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编制家谱实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谁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家谱热。不过假如回溯到二十年前呢？那时其实家谱的编制并没有现在这么正当正理，自然也没有这么自然普遍，所以那时很多人感觉到一股强劲的家谱热，笔者也是其中之一，不仅如此还写下了一篇《警惕家谱热中的封建痼疾》。近日整理旧作，此篇赫然在目，不觉深有感触。当时并未否定家谱的编制，但对家谱的编制确实并无多少真正的认识，不过细细看看当时的提纲要目，觉得有些现在似乎还有可以借鉴之处，所以便有些“敝帚自珍”的自信，把此篇纲目再说与诸君，好在不对大家可以尽情批驳。

    当时文章之题目便是《警惕家谱热中的封建痼疾》，开头一段是对家谱的认识，其云：修谱编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志史实，叙渊源，目的当是以祖先业绩教育后人兢兢业业，奋发进取，立志高远，报效国家。可见编志修谱留史于后，无有大于此之事体。第二部分便是说当时笔者所见家谱修制过程中种种不妥之处，归根结蒂是封建痼疾四个字。第三部分笔者便就这封建痼疾作了分析，主要是站在家庭利益的立场上，不顾民族大节国家利益；站在封建偷道德的阐扬上，否定大胆叛逆封建道德的行为与观点轻装上阵在宗族裁判的立场上，妄加贬评，超越现行法律规定，借编志修谱进行人身攻击与诬陷。同时分析其争宠在于三点：歪曲历史真相，给后代留下非历史唯物主义的野史；歪曲伦理道德，给后代留下一部部封建桎梏；歪曲正义趔裁判力量，给后代留下无视法律威严的劣质榜样。笔者当时认为其大则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小则侵犯人身合法权利。

    其实当时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听到一些家谱修编过程中种种笑话，后来特别是听说当时沟墩张氏家谱修编过程中的一些情况，虽说身处微位，仍旧勃然拍案，好在后来笔者叔伯二叔张学刚把握局面，制止了种种胡言乱语，所以我自然也为自己之幼稚而可笑。因为笔者写了此篇论文，其中提曰：“现在编修家谱之人多为乌合，揉个人好恶于史实选录之中，杂私家恩怨于评点议论之间，当引起起史学家、法学界、文化界，尤其是政府执法部门的注意和警惕。”

    此文之第四部分便是提出了三点主张：一是加强对家谱编制的管理，我主张修谱应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这主管部门我当时认为就是县志办；家谱需经主管部门邀请的专家审定；修谱者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加强对修谱者的培训与指导，我主张对修谱者进行谱志学、通志学方面的专门培训，此外对修谱者还要进行我党意识形态的指导与培训。三是加强对家谱编制的监督，我主张进行三方面的监督，也就是史学内容的监督、经济行为的监督，还有就是法律责任的监督。

    当然，现在看来，自己当时一方面对家谱这种文化现象热起来，担心得多了点，特别是因为当时看了部分的家谱确实有封建色彩过浓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是因为文革后重新修谱，家谱编制者都没有什么经验，多是依照旧谱之模式，有的直接就是拿旧谱来续接，这样有较浓的封建色彩也就不足为怪了。此后家谱编制者的认识在提高，社会上较好的家谱样本逐渐为更多的人接受模仿，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家谱编制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人们都在“与时俱进”，可以说，封建色彩的东西逐渐被清洗出去。就拿男女平等问题来说，除了极个别的家谱（如《唐氏联宗通谱》中的一些支系谱）中不录存女性外，绝大多数家谱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而且这种解决不是一种应付与随大流式的，都是出自新时代的一种认识。

    另一方面，作为政府部门对家谱编制的指导与帮助，觉得仍然是不够的。家谱编制虽说只是家族行为，但毕竟成为社会文化现象，而且这也是一种重要的阵地。虽说总的来看家谱编制过程中封建痼疾并不是相当严重，但在个别地方个别家族又是很值得引起重视，除了封建痼疾，还有其它如宗族色彩、宗教色彩等需要引导与规范。我以为，这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这种引导与规范，不是要把这种家族行为变为政府行为，更不是以种种理由去限制家谱的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