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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现在的位置： 建湖文史网 > 史志档案 > 文史资料 > 《建湖文史资料选辑》1～9 > 正文 出生入死一切献给党 无私奉献全心为人民
摘自唐光真《历史的回忆》
投身革命
1940年秋天，拨开云雾见太阳，我的家乡来了共产党。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部队。几天前谭三爹爹听别人说要有部队来了，但是什么部队，他说不清楚。庄上老百姓听了心里都很担心，一天部队真的来了，是从嘎粮河西边过来的，穿灰布军装，到我们庄上后，就住在各家门外场院内，不到老百姓家里去。战士们个个态度和蔼，帮助老百姓打扫，尊老爱幼。老百姓都很高兴，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队伍。部队在我们庄上驻了几天后就向东边去了。那时不知道是什么队伍，现在根据有关资料看，应该是八路军南下去盐城和新四军会师的。部队来过后，共产党在我们庄上就有了初步影响。又过了一段时间，民运队的同志就经常到我们庄上开展工作了，开头带队是方平，后来王大林也经常到我们庄上。我们庄子是他们开展工作的一个点。在他们的宣传发动下，我们庄上的老百姓都积极靠拢共产党，向往革命，先后有18人加入共产党，30多人参加民兵，有的是若干民兵，有的是普通民兵，有十多条枪。战争年代，鬼子、和平军虽然经常来骚扰，但从来就站不住脚。主要是王大林、方平工作做得好，群众发动起来了，大家齐心团结。
当时我堂哥唐光华做村长，王大林同志、方平同志经常到他家去，我父亲是外围情报员，这样我就认识了王、方二位领导。他们到了唐光华家后，就找庄上的几位长者谈情况。一般他们到了后，光华大哥就叫我先把我父亲唐如好喊来，再去喊唐光朋、王品山还有王二爷（名字不记得了），正常就是他们四位。从他们一心为人民谋利益，使我对革命有了粗浅的认识。13岁时，方平同志就想带我出去一起革命，因年龄太小，母亲不放心。
1941年2月，日本鬼子在苏北，特别是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盐城、湖垛地区被敌人占领。当时老百姓日子不好过，共产党发动群众打敌人。1941年春天，新开辟根据地，那时十二区以湖垛为中心，分成南乡、北乡两片，南乡区委书记方秉文，北乡由区委组织委员邬凌秋负责，带民运队的是张达、夏衡等同志。北乡当时的形势很严峻，反动势力和坏人土匪活动频繁，广大人民群众过着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生活。我们家乡是1941年冬天成立红色政权的，将村组的保甲制改为共产党的行政制，但因为太危险，没人肯做。我就在那年的冬天被群众推选为负责庄上36户人家的行政组长，15岁的我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我虽然出生在农民家庭，但父亲很开明，拥护共产党，逢有开会、派工等活动，父亲就带我一起去，我也逐渐接受了革命道理。共产党在我们这里建政后，随即通过借粮、减租减息来发动贫苦农民，组织农会、妇救会、青年团、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带领他们反抗黑暗势力，解放自己，在发动群众的同时，还搞了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统战工作方秉文、王大林等同志做得比较多。但不少农民由于长期受欺压，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不了解，开始时有顾虑，他们那时吃的苦太多了。针对这一情况，我们逐户逐人访贫问苦，串联了解，遇事主持公道来争取群众。经过这样坚持，贫苦农民逐渐和我们贴心了，不但不反对我们，还让民运队同志住他们家，而且热情接待，比他们大的称大姑，小的称大姐姐，非常亲切。在湖垛，我们还成立了一个职工会的组织。那时，对中、小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还是保护的，除了减租减息外，决不侵犯他们的财产，因而中小地主、小业主都拥护共产党，主动为政府募粮、枪支等支援前线，组织地方武装，帮助建立抗日武装根据地。对少数顽固不化的，则通过又联合又斗争的办法，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用民族大义来感化他们，但有个别的，实在不行，就带有强行上门借粮借枪。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的工作后，群众基本上都信任了党的政策。
十六岁的女联防队长
1942年2月份，16岁时，县抗日政府为了阻止日本鬼子汽艇下乡扫荡，组织群众在建阳西边喜鹊窝（现叫陈圩）打坝。我也参加了这次打坝行动，就在这次打坝中我正式成为民兵联防队的一员，亲眼看到党的地方领导人和群众民兵一起打坝。当坝合拢到一公尺高时，日本鬼子的铁壳船真的来了，是从湖垛街开过来的，由东向西开，走到坝口向北，又转弯向东走了，船上有三个鬼子。当时我们爬在河北圩下面（坝是南北向），我抬起头望，王大林同志拍拍我的头说：“小妹啊，你真的不怕死呀！”我说：“不怕。”后来他叫人拿根枪给我，问我会不会放枪，我说不会。他对我说这枪就给你用，今天正式宣布你参加民兵了。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参加民兵队伍。参加民兵后，时间不长，到了6月份他们亲自安排我做联防队长（证明人有王大林、方平、咸文和三同志），领导三个乡联防队。北边孤丰，中间冼穆，南边湖甲，三个乡基干民兵共1000多人。时间是6月28日，这件事在我记忆中十分清楚，因为那天小刀会要杀咸文和同志（他是区委副书记兼联防队长）。当年3月份区委研究，叫我接任联防队长，我担心做不好，直到这天下午，我和咸得华正好在咸文和家商量联防队的工作，他家属在烧晚饭，粥锅已烧开了。这时有个人急匆匆地从赵家墩跑来，到咸文和家报信，跑得很急，七喘八哈的。我就到咸文和家锅里盛了一碗米汤给他喝，他喝了点米汤，边喘边说：“小刀会要杀咸文和，叫他不要到联防队队部去（队部当时设在赵墩）。”得到这个情况后，咸就把队部的钥匙交给我了，也就是从那天起，我正式接任联防队长职务了。领导联防队，整天在外边转，遇到绝头港或没有桥也没有船的，只好人下水，我不会游水，怎么办？我就叫大家先过去，不要管我，我一人有办法，顺着河边，找到比较浅可以趟过去的地方过河。当时既要防敌人，还要保证上下联系，加上不识字，有事都是自己直接向领导汇报情况。区委派出专人负责与各联防队的联系，和我们西南联防队联系的，先是周庆同志，后是蒋佳成同志。
我记得的三乡的民兵中队长和部分队长：孤丰乡中队长王彬，冼穆乡中队长张保友（是我大舅父的儿子，后参加新四军，跟随黄克诚打到东北，在四平战役中牺牲了），后是许九成，湖甲乡中队长王士楼。冼穆乡的分队长：①唐桥村分队长周学喜同志（当兵回来能干些）；②五里村蒋贵生同志（为人厚道、老实、肯干）；③赵墩村杨曰生同志（太老实了）；④斜港村李城人同志（老实）；⑤金舍村王栋成同志。孤丰乡分队长只记得乔家村分队长是谭有堂；湖甲乡分队长瓦瓷村（当时叫四村，靠嘎粮河东边）的是李成仁，顾坝村的姓陆，其他分队就记不清了。
当时联防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家乡、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保障前方的供应。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但在保卫后方，做支援前线的工作中，我们在与日伪军、国民党等的斗争中遇到了很多危险。
1942年秋天，有一天，我带着联防队员巡逻。我们天刚亮时起身赶路，日本鬼子从东沟益林方向过来，经唐大桥向东南过小桥，过了小桥在东南堆上休息。我们在小河北向东，在鬼子的东北方，距离很近，大约有半里路的样子，因为我们只有13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埋伏在大沟洞里，不动也不敢放枪，那次也是很危险的。
1943年3月有天下午鬼子从益林、东沟过来。情报员了解情况后，向我们报告，我们当时在嘎粮河东呢，我们向东跑。那一次真险，原来以为鬼子向南的，我们本意向东避开他们，结果100多个鬼子和汉奸、伪军，把抓去的老百姓换了军装，从乔家舍渡船口走北路向东，我们11个人，如果继续向东就会遇到鬼子。正好跑到唐光和家，当时只有他母亲坐在门口捻线，其他人都不在。我就和她说：“大妈，你就坐在门口不要动，也不要四处望，鬼子来问就回不晓得。”又交待大家藏到床下，要憋住气，我站在她家门后面。这时鬼子就在北路水田边休息，汉奸带着一个鬼子跑到门口问唐光和母亲，有坏人吗？有老八路吗？老人回没有。问过后汉奸还叫她不要动，意思就是不准她送信给八路。鬼子的问话，我们声声听见。鬼子看老大妈坐着不动捻线,没有多加怀疑，就向北撤走了。
1943年，方平、咸文和等领导，看我领导联防队不错，他们多次找我说，你很积极，应该参加党，入党了就可以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培养，进步还快呢。到1944年1月26日，胡德宏、咸德余二位同志作为介绍人，正式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填写了登记表。
1944年插秧时，敌人到冼穆乡一村叫李舍抢了11担粮，我们民兵正好埋伏在李舍东北角。敌人来了我们就乒乒乓乓打了几枪，枪一响，敌人就把粮食扔下来逃走了，老百姓非常高兴，我们一起替他们分粮，各家分一点渡命。
1944年秋天时，敌人下乡扫荡，走到周家墩小牛桥河南，要过小河北时，被我们民兵打死一只马，敌人吓得跌胆掉魂，回头就跑。当时为了反扫荡，我们用砖头把桥板垫悬起来，一走就会晃，敌人过桥时害怕中埋伏，就把马走在前头，我们埋伏在桥东北角，枪一响马一惊掉下河了。被打死的马，杀给民兵吃掉了。
1945年秧已长1尺高的样子了，侦察员来报告，发现2个特务，听到报告后，我、蒋佳成、周学喜三个人就从乡政府向西北跑，望到二个人向西南跑，看到我们追，他们又向北跑，直追得他们跑不动了，我就叫他们不要跑把枪放到地上，他们说你们也要把枪放到地上，我就把他们的证明拿过来给蒋佳成看，一看才知道他们是地区武工队的侦察员。大家立即握手，他们说：开始看到有人追以为是鬼子呢（因为周学喜穿的黄军装），后来看到有女的，估计是地方民兵，所以就不跑了。后来他们向领导报告说：这三个人厉害呢，跑得快呢！我们追他们时从冼穆乡政府向西200米的地方有个潮桶架在河上，我们三个人不费劲就过去了，等回来时，怎么也走不过去，只好从官家桥绕回来，去年秋天到盐城看蒋佳成同志时（现住军分区干休所）还说起这件事呢。
1945年的一天，在高作南边遇到五路进攻，东西南北四路敌人，向我们扑来，西北角又是一路敌人向我们逼近，我们怎么办？灵机一动，向西南方向，河边下面走，结果敌人扑了个空。大家事后总结时，有人问我，你怎么想起来的。我说：“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怎样保护同志们的生命安全，还要防备敌人烧房子。” 当时县里对联防队也是有明确要求的，不能有老百姓被敌人杀害，不能被敌人烧房子，也不能被敌人把粮食抢走，要坚壁清野，保持高度警惕。在我任职期间，我负责的地区没有伤一个人，一间房子，没有差一条牛，完成了上级交待的任务。
有一次，倪明、咸德华和我三个人，到湖垛镇摸情况，我在前边走，当时日本鬼子在河东，我们在河西活动了几个钟头，把几个点的情况了解好了。回头时，走到湖垛街西边小荒（大约在现在建湖县实验初中一带），遇到一个穿黑衣服的大高个子，蹲在圩边，打着个三节电筒，眼睛盯着我们望，问我们是什么人，做什么的。倪明同志说我们是做生意的，来要钱没要到，晚饭还没吃呢。那人也就不再理睬我们了。第二天向敌工部打听，他们的人不在那一段活动，这家伙十有八九是敌人的探子。1946年春天，麦子还不太高，湖甲乡一个还乡团抓走了三个人，关到了湖垛街。为了救他们，领导就叫我们联防队的民兵把这个还乡团的家包围起来喊话，并要求喊的时候，狠话照说，但千万不能冲过河。这个要求作为纪律交待的。这个还乡团的家四面围河，只有一座吊桥与外面连通，平时吊桥不放。我带着联防队的十几个民兵，记得名字的有许九成、周学喜、王士楼，还有人的名字记不得了。我们民兵轮班喊话，日夜三班，我是日夜不离，一共只吃了顿把两顿饭。我们不停地喊：“你家赶快送信，把人放出来，一根汗毛不准动，不放人就把你家房子全部烧光。你家只要把人放掉，我们不动你家一根草叶子。”我们是边喊边发狠，但为了方便他家的人出去送信，有时还要停一会，埋伏起来。喊到第二天小傍中，吊桥放下来出去一个人，估计是送信去了。我们民兵又继续喊话继续发狠。到了第三天晚上，三个人安全回来了，我们民兵也就说话算数撤走了。
抗战结束我被评为积极分子。1946年秋天，在高作区（住西北乡）召开总结大会，区委书记咸文和亲自动手砌台子，我也参加，因我小时在家跟父亲学的。他在大会上批评怕死的个别同志缺乏对敌斗争勇气，他说：“一趟鸭子被人惊吓了，鸭子吵起来了，有位联防队领导同志误以为敌人来了，拼命地跑，后面人喊他不用跑，他吓得把枪藏到水田里。”，就在那次大会上，我因为领导联防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表扬，还被评为积极分子。
解放战争中的支前模范
1946年秋耕时发动耕牛大调剂，我负责三个乡，也及时完成任务，并受到表扬。1946年战争结束后，因为耕牛不平衡，为了保证及时完成秋耕秋种任务，县领导决定发动群众调剂耕牛。丰穆、孤丰、冼穆三个乡，总共调剂耕牛15头，按时完成了种麦任务。因耕牛少着急，喉咙都急哑了。秋耕秋种任务结束后，区里又组织了工作组，我、姜茂坚、伏德宽、咸得华、张树堂、王观坤、张金如等七人组成工作组，在孤丰搞查田定产，姜为组长，我是副组长，一人包一个村，先开动员会，谈意义，再讲如何做，挨门逐户登记田亩数、估产，一亩田最多收11斛，一般的收7斛就不错了（一斛合30-35斤）任务完成后，得到区委肯定。
1947年秋，稻子刚刚割完，高作区委班子到大陆蹲点，搞查田定产。区委书记杨有德（现在北京）带队，组织16个同志到大陆乡蹲点，有徐秀恩（现在安徽）、张纯（现在北京）、杨秀英、项前、李毓珍、咸得华等。在大陆乡政府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发动群众，自报田亩和产量，因为坏人告密，会议才开了一大半，杨有德书记正在做动员报告，大河北边朦胧的敌人用大炮对住会场轰，打了三炮（本来不知朦胧有敌人），杨有德书记立即决定散会，查田定产停下来撤。会一散，杨书记找我谈话，叫我留下，临时打游击，带领大陆人一起打敌人。因为我在抗日战争年代是联防队长，要我在七、八个女同志中选一人，和我一起留下。我就提出留项前同志（女，现住南京）。天傍黑时，我和项前同志从乡政府向西跑，到了乡长周德华家，叫他通过中队长集中民兵，并为项前同志安排食宿。然后我和项前同志一起向北到小板桥打探情况，那个晚上可真是天黑伸手不见五指。回想当年当时情景，真的好险啊，因为时间不长，粗枝大叶，没有放岗，时隔不到四小时，敌人在小板桥东北角，筑了一个碉堡。离桥头50米的样子，我们二人，我在前边走，脚刚上桥头子，敌人用灯向我们打来问什么人，我随口回：“老百姓。”随即回头把项前手捏捏，意思回头。回来以后，把项前安排好，我们就集中民兵50多人，在大窑里进行安排、布置，准备打游击。大家都没有吃晚饭，当时，西大河边有一家正在杀牛，我们就向人家要了两大桶煮牛肉的水，又向老百姓要了青菜，一烧，当晚饭。吃过以后，大家分散下来，在碉堡东南角放了十几个点，叫鱼网式的战术，一个点上三、五个人，不断地开枪，一直到早半夜，大约在夜里3、4点钟，直到把敌人吓跑。现在想起来当时胆太大了，心中只有一个想法，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有向前闯，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为什么敌人又来了？其实，此时，虽形势好转了些，但敌人还有一些残余势力）。
1946年秋，押运16条10吨大船，帮军队运送枪支、弹药、布匹、衣服等后勤物资，从高作冼穆乡运到二区机关驻地（说不清怎么写，只听叫“三庆功”）。到了那里，找到区委书记郑士鲁，他说：“一区人哪去了，怎么能叫你这个小人，又是女同志来，为什么要你运？”我说，“我做过联防队长，胆大心细。”后来郑士鲁同志调到县任组织部长，我任县妇联副主任，提起此事，他还说我：“胆太大、胆太大……。”
还有一次陈金红同志牺牲了，我和区长孟庆恒代表区委，在陈堡为他开追悼会，在会上大宣一通敌人罪状，结束后，当时就把搭的台等弄的干干净净，看不出来。有人向敌人告密，湖垛的敌人真的来了，一看说是假的。
游击战斗四年半总结与感想
第一年，才开始无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了一些点点滴滴的经验，加以发挥，主要想一切办法转圈，但是也碰了不少难解决的问题，
如何领导好三个乡的联防队伍，要按上级部署，一点不能差错，在当时我思想考虑了不少，经常想起我父亲说的一句话，“遇到难事、险事，你不要怕，但要想办法去解决。”我也想了，不错，这是打仗，和一般的问题不同，实力不足，没有经验，这是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要机智、灵敏，所谓不能因小失大。俗话说，亏本的生意不做，难就难在这里。我们当时虽然人人有枪，但每人只有五粒子弹，规定最多只能用4粒，还有一粒留给自己最后用。实际上我们那时主要是以保存实力为主，有时为了扩大声势，就把民兵组织起来浩浩荡荡地在群众面前走走，增强群众对民主政权的信心，保证正规部队集中精力打仗。
第二年，经验多了些，但也有不足之处。例如说，敌人来抢粮时，我们要去夺粮，粮食夺回头，放在什么地方，哪些人运粮，事先都要准备好，但是我们做得不够。好多粮食没地方放，只好放在群众各家草堆里，假使有人烧，怎么办？没有想过。
第三年，经验比较丰富，思想教育不能放松，不断调整平衡，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但领导要我总结经验给他们，我不肯，我说等下年再总结吧。
第四年，经验算是丰富多了，但打仗的事，子弹没长眼睛，谁也说不准。
几年的主要工作是我们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即在我们的范围，负责的三个乡，不能损失一间房子、不能差一条牛、不能少一个人。我们民兵队伍和老百姓出色地完成了光荣任务。很重要的经验，主要是团结一致对敌，领导交待不能随便乱放枪，弄得不好惹祸，就是过去不能讲，现在能说了。46年战争结束开总结大会时，受到表扬，提拔参加区委委员兼任妇联主任，48年定副营级（当时定的准区、副区、副营实际上都是18级）。
我当时总结了四条，向领导做了口头汇报：第一，领导人对工作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要掌握实情，自己队伍里人员思想情况，敌人方面的情况也要掌握。做到知己知彼。对自己队伍里的同志要不断鼓励、打气。张三什么思想，李四什么看法，特别是形势紧张、情况恶化的时候，思想怎么样？自己都要清清楚楚，要树立胜利是属于人民的信念，这个念头不能放松，真正是时时刻刻都想着胜利。第二，对大家生活一定要有保障，大家肚子吃饱了才有劲，这是胜利的保障。第三，作风要平易近人，打仗领导要带头，休息时领导要站岗，一定要和大家象同志式的、弟兄式的相处。第四，搞好各方面的联系，军民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四条经验总结好，领导很满意，部队三番五次要我去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地方组织不让，就没去。
过去在战争年代一心为公、无私心杂念、立场、观点、思想都那么好：
⒈坚决服从党的决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不叫苦、不喊困难、更不讨价还价，就是要不折不扣完成，拼命了也要完成。谁不完成任务，就会面红耳赤，局促不安，自己感到不配做一个共产党员。
⒉组织观念强，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自觉性特别高。那时党员，可以不从父母之命，不听长辈的教诲，也不听朋友的规劝，可党的话，一听就信，甘心做党的驯服工具，视党胜似亲娘，什么都能向党讲。那时我们一经投入党的怀抱，就把一切交给党，由党安排一切。
⒊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与同志们相处，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几十年如一日，不是同胞胜似同胞。可以说，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比自己的同志更亲密了，打游击几年吃的用的不分你我，艰难险阻共同承担，有时还争呢，风格很高。回想当时真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当然啦，那时无福可享的，真的是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头。我们老同志回想当年都感到同志之间亲如兄弟。张学纯同志说：我那些老大哥很多，对我可好呢，如夏大山、李文柱、徐树生、李国阶等，这当中夏大山、李文柱2位同志牺牲，李国阶等在解放后病逝，徐树生现住盐城身体健康很好。
那时一无工资，二无奖金，这股革命劲头哪里来的？为什么肯拼命呢？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不是靠钞票（那时地下党的大门对金钱主义者是紧闭的），而是靠精神啊！靠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颗火热的心。全靠这一点精神啊——这个精神是无穷的力量源泉。那时不是哪个人这样做，而是大家都是一样，所以说人心齐，泰山移。当时人有没有毛病（缺点）呢？现在回想起来有自负、自信、自强、自尊心。回头细细想想在青年人身上，没有这一点英雄主义，那是不能干革命的。
走马上任县妇联
1946年任区委委员兼区妇联主任，继续开展土地革命、复查和估产，1948年9月县委决定调我到县妇联工作，区里不把走，要先培养一个区妇联主任接替我的工作，直到1949年元月1日才到县报到，报到前区政府食堂特地煮了一顿白米饭，因我忙着交手续，到一点多钟才结束，事务长只好用菜汤泡锅巴饭给我当中饭，事务长说特地为你煮的白米饭，你没吃到，对不起。吃过饭就到县里报到，到了县委书记王大林办公室，正好组织部长吴仲明和王大林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见到我后两个人都站起来要我坐板凳，我不肯，就坐在门槛上，他们和我谈工作，说：你到县妇联工作，先做三个月委员，然后做副主任。我答恐怕做不好。到3月份，县委正式任命我为县妇联副主任，负责全面，夏彬同志于2月份调离，时间不长，县委就任命我为县妇联主任了。县妇联1942年7月7日成立的，第一任主任陈珍（陈宗烈三姐，现在安徽），第二任主任夏彬（现住盐城水利局家属区），第三任唐光真，第四任胥兰，第五任又是唐光真，第六任胥兰（现住建湖镇镇北居委会）。1949年华中区在淮安召开妇联会议，我们盐城各县妇联主任，少数区妇联主任出席，建湖出席会议的夏彬、唐光真、夏晓峰，因夏彬同志将调走，所以她和我们一起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夏彬、夏昴峰她们就回去了。我被选为出席华东妇联会议的代表，会后我们准备出席华东妇联会议的人员就在淮安过春节了。我们华中代表团的几个代表有我、张英盐城）、夏云（阜宁）、孙方林（滨海）共七、八个人一起上街。当时刚解放，领导交待我们凡是出去都要多几个人一起走。淮安的风俗，过年期间上街，头上都戴红花，小人是粉红花，大人是大红花。我们几个人到周总理故居参观，总理的大伯母坐在门口拣小青菜，她看到我们几个人很高兴，问我们是哪里人，我们一一告诉了她，她站起来拉住我们，叫我们不要走，就在她家过年，说：闺女呀，我欢喜你们呢，在我这里好呢！我们说不能，我们是开会的。年初二天刚亮我们就上车，出发到山东青州（现叫淄博市），路上走了三天，敌人飞机来了汽车就躲在山脚下，三天中躲飞机有十多次。在青州参加了华东地区妇联会议，选举出席全国妇代会的代表，在那里开了16天会，康生、饶漱石出席了会议并讲话。回来时因铁路被敌人破坏了，在答谢住了半个月，路才修好。我们代表团里有个泰州的代表，也做过联防队长，她丈夫是乡长，公公是指导员，她一家在战争年代牺牲了六口人，她丈夫、公公、小叔子、叔公等人牺牲后，她就接任联防队长，战争年代，她女扮男装，留分头，她个头高，有1米7，开会时，我天天帮她梳辫子，后来她当选为出席全国妇联的代表，到北京开会见到了毛主席。
做军鞋、写慰问信、光荣袋，多次受到表扬。任县妇联主任时，组织全县妇女做军鞋，其中有一次装了9条大船（舱很深，站在舱里一人加一举手高），我们军鞋的质量也很好，这一批除了三只鞋，别的全部合格，说明我们全县的广大妇女老少对前线负责，爱护拥护解放军，上级也多次表扬我们县。那时候全县妇女包括老太太日昼日夜地做军鞋，家家户户通夜火油灯，除了完成本县军鞋任务外，还帮涟东、阜东（涟水东部地区，后与涟水合并）等2个县完成了任务，这个任务是当时的地委书记刘阳生同志直接交待的任务，他说我们建湖是乌克兰县，也就是鱼米之乡的意思。
在此期间带工作组到二区（建港乡）蹲点，工作组有青年团、农会、工会、妇联的同志共9人。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搞生产，作为县里的试点。从春到秋，还遇到秋水，稻子长得很好，水来早了，有一点妨碍。稻抽穗半熟时发大水了，我们带着群众打圩子，由于抢打堆及时，最后全部丰收，只有东北一个村，有一个圩子约80亩，其中四十亩田半收。县委召开全县上千人大会（现劳动局所在地，当时是稻田），县委书记王大林同志表扬了我们工作组，说，你们圩子打得不丑，是不容易的。还说你到那里就叫人放心。因为建港比较洼，他原来以为保不住全沉掉了，我们把它保住了。回想起，当时工作组同志真好，服从命令听指挥，日日夜夜干，也没有一人叫苦，都是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
我父亲唐如好，姐弟五人，排行最小。父亲一生很苦。我父亲出世不到一周岁时，我祖父母把田佃给人家了，没田种就替人家看车。有一天突然刮大风，把风车刮倒，棚子砸坏了，抢险的个个找宝宝，幸亏人家把他抱出来了。到一周岁时，被人抱了放到水缸里，幸亏水不多，四姑喊来他的大妈，把他从水缸里救出来，才免于遭难。为什么有人想害他呢？因为他是独苗。我父亲13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我父亲从此给人家做伙计，长工、短工26年，土改后才不做伙计。最险的是在东海渔船上做，下海打鱼时，突然天昏地暗，把船刮了差点翻了，眼被风浪刮得睁不开，好不容易挺过来。后来苦苦，有所好转，不到海里，我妈妈又嫁过来了。
建立学堂的时候，他是冼穆乡的文教主任，五个村他建立了五个学校。他原来是乡农会主任。学校不好办，乡领导认为他说功好，就叫他当文教主任。为什么他能把学校办起来？因为他吃够了不识字的苦。一次，佃田给人家，8亩田佃进不佃出，这个人写契时写成：三年无钱续，田和房屋、树木花草全部给人家（读给他听时，这些地方故意说得含糊）。父亲不放心，天未亮，找了个识字的再读给他听，才知道人家算计他，田就不佃了，人家问为什么？他说，我只佃田，又不包括其他东西。所以他下决心要把学校办起来，经过东劝西说，学校如期开学。
1943年2月时，日本鬼子从北边朝我们唐大桥庄上来了，是坏人带路，把庄上锅全部收去，我家也有三口，全部被放在麦田里用脚踩碎，想叫老百姓吃不成，饿死。庄上绝大部分人都跑了，当时留下看庄子的人，被鬼子抓去几个人。我父亲和庄上剪头师傅左大安子都被鬼子抓去了，向北边去了。第二天，天一亮，就向南，住在蒋营，他们二人乘鬼子没有注意，躲在搁在车蓬上的抽水潮桶上，鬼子找了几次，没有找到他们。鬼子走后，他们才回家。这次如果被鬼子带走，或是被鬼子发现肯定都没有命了。
我父亲非常热爱共产党。共产党来后，他是外围情报员，送信、收集情报等，打淮海战役时，他参加民工。王大林和方林二位同志对他很了解，王大林同志2001年8月26日还对我们提到他，说：“好爹爹（我父亲名叫唐如好，都叫他好爹爹）做了好多好事，他的功劳大呢。有一次好爹爹挑个羊油担子去河西益林、东沟一带收羊油，看到来了十几个鬼子，当时我们的人还不知道，好爹爹跑来通知他们走地下道脱险了。还有一次，通知好爹爹接受新情报任务时，他正好遇到汉奸带路捉人，好爹爹急忙送信给机关，使他们脱险。还有一次在东沟东边，鬼子偷袭，好爹爹和几个要饭的在一起捉虱子，看到敌人向南边走，好爹爹就走北边小道送信给机关，敌人的偷袭没有得逞。这些你们家人不知道，好爹爹做的好事太多太多了，挽救了很多生命和财产，当时叫他不要说，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是情报员。”
淮海战役时，动员民工支前，我们庄上王家和东边孙家应各出一个人（因为其他人家都出过工了，就这两家没出过工），但他们两家不肯出工，只好动员其他不在出工范围的人家出工。我们村的任务没法完成，领导叫我回去做工作，我回去首先和父亲商量看怎么办。父亲听我说情况时，就立即表示“我算一个”，还有一个人动员谁呢，又和父亲商量，去请堂叔唐如鹏替工。我和父亲一起去找老叔父，老叔父听到这个情况也很支持，一口未阻同意去，当时婶母虽然担心，但也没阻挡，只是说外面大炮连天的，要当心。我父亲和老叔父去后，担任民工队炊事员，想方设法把民工的伙食做好，一有时间就到田里去拾花生，剥花生米烧粥，给民工们增加一点营养。拾花生时经常有敌人的飞机扔炸弹，有时老叔父被沙子埋下去，有时我父亲被埋到沙子里。有一次，老叔父在敌人飞机扔炸弹后，埋到沙子里，父亲到处看不到他，吓坏了，大声喊：你不要吓我啊，我们是好人，不派死，我们替人家来的。当时风也比较大，沙子被风刮走了一些，老叔父总算从沙里扒出来了，老弟兄俩抱头大哭，哭哭想想，我父亲说，不哭了，我们不派死。这样的情况经常遇到，在那样危险的环境下，他们光荣完成了支前任务。回来后乡里给他们戴大红花，敲锣兴鼓地把他们送到庄上，大家都到路上迎接他们，个个热泪盈眶，说他们命大福大。
后来父亲没有参加党，说起来还与我有关。我参加革命以后，经常和父亲在一起参加会议。有一次区里开会，准备发展一批党员，我父亲带着粮草准备参加会议。我对父亲说,党内都称同志，我们父女俩在一起工作，怎么称同志，就让我参加革命好了。说起来真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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