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作战必须先做好江南的敌军工作和地下党的工作。敌军工作的重点，我们主要放在江阴要塞和长江中的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林遵所部。江阴炮台的工作，我们做得较早。

    江阴位于长江南岸，与苏北靖江隔江相望。这一段长江最狭，地势险要，是历来兵家必争的“江防门户”。国民党配备有炮兵总台、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等，总兵力有七千余人，有强固的炮台和工事，有重炮七十余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我军曾有向南夺取京沪线的设想。当时就调查我党政军干部中谁在江阴炮台驻军中有亲友关系。由于“左”的影响，当时没有人敢说与敌军有这种社会关系。我们调查未果。

    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我们要开展江阴要塞工作，决定找那里的关系。这时，盐阜区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主动向曹荻秋报告说，他的两个弟弟唐秉琳、唐秉煜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来信表示希望投奔光明。我们知道此事后，命曹即派得力干部过江与之取得联系。其时我军虽已执行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但我们是熟知江阴要塞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的。我们有了唐秉琳这样的要塞上校参谋处长的重要关系，将来必有重要用场。因此，我们指示他们留在国民党军队内抓军事实力。同时，派人到江阴城里建立了联络站，秘密与他们加强联络。

    一九四七年秋，唐君照到射阳县合德镇耦耕，向华中工委和华中指挥部汇报工作，陈丕显、我和曹荻秋，专门与唐君照研究了江阴要塞的情况。华中工委决定这项工作由我负责，我特别要唐君照关照他的两位老弟：“工作要特别谨慎，目前只能做上层工作，一般不要扩散，要绝对保密和在相当可靠的人中间做工作。要抓实力，想尽一切办法与要塞司令孔庆桂搞好关系，要利用孔这块招牌作我们的掩护。”

    是年十一月间，负责敌工和公安方面工作的宋学武等向我汇报，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们认为江阴要塞的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三人表现不错，他们准备介绍这三人入党，请示我是否同意发展。我详细问了问三人的思想情况和实际表现，认为可以，就批准了唐秉琳等三人为中共特别党员。

    一九四八年秋，全国形势急剧变化，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已提早摆上了议事日程。我们在淮安附近召开华中工委扩大会议，研究如何做好渡江准备工作等问题。

    这时，唐君照来找我，说唐秉煜过江送重要情报，已经盐城来到淮安。

我连忙说：“快请他来这里。”

陈丕显和我见了唐秉煜。

陈丕显高兴地说：“你来得正好，现在正急需这方面的情况，下午我主持会议，请管司令和你们一块研究。”

我和刘先胜听了唐秉煜的汇报。他们工作进展很快，唐秉琳已利用上层关系，谋到了炮台总台长的要职，并利用新上任的要塞司令戴戎光急于扩充军备的机会，由吴广文当了守备总队长，还将吴广文黄埔八期的同学王德容调进了要塞，担任参谋处长，下一步准备让其争取游动炮兵团团长的职务，以控制实际军权。

我问了他关于王德容的情况。

他说此人表现不错，是很可靠的。

他还将带来的京沪沿线军事部署、要塞兵力配备、弹药储置等材料交给我，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如何进行。

我说：“你们工作做得很好。工委对你们的工作评价很高。眼下华东临近渡江作战，你们下一步要努力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工作，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组织这次起义要以地下党为核心，团结要塞上层军官，联络中下层军官，架空戴戎光，夺取实际的指挥权，到时候率领全体官兵起义，保证大军顺利渡江。”

唐秉煜要求上级派人去要塞加强领导。我想派人打进去比较困难，可能不适应环境，搞得不好就容易暴露，但不派人去也不行。我说，“必要时可派个别有地下工作经验、精明强干的同志去帮助你们，但主要还是依靠你们自己。越到紧要关头，你们工作越要谨慎、警惕。此事关系重大，只能单线领导，不准发生横的联系，切切不可大意。”

唐秉煜急于回去，我请钟民设法暗地里保护他过江。

临别时，我对唐秉煜说：“你把工委的意见秘密地向要塞党组织传达，你们要利用国民党‘绝对服从’这一条，只要把上层抓住了，就可以直接下命令。”我又说：“江阴要塞的地下工作，现在已到最后阶段，保障我渡江部队顺利安全地登陆，是你们最重要的任务，担子重，责任大。”

一九四九年初，华南局社会部第二室派科长王征明从山东来淮阴，准备去江阴工作。我向他介绍了江阴要塞的情况。我说：“年前，华中工委已派吴铭去江阴负责要塞地下党与我们的联系。现在你能过去加强那边的工作，是很好的。你去后交代他们，主要任务是配合我军渡江，工作由我直接掌握。你们一定要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在那边一定要隐蔽好，不准暴露。”陈丕显又对交通联系、渡江时如何配合、起义后的政策等作了具体指示，派人带了电台送王去江阴七里庄。以后，临渡江的前夕，我们将他的关系交给了叶飞十兵团。

转自《管文蔚回忆录续编》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