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对敌伪军工作要掌握策略，灵活斗争。敌人搞伪化，我们就配合地方工作，领导群众开展反伪化斗争。首先，把敌人的势力范围划分成伪化区、接近区、同情区(指同情我方)等几个不同类型，然后分别开展工作，达到反伪化的目的。有一次，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同志命令建阳敌工站把湖垛的日寇特务队长抓来，站长刘彦德同志布置徐华同志完成这个任务。徐带了几个人，冒着严寒，踩水过河到湖垛，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特务队长抓了过来。又如我方在征收公粮上就制定了针对性政策，对同情区少收，对接近区收一部分，伪化区的地主也得向我方交公粮，并领导农民进行一定程度的减租减息，有时我们还配合税收人员到上冈、湖垛等据点向殷实富家收税。并且警告伪方人员，不得超越和触犯我方利益。这样对敌人软硬兼施，迫使其就范。

　　另外，对一些有罪恶但可以教育的伪方人员，通过允许他戴罪立功来发展关系。有一次，伪旅长阎斌的副官长周一鸣的亲信崔大六子被五区长杨兆熊同志带人抓住，准备镇压。周一鸣托人来保释，我提出条件要与阎方谈判，周一鸣不敢来我方谈判，我就前去大崔庄据点。谈判刚开始时，敌人见我单枪匹马，以为软弱可欺，我却针锋相对地和他们斗争。周一鸣开始很硬，后见我大义凛然，不得不软下来，同意我提出的条件并和我们保持一定的关系。但伪军的上层人员很狡猾，哪边势力强，他就倒向哪边，不过，他们也会为我们提供一些方便。有一次，我进到东夏庄据点活动，被阎斌部下的特务发觉了，特务到阎斌司令部报告，说新四军的谭参谋(当时我化名为谭少卿)在鸦片馆子里，周一鸣得到这一情报，赶紧暗中派人送信给我；还有一次，我带着通讯员乘了一条小船，从四区经皮叉河到北秦庄，被敌人发现，一直追到大崔庄。当时沿路到处是敌人据点，一上岸反而更引起敌人的怀疑，只好藏了文件和枪支，挺起腰杆驾船往虎口里闯。凑巧，在大崔庄迎面遇到崔小五子，崔就拉住我，对后面追来的伪军说这是旅部的参谋，这才侥幸脱险。

通过对敌伪军的工作还保护了我方的干部和家属

　　有一次，五区杨兆熊同志的兄弟杨某某被大崔庄敌人抓去，妄图以此来要挟我们。敌人抓人时，我们正在县里开会，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赶回来，和留在区里的五区副区长唐少波研究了一下，决定通过崔小五子的关系去找周一鸣。找到周后我就对他说，保护抗属（编者注：抗日战士的家属）义不容辞，要他想法释放杨某某。周说：“我一定不让阎斌知道。”后来，周果然把杨放了。像这样营救我方干部、抗属的事例是很多的。还有一次，我方打入青庄做伪自卫队员的廖开飞同志不小心暴露，被石桥头敌人抓去，廖很坚强，被捕后仍然继续做伪军的工作，后来被敌人转押到上冈，他又做看守他的伪军的工作，伪军被他说动了心，同意偷放他。那次，我刚好在后方区党委开会，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赶回来，想法通过伪方的大绅士出面担保，给伪方施压，说如不保释出廖，后果自负。绅士怕将来我们与其算账就对伪军说：“谭参谋是新四军的大官，他能调动部队，赶紧把廖放走”。就这样，成功地把廖开飞同志营救了出来。那时，地方上一有干部或抗属被敌人抓去，就找我们敌工部想办法营救，敌工部在保护干部、群众和抗属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策动敌伪军兵变起义

敌工部还通过利用社会上下层势力来壮大统一战线。建阳县过去地方土匪很多，在日本鬼子发动大扫荡前，敌工部主要做分化瓦解土匪的工作。日寇占领后，我们除对一些危害较大的土匪实行镇压外，对一般的下层势力如青帮、洪帮等，则联合他们共同抗日，其中一些人经过教育、改造、培养，成为优秀的敌工干部。

对敌伪军工作既有独立的秘密性，又有广泛的群众性。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两条线：一条是骨干力量线。这条线比较秘密，平时我们不用，以免被敌人发觉而破坏；另一条是一般关系和敌伪关系线。这条线半公开，我们每到一处活动，往往都先找这些人，住在他们的家里，要他们给敌人送假情报，制造恐慌，说新四军某部队来了，使敌人不明情况变成睁眼瞎子，而我们敌工干部则在群众的保护下，象鱼儿进了大海一样，行动自如。敌人甚至弄不清我们哪个是哪个，湖垛的敌人悬赏抓我，把我用的两个化名谭少卿、陈春三都写了进去，当成是两个人。

在地方政府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对敌伪军工作的效果愈来愈突出。在伪据点里发展了不少我们的关系，这些人表面上应付敌人，暗地里支持我们。一些经过我们做工作的伪方人员，不断逃跑和携抢反正，对敌人的威慑和震动很大，敌人常常感叹道：新四军两个团最厉害，一个是武工团，一个是文攻团。”文攻团就是我们敌工部的政治攻势。

1943年春季大扫荡期间，通过敌工部成功秘密安插、隐蔽了一批干部到伪方人员家里、敌人据点里打埋伏。此外，敌工部门还负责护送干部，1942 年精兵简政，有一批干部精简去上海等地，很多都是通过敌工部门护送的。

经过一年多的相持阶段，1943年反扫荡胜利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日寇为应付华北战场失利的局面，不断调兵北上，我军主力则不断向敌人主动出击。在这种形势下，盐阜区党委下达指示，要求敌工部门学习山东的敌工经验，策反伪军起义。区党委书记向明同志到建阳县委检查工作，在县委召集的干部会上作出指示：在党的领导下，以对敌伪军工作为主，配合部队和地方工作，三个月打垮阎斌。并成立了盐阜区敌工中心站，专门对付阎伪军。当时提出这样的任务，目的是让主力积蓄力量，减少伤亡，以便迎接全国的大反攻。

敌工中心站成立后，抽调了五六个人，有李甫青、李讷、李学忠、朱泽等，我任站长，基地仍设在五区，活动范围扩大到六、七区。

阎伪军是伪胡冠军部的主力，号称一个旅，实际上只有三个加强连和一部分机动部队，分别驻在大崔庄、东夏庄、楼夏庄、小阜庄、皮叉河等地。旅部设在大崔，东夏、楼夏各配一个加强连。阎伪军除在东夏、楼夏构筑了碉堡和工事之外，又沿着村庄挖了一条护庄河。我们研究分析了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后，决定以东夏庄作为突破口，解决东夏庄后，一线牵动全局，再对付阎旅就容易多了。  

东夏庄位于建阳县的东南部，距离阎伪旅部驻地只有十几里地，紧邻西荡，地势险要。1943年大扫荡前，那一带是顽军韩德勤统治的势力范围，我们在那里活动得不多，阎伪军的反动气焰也比较嚣张。1943年大扫荡后，我军主力三师积极收复和开辟伪顽统治的失地，阎伪军则龟缩到据点里，妄图作最后的挣扎。庄子里除驻有阎伪军一个连外，还有伪区政权及其他杂七杂八的武装力量。自从我军主力过来以后，阎斌坐立不安，他知道东夏据点保不住就等于丢了他的老巢，因为东夏、楼夏就象两个蟹钳，和大崔庄形成犄角之势，丢了东夏，楼夏就保不住。因而对东夏据点严加防守，还调了一个加强连，调配了迫击炮来东夏据点，安排了心腹张连长来指挥。庄子上设有南北两个据点，还装了电话，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封锁得像铁桶一样。但敌人内部派系不一，各有山头，这就给我们开展对敌伪军工作提供了方便。就在这时，县委敌工部介绍了一个关系给我，此人是东夏的伪区长，名叫树以和，他和树海同志有亲戚关系，我们就准备以他为突破口。同他接头后，我提出要介绍一个人到他那里当区员，要他想法安排，树以和当即答应。于是，我向县委敌工部作了汇报，并请求部里派个干部来，条件是政治上要立场坚定，工作上要有独立工作经验，最好还要会吹拉弹唱，以便于开展活动。过了几天，树以和向县政府呈文添员，派人来要名字，当时县委派的人还未到，我就临时报了个张光汉的名字送过去。很快，伪县政府的委任状就下来了，随后县敌工部的朱泽同志来报到了。朱泽同志当时很年轻，仅十八岁，是地委敌工培训班培训过的内线干部。朱泽来后，我们在树家桥（编者注：今沿河镇树桥村）的树以宽家里住了两天，我向朱泽同志介绍了情况，告诉他从现在开始化名张光汉，身份是树以和的远房亲戚，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小开，出来做事是为了见世面、交朋友，不是混饭吃。要他进据点后不要急于开展工作，先站稳脚跟了解情况，有任务等我通知。并且共同讨论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及应付的方法。同时又买了一些适合他身份的行李，如被服、帐子、书籍等，给朱泽同志化了装，由树以宽带到东夏庄去。树以宽是树以和的兄弟，也是我们的关系。当时为了不暴露树以宽，只让树以宽把朱泽送到据点外，然后由朱泽一个人进去。据点里树以和那边是早已联系好的，由树以和的老婆出来接应。这个妇女很能干，会随机应变，也有胆量，她一见朱泽就表弟长、表弟短地叫起来，顺利地把朱泽带进去了。

朱泽进据点后，为了让他站稳脚，开始没有急于给他任务，他有点苦闷和着急，就自己联络了一些人，搞了个读书会。我知道后立即通知他停止活动，以免引起敌人注意，并告诫他：你的任务是对付阎斌的伪军，不能搞小活动，现在要想办法在伪军里交朋友。

不久，朱泽同志在东夏庄结识了一个伪排长叫吕森，这个人不是阎斌的嫡系，原先在另一支伪军里，因混不下去就拉了一个班投靠阎斌，这个班大都是他的心腹，班长是他的叔父，阎斌委任他当排长，但姓张的连长常常欺负、排挤他，还打过他一个耳光。发现这一情况后，我通知朱泽，进一步和吕森拉关系，积极教育争取他。朱泽接受任务后，积极接近吕森，和他结成拜把兄弟，很快打得火热，但并不向他公开身份，至多同他讲些民族英雄故事，潜移默化。吕森认为朱泽够朋友，家里有钱又有地位，因而对他很好。平时朱去吕家时，尊称吕妻为大嫂，很有礼貌，吕对朱更加敬重。我们通过吕森很快掌握了敌人的全部情况，并着手研究策动吕森起义的计划。就在这时候，情况突然变化，吕森被敌人调到盐城去受训。针对这一情况，我一方面让朱泽继续照顾好吕森的家属，另一方面积极谋划新的对策。吕森的老婆很年轻，吕森不在家，门口少不了拈花惹草的，我嘱咐朱泽去吕家只能白天去不能晚上去，买东西只能买油盐柴米不能买胭脂花粉。吕森的老婆写信告诉吕森：张家兄弟很好，经常接济柴米油盐，说吕不在家，有人欺负她等等。吕森接信后很恼火，想回来。我知道后就派朱泽立即去盐城一趟，争取叫吕森回来，并寻找机会试探一下吕森的政治态度。朱泽到盐城后找到吕森，酒酣耳热之际朱泽告诉他张连长如何趁他不在时排挤他、侮辱他，激化他们的矛盾；又说新四军最近又打了胜仗，伪军死了多少人等等。吕森经朱泽一引，当即就发牢骚说不想干了，说他当兵是为了混饭吃，不是甘心当汉奸，丢掉性命不合算，并要求朱泽给他另找活路。朱泽说：“我也没有多大门路，不过我同新四军一位高级参谋熟悉。”吕森听了马上说：“这就好了，能结交上新四军的‘大官’就多了一条路，也有保障。”他请朱泽为他牵线，拉他一把。谈到这里，吕森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清楚了，朱泽进一步劝他回去。不久，吕森果然回来了，我们随即着手引导他起义。为加快推动起义进程，我决定亲自同他见面。为了防止意外，第一次见面选在据点附近的伪乡长家里。这个伪乡长也是我们的关系，但我和吕谈话的内容他不知道。我化装成盐商，礼帽、长袍、手杖，颇为神气，身份是新四军参谋，并带了一个便衣武工队员作警卫员。吕森是穿便衣来的，我从民族大义讲起，谈抗日前途、我军力量，指出当伪军没有出路等，晓以利害，要他戴罪立功，免得有一天身败名裂，后悔莫及。并同他阐明了我军的政策，告诉他对于起义人员愿意干的跟我们干，不愿意干的就安排回家，每个人给多少钱、多少地，安居乐业。吕森听了后，当即表示愿意跟我们干。第一次谈话很顺利，吕森已经动了心。而后，朱泽继续在吕森面前“煽风点火”，说谭参谋是新四军的高级干部，有权威，加上那一带的伪军早就对我很敬畏，吕森听了就毫不迟疑地下定了决心。我立即将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并拟定了起义计划，随后又安排了我同吕森的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是在离炮楼半里地的一个小庄上。为了防止敌人怀疑，我们选择了白天，并带了几个便衣武工队员，由树以宽进据点通知朱泽带吕森下来。吕森身穿军装和朱泽一起来了，我们就在一个富农家里接头。这户富农家里供了个关公神像，常有人去烧香许愿，我们也装成香客为掩护。我悄声对吕森说，准备某日趁他带岗的那天夜里起义，并再次核实了据点里敌人火力位置、兵力部署等武装情况，交待了暗号、联络方法、行动计划。为怕起义计划泄露，我还特地交待吕森，叫他一不要转移自己的财产，二不要让老婆出来，等起义的那天，我们再派人坐小船去接他的家眷和财物。

当时，我们策划的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起义计划，除东夏外，还派了李甫青去楼夏庄策反，准备把东夏、楼夏一齐端掉。楼夏庄据点也有伪军一个连，我们有两个关系，一个是伪连长，另一个是伪排长，对伪连长的起义把握不大，因为他的老婆被阎斌留在大崔庄当人质，因而他有顾虑。伪排长是丁德仪同志发展的一个关系，很早就与我们有联系，这个伪排长的丈母娘在丁德仪所在的乡里，丁德仪通过做伪排长丈母娘的工作，逐步把伪排长改造过来，并发展成我们的关系，伪连长和伪排长跟我们都是单线联系。伪连长不知道他手下有个排长与我们有关系。我们拟定了楼夏起义计划，打算趁东夏得手后，一面逼着东夏的伪连长打电话要楼夏的伪军起义，一面里应外合武装进入楼夏。起义计划确定后便上报区党委批准。正在这时，区党委负责人向明同志、建阳县委书记金韬同志等莅临建阳一带视察工作，在县里召开干部大会，我也参加了。大会期间，向明、金韬等同志由崔济民、刘彦德同志陪同特地找到我，了解起义的准备情况，向明同志关切地问我是否有把握?我回答说：“有把握，请首长放心。”向明同志满意地含笑频频点头。我等不及大会结束，向首长告别，满怀战斗激情奔赴前线去了。随后，刘彦德也匆匆赶来。路上，他还因心情迫切一不小心跌进了一口水塘里，但他一跃而起，又大步流星地赶路了。县里特地派县总队长王良太带着部队来配合我们，王良太把部队安排在据点外接应，挑选了六个精干的侦察员，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把大刀，由我带着进据点，把起义的伪军带出来。一切都准备就绪，等到起义的前一天，不料朱泽突然跑出据点急急找到我说：“情况有变。”原来，吕森看一切都比较顺利，就叫老婆放帐子，收拾东西，不巧被他二婶母看见，忙告诉她丈夫，她丈夫马上找吕森吵，说要投奔别人不告诉他不行。吕森找到朱泽说他不能干了。我详细考虑了一下，觉得情况并不严重，可以继续起义计划，就要朱泽立即赶回去，想法收买吕森的叔父，出钱让他干。但我又担心吕森叔侄吵架惊动敌人，怕朱泽回去后出问题，就叫朱泽连夜先到庄子外，派人先进去打探消息，确认安全后再进去。朱泽走后，我又派人到东夏庄侦察敌情，同时通知树以和，说我们有行动，要他回避一下，以免受牵连，并说吕森想反口，我们准备发动强攻。树的老婆知道后，马上去找吕森说：“新四军不好惹，你不干，将来不好交待。”吕森听了，立即去找朱泽表示愿意继续干。朱泽马上又来通知我，我随即向王良太和刘彦德作了汇报，要部队按时接应。   

翌日晚，天黑黝黝的下着毛毛细雨，我带着几个侦察员化装成盐商，乘坐第一条没有篷的船，沿着串场河向东夏驶去；后续部队一个排由营长祝永年带领乘另一条船跟在后面。到东夏后，衣服全被细雨打湿了，岸上有人接应我们，对上暗号，吕森带着几个起义士兵打开水门让我们进去，我们一齐上了岸，由吕森在前面带路，直扑伪连长的老窝，抓了伪连长，缴了伪连长压在枕头下的驳壳枪，又缴了放在房里的一挺轻机枪。这时，我回头一看，发现后面的一条船没有跟上来，而睡在据点里的伪军大部分尚未惊动，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不容迟疑，我一边派朱泽到后边去联系，一面带着几个侦察员冲进大营房，侦察员端着机枪，我也一手持枪、一手持刀。对着那些惊呆了的伪士兵，大喝一声：“不许动!我们是新四军!你们被包围了，投降的一律优待，保证生命安全，不搜腰包。愿干的可以参加新四军，不愿干的遣送回家，抵抗的就地镇压!”顷刻，伪军士兵纷纷举起双手：“长官，我们投降，我们投降。”为了争取时间、安定他们，我当机立断，允许他们撕掉床单，统统在手臂上扎上白布条。解决了敌人后，我们就把一连俘虏押了来，缴获的枪支弹药，下掉枪机，让伪军背着。出了据点，接应的部队还未上来。原来，王良太见我们进去后没有动静，以为出了事，赶紧把部队往后撤，刘彦德不同意撤，王良太怕吃亏，硬是把部队带走了。这一下，可苦了我们，原准备一鼓作气去解决楼夏庄的计划打乱了，我们连东夏河西据点的伪自卫队都来不及收拾，就急忙放火烧掉河东的据点，把伪军带出来，走到离敌占区较远的一个庄子住下，一面继续派人和县总队联系，一面封锁庄子，不让伪军乱动。为了防止伪军发现我们只有几个人而炸营，便警告他们说外面全是民兵，谁乱跑被打死了一概不负责。直到天亮，大部队返回来，一连俘虏才被接收过去，随后我们就撤回了根据地。

东夏起义后，我就调离了建阳，去接受新的任务。这次起义由于部队配合不力，未能完成全部计划。尽管未能一鼓作气端掉两个据点，但对敌人的打击仍然是巨大的。后来听人讲，自东夏兵变后，引起阎旅内部极度惊慌，敌人赶忙收缩兵力，一连撤掉了十几个大小据点，连楼夏据点也撤了，大片地区接连被我们解放。

当时，除了东夏起义外，大崔庄也组织过起义，但那一次失败了。大崔庄本地有个姓王的青年，早先是共产党员，大崔庄伪化后，当地的地主、富农鼓动阎斌把这个姓王的收服过来，阎斌就强迫王某当了伪班长。王某当了伪军后，虽然没有出卖过同志，但地下党组织对他疏远了。王某后来找到我说：“只要党用得着我，我什么都愿意干。”我分析他当伪军也是迫于家庭等多方面原因，是不得已的，就让朱士林同志做他的工作并与他保持联系。

我主抓东夏庄起义的工作后，这一关系就移交给了刘彦德同志。后来，王某调到裴刘庄当伪班长，刘彦德找到他，要他里应外合发动起义，说只要把据点端掉，可以给他多少钱、多少田。王某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恢复我的党籍，就是牺牲生命也愿意。”刘向区党委请示，黄克诚同志批准说：“只要能成功，就批准他重新入党。”刘彦德将黄克诚同志的话转告王某，王某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并保证不告诉家里人，连姐姐在阎斌家里当保姆也顾不上了。于是决定在某月某日起义，不凑巧那一天部队来了后未能接上头，部队的同志觉得没有把握，临撤走时还把一个带路的伪保长放掉了。谁知这个伪保长是个叛徒，他马上找到阎斌告密，阎斌就派参谋长齐雍带了手枪队去裴刘察看动静。齐雍是国民党特务，很反动，他到裴刘后不露声色，暗地察访，准备如果新四军当晚再来，就来个措手不及打埋伏。晚上，部队果然又来接头了，齐雍命令伪兵架起机枪，准备等部队一入火力网就开枪。王某在据点里看见情况危急，赶紧擦着了火柴，通知部队撤退。眼看到嘴的肥肉跑了，齐雍恼羞成怒，残酷地杀害了王某，并让王的父亲陪斩。

敌工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既有成功，也有失败。黄克诚同志曾说过：“做敌工工作，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必胜的勇气，是难以完成任务的。”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不少优秀的敌工干部惨死于敌人的魔掌。据我所知，建阳县敌工部牺牲的烈士就有徐华、郭一呜、孙恩山、张萍等，而被捕后又侥幸脱难的有四人，都是死里逃生。多少年来，每当我追忆往事、缅怀先烈时，那些战斗岁月翻江倒海般涌现在脑海中，令我感慨万端。特别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伪铁石乡的乡丁（编者注：乡机关勤杂人员）的谷连芳同志。当时他已四十开外，仅有一女，家境贫寒，但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为敌工部递消息、送情报，从无差错。1942年初，我在宋家楼被捕，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出狱的当晚，陈鹤泉、丁德仪、廖开飞等同志在谷连芳同志家等侯我。那是个春寒料峭的夜晚，谷老为了欢迎我，把仅有的一只鸡宰了，借米煮饭，柴火不够又把垫床的蒿席烧了。这种春暖心头的深情，深深埋藏在我的记忆里。粉碎“四人帮”后，听说谷老已在“文化大革命”中病逝，我深为悲痛，写了两首小诗，聊作纪念。

(一)

夜来风雨串河潮，急水轻舟胆气豪。

威慑群魔擒寇首，纸船明烛照天烧。

(二)

哀思不尽仰高风，铁石乡前一树松。

蒿席当薪寒夜火，至今仍似杏花红。

转自《老党员话建湖党史》 建湖县委党史办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