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政协老主席陈金鹏陈老和我谈起1968年冬支左部队整他的事情。他又说，我是第一批，你父亲张学纯是第二批，全县因此受牵连的有几百人。这次运动，全国面上叫“反复旧运动”，建湖当时叫“反复旧妖风”。我查了《建湖县志》，此事失载，故据陈老回忆和本人儿时记忆，略作记述。

    这里，首先要解释一下“支左”这个概念。1966年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各地，加上北京红卫兵的广泛串连，“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推开，很快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走资派）”的口号甚嚣尘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公检法机关也受到严重冲击，红卫兵很快占据各级权力机关。建湖县的造反派夺权始于1967年1月，据《建湖县志·大事记》记载，这个月的27日，县内48个造反组织联合夺了县委、县人委（县人民委员会，即县政府）的权，各公社、镇和县直单位造反派相继效法，致使各级领导“靠边站”（下岗），机关陷于瘫痪，党、团组织生活停止。其实从“文革”开始之初，红卫兵因为政治立场，即对待原先当权派也就是他们称之为“走资派”的态度，分成两派，那些主张彻底打倒、严酷斗争的自诩为“左派”，而且把那些支持原来老革命当权者的贬称为“保皇派”。到后来那些所谓“左派”，也因为各自的既得利益与到手权力，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夺得党政大权以后，这种派系矛盾更是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文攻”已不尽兴，“武斗”粉墨登场（其时堂而皇之地称为“文攻武卫”），整个国家处于崩溃边缘。在当时只有军队在周总理和老帅们的坚持下，没有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基本上还是稳定的。毛泽东同志决定派军队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要求军队必须支持开展“文化大革命”，必须支持“左派”，不久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简称“军管”）。从建湖来说，1967年3月份，县人民武装部介入地方，代行党政机关职权。是年4月9日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二军奉命来建湖支左，成立建湖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各公社、镇也由武装干部代行党政职权。到1968年4月，县公检法机关也实行军管，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湖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公检法军管组。这年5月建湖县成立革命委员会，但仍然处于军管之下，这种状态一直到1975年3月人民解放军才奉命撤出“支左”。

    原先到建湖支左的是6408部队，但被认为有点软，不到一年，1968年春换成6453部队，应该是炮营，进驻上冈的当是一个炮连，我记得有四门榴弹炮。后查《建湖县志》进驻上冈镇（应是上冈公社）的是某炮团85加农炮连，有官兵100多人，说明我总体记得还不错。那时，我们家和支左的炮连实际都住在公社大院内，原先公社食堂也成了部队餐厅，我当时和几个小伙伴经常到食堂与炊事兵玩耍，也经常到后院去攀爬大炮。自己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些和蔼可亲的解放军将会掀起一场“反复旧妖风”，将对我父亲他们进行残酷的整治。我想，他们也没想到天天和他们玩耍的小朋友，竟然是他们将要专政对象的儿子。倘若想到，那时大家定然都会惊出一身冷汗。

    1968年全国各地各级普遍成立革命委员会，以行使正常政务。所谓“反复旧”，是针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后来又在革委会中任要职而言的，认为这是复旧，因此要造反派重新夺权。据陈老回忆，建湖的“反复旧妖风”，实际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集中整了三个人，时任冈西公社革委会主任（原冈西公社党委书记）陈金鹏、冈东公社革委会主任陈润之（原冈东公社党委书记）、颜单公社革委会主任韩立猛（原颜单公社党委书记），三人都被关进对敌斗争学习班，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定性为敌我矛盾，斗争的手段也是比较激烈的，经常采用捆绑、示众等。第二阶段整的对象为上冈公社革委会主任张学纯（笔者父亲，原上冈公社党委书记）、建湖镇革委会主任姚万群（原建湖镇党委书记），因为一样是进了对敌斗争学习班，手段上虽略有软化，但残酷斗争是免不了的，我记得当时听说我父亲因为长时间罚站，双腿严重水肿。对每一个人的整肃，当然都不会只是一两个人，都要牵连许多本身无辜的人和后来反对其如此整肃的人。

    我的印象中，上冈的对敌斗争学习班办在离上冈镇区五六里路的榆东大队。就在前一年秋天，父亲曾带我到过这里的果园，当时满园果香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可是1968年的榆东大队让我感到的是紧张不安，还有一些恐惧，再有就是迷茫。“文革”一开始，我母亲作为上冈镇党委书记被斗得很厉害，当时她生有严重的肾病，“造反派”便逼着“保皇派”（主要是反对批斗我母亲的她的老部下，还有家里的亲戚）抬着批斗，那时我们确实笼罩在红色恐怖之中，每天总是惊恐万状，生怕有什么大祸临头。这种激烈的批斗，到了1968年初，因为造反派自己的权力之争有了放松。这年夏天，上冈公社革委会成立，我父亲仍被任命为革委会主任，这在全县也就是前面说到的冈西、冈东、颜单、建湖镇等数家。后来听陈老讲，他们在革委会中任职，都经过支左部队实地考察，确认没有“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事实存在，更无贪污腐化、丧失立场之事，经军代表审查并报市军管会核定，才能结合进革委会。这些我们当年并不知道，只是觉得暴风骤雨已经过去，可以松一口气了。没想到的是，这样的日子非常短暂，应该是深秋，我父亲进了对敌斗争学习班，我们姊妹几个并不知道这事情的严重，只能从在家养病的母亲脸上觉察到事态令人揪心，那时父亲关在学习班里的情况只能靠一些好心人悄悄透露。这年深冬一天晚上，一位我并不熟悉的叔叔到我家，和我母亲低声悄语说了好久，我估摸着是说关在对敌斗争学习班里我父亲的情况。一会，母亲把我叫到床边，让我跟着这位叔叔去学习班，说是有些东西要拿回来。

    记得那一阵一直在下雪，那天晚上的雪好象很大，跟着那位叔叔深一脚浅一脚，好长时间才到了榆东的学习班。后来我的印象中，怎么总记得当时似乎是在空地上搭建的一座帐篷，很小的窗口透着昏黄的灯光，被纷飞大雪扰动出不安与神秘。那位叔叔小声的嘱咐我站在外面等，千万千万不要乱跑。其实一小会父亲就出来了，也没和我说什么，只是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给了我几样东西，有他心爱的手表、钢笔，最后再三嘱咐我一定要交到我母亲的手，接着就转身回到那个帐篷里去了，说真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出任何异常。后来又是那位叔叔把我带回到镇上，送到家，跟我母亲低声地打了个招呼，又消失在风雪之中了。

    我的母亲16岁就是乡里抗日游击小队的队长，性情刚强，处事豁达，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我把父亲交给我的几样东西交给她的时候，母亲几乎失声痛哭起来，我当时的惶恐不安至今难忘，完全茫然无措，是一种突然失去坚强依靠的那种感觉。母亲问我父亲当时说了什么，神情怎样，我告诉母亲也想借此来安慰母亲，父亲没说什么时候，神情也很正常。母亲并没有告诉我她为什么会这么伤心，我也是后来听母亲说，你爸爸这是准备去坐牢，没想到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干工作勤勤恳恳，竟要落得这样的下场，怎么不让人伤心。

    后来终于没有象传言的那样，没有象我的父母担心的那样，春节前父亲安然回到家里，但好象是又“靠边站”了。我当时知道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但始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知道又怎么会转危为安。四十多年过去了，到了今年夏天，听陈金鹏老主席说了才知道，这就是从山东王效禹那里兴起，继而席卷全国的“反复旧运动”，后来毛主席不满王效禹的所作所为，发表了最高指示：“对犯错误的好人，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的解放他们。”父亲虽然没有被宣布“解放”，但严酷的批斗终于结束。大概是1970年，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全家下放到上冈公社冈西大队第十生产队，至今想起来心里总有暖意荡漾的就是，当时冈西大队的革委会主任也是过去人称为“陈二菩萨”的老支书听说我父母被下放，坐到我家坚持要他们到冈西，并且一定就住在他家。

    到了八十年代，我结婚后，我的叔丈人们曾给我讲过我岳父曾想带人抢出我父亲的故事。我岳父家在上冈大志大队，离学习班所在的榆东大队不到三里地，他们觉得解放军听信了坏人的唆使，决定组织人员去把我父亲他们抢出来。可是，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结果上面派人来要把我岳父带走，我岳父五个弟弟，都是青年小伙子了，听到这个消息那还得了，带着庄上的人们拿锹的拿锹，拿叉的拿叉，准备去拼命，结果上面来的人吓得真是屁滚尿流，逃之夭夭。不过冲击学习班的事情也就结束了。

    “文革”给我的印象肯定有很大一部分是伴随着恐惧与不安，还有背叛与出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温情与感恩。我常常会想到那位叔叔风雪夜行的身影，想到陈老支书坐在我家里的恳切的神情，还有我也会想象着我岳父假如率众冲击学习班的激动场景，当然我还应该想到那样可能的后果，还好这一切还是过去了。（本文相关事实，经陈金鹏陈老审阅。）

附录：王效禹与反复旧运动（主要来源《百度百科》）

    王效禹（1914.2～1995.3.2），1914年2月生，山东省益都县西北乡段村人（现为青州市高柳镇段村）；曾用名赵尧卿，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1950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1954年4月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59年5 月任山东德州国棉一厂副厂长，1965年6月任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1995年3月2日在山东省青州市逝世。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

    山东省的青岛市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825”事件，国外有的媒体报道了此事。当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只有青岛市政府副市长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效禹接受了以往反右时的教训，变成了左派人物。“825”事件发生后，1966年9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公开支持青岛红卫兵。毛主席在指示中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王效禹的意见是正确的。从此王效禹成为毛主席钦点的“革命干部”，也成为山东造反派的头头。10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破例通知王效禹列席参加。

　  1967年1月19日，康生（曾任山东省委书记，时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王力（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通过张子石（康生之子）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效禹在青岛市“抢班夺权”，王效禹于1月22日“夺权”后，得到中央承认。康生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市夺取山东省委的“权”，王效禹带领由22人组成的青岛夺权代表团30日到达济南，在山东夺权成功。王效禹自从掌了山东大权，自认为有了上方宝剑，后期他干脆数次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直接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夺权，曾一度打跑了支持许世友批准的革委会的组织，占领了徐州，把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气坏了。

    1968年11月24日，山东省革委会召开第五次全委会，借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之机，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认为原来被打倒的“走资派”在革委会中重新担任重要职务，这是复旧，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12月17日，济南“文攻武卫”指挥部占领馆驿街派出所，各地陆续开始强占公安部门。王效禹认为，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有问题，12月5日派工宣队进驻，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全省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山东省重又陷入混乱之中。在王效禹“反复旧”运动影响下，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在对待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问题上，王效禹拒绝解放谭启龙，长期拖着不办。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共领导对王效禹极度不满。这是王效禹倒台的主要原因。

    1967年到1968年，这时候毛主席明白，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制约各个无法无天的造反组织，任何人不能再搅乱军队了。而王效禹却仗着自己与康生和文革领导小组的特殊关系，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仅不听济南军区领导人杨得志和袁升平的，还时常给济南军区出个难题，对军区多名负责人进行批判。1968年底，王效禹在山东各地继续操纵武斗。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王效禹没有一点自知之明，这时候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王效禹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和老许辩论起来，强词夺理。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许世友立时火冒三丈，他原本就瞧不起这个王效禹，这时当场揪住王效禹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吓得王效禹立刻闭了嘴，再也不敢吱声。面对许和王，毛主席倾向谁那是一清二楚的。对于王效禹，林彪、周恩来都没有好话。老奸巨滑的康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煞有介事般的向他当年的老部下开了火。“九大”一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毛主席作出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王效禹的政治丧钟敲响了。1969年5月20日，中央决定，增补军区负责人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29日，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王效禹作了检查，对他进行批判。他虽然还挂着山东省委的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