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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的汉文化(李世安)
建湖,旧城盐城西北乡。作为行政建制的县名,虽只有70年,但本土的历史文化却源远流长,不仅见于史书记载,而且还有出土文物作证。域内众多的汉墓遗址,以古朴的风姿,赢得后人的赞叹。在故土老村落,绳纹陶片俯仰皆是,人们称其是“汉文化的象征”。如今,汉文化已成为文化建湖的一大特色。
盐城西北乡地处古射阳湖畔。汉高祖6年(公元前201年)封刘缠(即前楚将项伯)为射阳侯,县境始为侯国封地的一部分。京剧有出戏叫《鸿门宴》,项伯救了刘邦的命,封他为射阳侯,就是因为有这段故事。后,射阳侯国除,地属射阳县。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建湖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创造自己灿烂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远在春秋战国以前,先民们在渔猎、采贝以维持生计的同时,即已注意利用近海之利,吸海水而煮盐。到了汉初,盐城西北乡已是鱼盐兴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塘河东十八团至沿冈地带,人们煮海为盐,其“利十倍于古”;塘河西临湖地区土地得以开发,射阳湖成为江淮间航运的要津。文化经济的崛起,催生了盐渎县的诞生。汉武帝元狩4年(公元前119年),从古射阳县划出盐渎县,与射阳县分湖而治,两县分界在射阳湖东。盐城西北乡正好位于射阳湖东,故被划属盐渎。
两千多年的沧海桑田,为建湖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存。建国以来,沿海地带和临湖地区两汉墓群和汉代建筑物遗址的发现,侧面反映了当时盐城西北乡经济文化的繁荣。境东范公堤畔,北起草堰口镇的杨巷村,南迄上冈镇的利群村,在长约11公里的范围内,平均每0.85公里即有一处汉墓,出土的墓葬俱是清一色的楠木棺椁,采用榫铆咬合。上冈镇董家墩还出土过一座汉代石棺墓,是用20块巨石拼制而成。草堰口朱家墩汉墓出土的玉覆面、乳丁纹玉璧和郭家墩汉墓出土的竹简,为全国所罕见。草堰口汉墓群因此于2001年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上冈镇利群村汉墓出土的武官“别部司马”铜印,刻铸精美,是我国篆刻艺术宝库中的精品,而且印文已显现出从篆书向隶书过渡的趋势,不啻为研究汉字字体嬗变的一个实证。境西射阳湖以东,从高作镇卞港村起,向西南经建阳镇南郊的走马沟古道,再经恒济镇九里村,一直延伸到宝应县原天平村,汉文化遗址分布密集,土墩数以千计,且各有其名,被人们称作“九里一千墩”。史载南宋义军首领李全(后降元)在射阳湖上训练水师时,曾下令“发冢掘墓”,用墓内的楠木棺板制造战船,因此这一带的汉墓被损毁了不少。在九里村附近,清代还发现汉墓道、画像石、汉铜虎、千金镫、双鱼铜洗等重要文物,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又出土各类铜器、陶器、玉器、漆器、铁器、木器等200多件,均以汉代居多。几年前村民苏如来挖掘屋基时挖到104公斤古铜钱,其中部分为汉代铜钱,现存于县博物馆。境内还多处发现烧窑、煎盐、炼铁工场和村落、桥梁、水井等汉代遗存,单是汉井就有数十口之多。尤其是建阳镇建南村的一口汉代水井,陶制井圈叠口,井身用砖砌成,砖面均刻有“用水不沮”四字,意为取用井水,永不枯竭。自古以来刻各种花纹的井砖甚多,而刻有此类祈祷语、吉祥语的,实为少见。上冈镇铁屎湾(俗名)发掘的汉代制铁铸器的作坊,占地20多亩,拥有大量的铁屎块和汉代筒瓦、瓦当、陶下水道,以及绳纹灰陶罐碎片,均具重要的考古价值。
在县博物馆1600多件馆藏文物中,有40%以上是汉代文物。经国家文物权威部门鉴定,属于国家二级以上文物8件。草堰口朱家墩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玉覆面,用22块玉片缀成完整的人面型覆面,是汉代玉敛葬俗中“玉衣”的雏形。同时出土6件玉璧中的一件大型乳丁纹玉璧,玉质晶莹,雕琢精美,极为珍贵,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属于国家三级文物的有300多件,其中部分文物因尚未定级暂列于三级之中。珍贵的汉代文物,无不携带着深沉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底蕴,给人们以美的享受与思想的启迪。
文化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秦、汉时,这里即有傩舞和百戏活动,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建湖(十八团)杂技和地方淮剧,是本土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盐城西北乡也是人文荟萃之地,曾哺育过汉末臧旻、臧洪、陈容、陈琳等一大批知名人士。据史书记载,曾任丹阳、中山、太原诸郡太守的臧旻,即为古建湖人。其子臧洪(160~195),初为广陵太守,继任东郡太守。后因袁绍背信弃义,发兵围臧洪。历数年,臧洪因“城毁,不屈,死”。邑人陈容(?~195),少为诸生,因仰慕臧洪而随其为东郡丞。袁绍围臧洪时,陈容以大义责袁绍,亦遇难。史书称“盐渎一日失二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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