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角响，风起云涌

    1966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和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先后在“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者注）公开发表，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宣告开始。文革运动规模空前，声势浩大，席卷全国，合力村（那时称“大队”）同其他各地一样，“红卫兵”组织纷纷建立，各行各业的造反队伍风起云涌，一个个都打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旗号，举大旗、搞游行，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口号。

扫“四旧”疾风暴雨

“文革”初期，运动是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先是组织群众学习中央文件，接着进行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

风越刮越紧。大气候影响着小环境，应运而生的捣毁“三家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左”的口号在响彻全国，颜单公社各大队也纷纷响应、组织行动。境地原梅塘、齐心、洪夏等三个大队统一行动，组织部分小学生（红卫兵）、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于农历7月15日（中元节）举旗结队，呼喊口号，游行示威，气氛十分恐怖，这一天的旧习俗被破除了，没有一户人家再敢烧纸祭祀。

这次运动，打击面之广，手段之凶都是空前的，凡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宗教信仰者、海外关系人、搞个人发家致富的、会讲干部坏话的、生性懒惰的人被统称为牛鬼蛇神。革命群众为他们糊戴高帽子、牵着他们游行批斗、直至罚站、罚跪，更有打、砸、抢、抄等过激行为。“红卫兵”抄家时，凡是古玩奇珍，如陶器、瓷器、织物、家具等有神奇彩绘的、有龙凤花纹的、有吉祥图案的，能砸碎的砸碎、能铲除的铲除、能烧毁的烧毁，无一幸免。

    原合力大队韩家庄的沈文亮是一位修行的道人，家里上百本经书，连同做佛事的帐帘、木鱼、佛珠、鼓、道服全被抄到学校的操场上点火焚烧，就连他家最贵重的传家宝——一盒玛瑙珍珠都被抄走遗失。原梅塘大队孙朗余是个能工巧匠，会画龙、扎龙。其时，大队指派他糊高帽子，万万没有想到运动中他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把亲手糊成的高帽子戴到了自己头上。他百思不得其解，一恨之下，酿成自杀身亡的悲剧。

“红海洋”如火如荼

“文革”如同一场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城乡，到处洋溢着浓烈的政治氛围，人人身被红染，个个心被赤化。

毛主席人人必敬。“文革”期间，林彪借助全国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敬仰和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大树特树毛的权威。每当毛泽东公开露面时，他都手举《毛泽东语录》紧跟其后，真正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此，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不少村人，特别是“红卫兵”，身挎“语录包”，手执红宝书，依样表现。

“红宝书”人人必读。林彪在《毛泽东语录》的再版前言中写道：“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就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将毛泽东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三篇文章称作“老三篇”，要求不但战士要读，干部也要读，并且要溶解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提倡学了就用，学用结合，活学活用。村境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造反派更是摘其片言只语，为我所需，为我所用。在大字报上、辩论会上，都用毛主席语录作武器打语录仗。

“四首先”人人必做。“四首先”就是人们在吃饭、劳动、工作前首先要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再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背诵一条毛主席语录，再唱一首革命歌曲。

“三忠于”人人必信。“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三忠于”强调突出一个“忠”字，将“忠”字表现多样化，建造“忠”字塔，塔体四周镶嵌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主要行人道口搭建“忠”字门；上、下班都扛着“忠”字旗；男女老少跳“忠”字舞；怕人忘掉“忠”字，还要在汗衫、运动衫前面印有红色的“忠”字。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歌颂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思想，还掀起了以毛泽东语录为主要内容的大演大唱热潮。

“阶级斗争”人人必讲。“文革”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成为当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毛泽东曾经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号召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以大批判为手段，进行上挂，下联。上批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定性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斗“地、富、反、坏、右”和各级当权派。

    破“私”立“公”人人莫违。讲阶级斗争为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而，在大批判、大辩论以及“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的运动中，均要开展斗私批修、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等活动。把凡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都归咎于“私”字，认为“私”字是万恶之源，要使“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就要肃清一切私有观念，铲除一切私有痕迹。声称“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破私立公问题上大搞形式主义。家家在门头上刻写“公”字，在门坎边中央砖地上刻写“私”字，当你进门时就会做到头顶“公”字，脚踩“私”字。在“农业学大寨”的日子里，群众劳动取消定额计酬，实行“大寨式”计工，即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讲用”，再根据学、用毛主席著作的情况，自报公议，按照各人的思想和男女平等记工分。在此期间村境的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等各行各业都不许个体经营和私人单干，只能由大队和生产队集体经营，大队把三机（缝纫机、摇绳机和编织机）五匠（铁匠、铜匠、银匠、木匠、瓦匠）组织起来成立综合厂（组），统一经营。

“两斗派”小中见大

    合力大队（原叫齐心大队，后又改为沈韩大队）在“文革”中有过激烈的、不可调和的两派斗争。一派是在除“四旧”中遭遇揪斗的群众和部分支持者，他们中有的被打成牛鬼蛇神、有的戴过高帽子、有的被游乡批斗过，有的还跪过砖头角。因为除“四旧”是在大队党支部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他们自然把怨恨集中到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沈正仕身上，加之中央《十六条》规定：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应该揪斗群众。他们一方面要求平反，一方面抓住沈正仕在支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咬定不放，坚决斗争。这些在文革初期受过打击的群众联合起来，成立“合力造反支队”，贴大字报、呼喊口号、游行示威、赶沈下台。另一派是大队、生产队干部和部分群众，他们是两派中的多数派，对在扫“四旧”活动中被冲击的群众偏见不改，听其言不入耳，见其行不顺眼，对他们造当权派的反极为反感，他们把矛头指向同样受到过极左思潮迫害的潘泽。潘泽是一位老革命，17级干部，时任县政协副主席。1964年前一直担任大队支部委员，负责集体炕坊工作。因为无经济效益，群众对他意见也很大。反潘的人又成立了“合力造反总部”，公开站出来保沈正仕，打击潘泽等部分同志。两派都运用毛泽东语录的只言片语，无限上纲，互揭对方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沈正仕已完全失去领导权，夜晚不出门边，白天也不敢出行；潘泽也遭遇两次无情批斗。两派群众互不往来，对面不讲话。原合力大队10个生产队中，一半生产队的内部分成两派，严重影响干群关系，一年中换几个队长，两派斗争还影响到家庭和睦、亲戚往来和男女恋爱。尽管县工宣队、军宣队、干宣队和公社贫宣队几进几出，都无济于事。合力大队成为全县的“老大难”，社会上戏说，“‘齐心’不齐心，‘合力’不合力”，真是恰如其分。如此严重的“两派斗”，导致当时各项工作滞后，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各项指标，在全公社排序都是倒数第一。

“大联合”，奋勇前进

    合力大队的两派斗争，从1966年冬延续到1969年“九大”召开。为迎接“九大”，在县工宣队的帮助下，通过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有关团结的论述，对立两派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缩小分歧、增强共识、消除敌意、重归于好，为实现“大联合”铺平道路。在此基础上，两派各选代表参加干部、民兵、群众代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双方的敌对情绪才有所收敛。完全消除隔阂是在1971年新的党支部成立以后，新支部领导成员，清正廉洁、办事公道。在干部任用上坚持任人唯贤，对运动中被错定成分和以不实之词扣帽子而被揪斗过的群众（除五类分子），一律平反道歉，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自此，合力大队出现了物泰人和的新局面。原先几家“死对头”都成了儿女亲家，一批先进分子脱颖而出，农业生产和社会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74年全大队进行平田整地，同时开挖3条生产沟；1975年计划生育工作名列全县第一；1976年夏粮总产量比上年翻一番；1979年韦家社家家住上新瓦房，是全公社第一个新农村居民点；1979年为全县第一家发放独生子女证试点；1980年计划生育工作受省政府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