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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采芹录之议（家谱小议之三，唐明伯）
采芹，此科举时代指考中秀才入学做生员之代用辞。此语本于《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泮宫，古代诸侯之学舍，后代指官办之学。科举时代读书人经府试考中秀才，即入官学，称为入学，又称入泮，或曰游泮，进而变其辞为采芹。此为科考重要一步，再后便可考举人，一旦中举再中进士，则可步入仕途，一步登天，鱼跃龙门。
家谱虽是族人共有，自当以世系入谱，平等看待，而不必论官职财富，然而家谱又毕竟是传承导向之书，如此能体现祖先精神，践行家训传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早就有家谱中设有“采芹录”，以彰显本姓中读书成才之士，当然在过去纯乎所谓光宗耀祖，所择标准自然不外富贵二字。一般苏北人家多是以“耕读”为家训，然而总以为能够耀门庭者“读”而已，读则求学，学而优则仕，仕而不论其清官廉吏，亦不论其贪官污吏，总以官职大者为尊，而于“耕”则不屑一顾，我所阅数百种家谱，只少数几种有将老农列为名人。所以只设《采芹录》是不完整的。当然现在人们多有把“采芹”广义理解为名人，只要能范围放宽些，标准明确些，也未为不可。现在许多续编的家谱专列本族考入大专院校学生名录，这当然很好，但只此自然很不完整，也完全没有能够与时俱进。我以为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家谱中应该设立广义的采芹录或叫成功人士名录。此乃家谱体现导向的最有力之手段，也是为族人树立进取向上之楷模。只是不可只收录科举、高考之士（其实科考成功与今之高考成功并不完全相同），应该首列为国捐躯的烈士，建立业绩的人士。
二是家谱中应重在列举本族成功人士。许多家谱列出许多本姓名人，看似十分卓越显赫，然而实在因数并无实质联系，我估计自己也觉牵强，更增子孙尴尬。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联族宗谱不必设立此类名人录。
三是所列名人应重视德行标准。再大的官再富的商，一旦失德便不可入谱。我记得幼年所枕之谱（好象是上冈之徐氏家谱）对其身为高官终至贪墨而败的某世祖（记不清是三世祖还是七世祖），削其图象、姓名，止存世系，以续其后，并专门立论批评，此举今天想来正是以修谱为警示，甚至为得力。马玉仁悔过自新，最终成仁于抗日战场，固然原因甚多，但据说与当时族人修谱，议决不允其入谱也有直接关系。固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修谱之人必须坚持操守，切不可为金钱所诱，为权势所逼。
四是名人传记应尽可能翔实确切。翔实就是要有实感，要有细节，如果有图文资料则为宝贵；确切就是要核实姓名用字、生卒年代、籍贯住址、生平事迹等，同时要坚决纠讹。而现在许多家谱中所列杰出人物，有的太过简单，如叙烈士以“抗日牺牲”一语带过，有的简单抄录而不加辨析。如此均不合翔实确切，对烈士、杰出人士未尽心，对后人未尽责。《尚义堂虞氏家谱》设有《传记与书赞》，其中所录有特殊业绩之族人，事实详尽，立论正义，既可教育族人，亦可为社会教材。如其记述虞老太君救护作战负伤的区队长祁日辉，记述虞成芝、虞克勤等烈士，都很详尽而且有家族记述特点。再如其记族人虞启杰，记其著有《眷秋堂诗集》1000余首，自定为9卷。民国30（1941）年上冈日寇扫荡，“公挟集西行，不惜以身相护，几为日寇枪击。堪惜一生心血，终究毁于一旦，令人椎心泣血”。此记实可补我邑文化记录，亦更增对日寇之痛恨。此还记称，其子虞汝扬终成大器，其民国29年外出时，公锡之以诗，其中有句“奉公易积德，履险当如夷”。家族特点显然，亦有细节入文。
五是关于“烈女”的记录。旧时代所编纂的家谱受正史、志书影响，多专记或特别标记“烈女”，其实所应批判的是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标准。对于杰出母亲的记录，实际是相当重要的，而在新修的家谱中普遍没有得到重视，这是极为短视，也肯定会在贻误后人的同时贻笑后人。家族中的女性，婚进者是为家族培育后人，新增者将为异族之母亲，事关家教，事关家族，事关社会，对于其中之“贤妻良母”，自当大书而特书，以资彰显与引导。此问题后当专论，此处只是就名人谱而言，不可忽视对杰出女性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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