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和平环境里的人，大多不知道“跑反”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从抗战时期过来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曾尝受过“跑反”的滋味，提起跑反，老一辈至今仍心有余悸。

当年日寇侵华期间，施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人们为了躲过这一劫难，一听到日寇下来扫荡的消息，就拔腿跑反。“跑反”，在那时就是躲避日本鬼子的屠杀。

我在娘胎内就开始跑反了。1938年5月，日寇铁蹄踏进通榆公路边的上冈和射阳湖畔的朦胧一带，并经常四出扫荡，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母亲怀着没有出世的我，与父亲一起跟着跑反的人群东逃西躲。有一次，日机在我老家顾庄上空丢下一枚燃烧弹，包括我家在内有13户房屋着火被烧毁。我的堂舅顾尔德，不料被敌弹片擦伤头部，残疾一生。庄上人幸好都离家出去跑反，才免遭更大伤亡。

我是1939年元月出生的。一出世，父母就将我安放在专为跑反而编制的摇篮内，篮口用布绳网好，系有两根背带，一旦有情况，就背起摇篮跑反。1941年，我已3岁。那年7月日寇对盐阜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顾庄位于射阳湖支流的戛粮河畔，是西路乘汽艇下来扫荡的日寇必经之路。上级派来民运队带领地方群众一边跑反，一边做坚壁清野工作，把食物和烧饭用的器具全部藏起来，使敌人在此空着肚皮无法立足。7月是射阳湖芦苇疯长的季节，万顷芦荡万顷青纱帐，成为跑反群众最好的隐蔽处。那次日寇到顾庄扫荡扑了个空，估计老百姓躲避在茫茫的芦苇丛中，便进行搜荡。但是，敌人的汽艇只能在外荡深水港内行驶，无法通过浅水沟钻进荡心，只有当地老百姓用的鸭梢子、小划子才能在荡里转进转出。再说，深幽莫测的芦苇荡，人进去像进入迷魂阵，鬼子望而生畏，只好虚张声势地放了几枪，就灰心丧气地走了。又有一次，日寇突然下来扫荡，我们一家人就隐蔽在庄子对河的芦苇荡边。那天，天气闷热，芦苇丛中蚊虫多，我的身上被咬成不少小疙瘩，又疼又痒，恶劣的环境实在难受，我呶着嘴，几乎要哭出声。父母见状，小声地对我说：“不能哭，不远处就有鬼子。鬼子听到有人在哭，就要开枪，不但我们的生命保不住，隐蔽在这里的新四寇伤员也有危险。”我听了，便轻轻地“嗯”了一声，一边点头，一边抹去含在眼睛内的泪水，表示一定听话。鬼子的汽艇在外荡口转了一圈，看没有动静，即转往建阳方向扫荡了。后来听说，鬼子在建阳镇制造了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抓住妇女就奸淫，形同禽兽，躲避不及的居民，有18人死于鬼子屠刀下。商店物资全部被抢劫一空，给建阳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在严峻的抗战形势下，学校不能正常上课，即采取了跑反教学和隐蔽教学的方法，发现敌情，就“跳圈子”，跟敌人“捉迷藏”。敌人从东面来，师生们就跑到西边去，敌人从西面来，师生们就转到东面去，哪里好隐蔽，就到哪里去，利用跑反的空隙时间学文化。平时，儿童团参加站岗放哨、盘查坏人。学校备有“跑反船”，敌情紧急时，就上船下荡隐蔽。跑反也有危险。1943年秋，杨村抗日小学教师彭东美就是在掩护学生跑反时中乱弹牺牲，同时六年级学生彭寿朋也中弹负伤。为制止敌人从水陆两路下乡扫荡，根据地和游击区开展突击打坝、破路运动，我的家乡戛粮河与建港沟，即打有明圩暗坝20多座，群众打坝挑灯夜战，儿童团就到工地上做宣传鼓动工作。敌人白天拆，群众夜晚又打起来，使敌艇无法乱窜，从而粉碎了日寇水路扫荡的阴谋。在反“扫荡”斗争中，教救会和儿童团同样奋勇当先，海南中学一名炊工用一条扁担曾活捉了两个伪寇。我们新阳乡儿童团中队长顾克安，在护卫群众跑反时，不幸落入敌手，他英勇顽强，以葵稭挡敌，成为游击区一名最年轻的抗日烈士。

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跑反是一种无奈。在跑反背后，人们有家难归，甚至有的家破人亡。我的童年就是在硝烟弥漫的跑反中度过的。跑反年代与我们已渐行渐远。今天的中国，与当年跑反年代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正处在一个国运昌盛的经济社会大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人宰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