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作（原一区）也是盐阜区大生产运动的示范区。在上级党委直接领导下，根据抗日和军民生活需要，积极发展战时经济，兴办自给型工业，为夺取反扫荡、反封锁的胜利作出了较大贡献。

纺纱织布蓬勃发展。在日军对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后，由于日伪的限制和封锁，布匹进口减少，根据地抗日军民的穿衣发生了困难。1941年9月建阳县成立后，县委、县政府即把发展手工纺织业作为反封锁和活跃战时经济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来抓。要求“家家纺纱，户户织布”，开展花、纱、布、粮交换。规定纺一斤纱可得10斤小麦价值的报酬，织一匹布的工资收入可买18斤小麦。在区委的推动下，全区群众搞纺织的热情高涨。至1942年，仅洗穆乡的一个保（村）就制作了245架纺车，并建立了3个纺织合作社。到1943年底，洗穆、孤峰、湖甲、湖丰4个乡，就有6个小型纺织厂，1000多架纺纱车，专为新四军三师加工军用毛巾。当时纺织生产已普及到各家各户、男女老少。群众织、干部织，地、县直机关工作人员，人人有任务。区党委书记刘彬和宣传部长曹荻秋，也兴致勃勃地参加洗穆乡群众的纺纱竞赛，且两人都挂上了大红花。次年春，盐阜区专门在这里举办纺织培训班，学习推广洗穆乡的经验。由于土纺土织运动在高作全境推开，一到境内，纺车吱吱声到处可闻。姑娘们一边纺纱，一边唱着《纺织歌》：“棉花白，稻子黄，根据地里好风光。纺车转又转，棉纱细又长，织成千匹布，军民暖洋洋。”

土榨油坊相继开业。为了解决驻军和地方群众吃油问题。首先帮助在境内避乱的东沟正大油坊老板常世篯在此复业。他响应号召，检修机器，不长时间便上马开业。为充实生产资金，地方安排杨慧等人跟他合作；黄豆来源有困难，就组织陆陈船，打通关系，突击购运。复业后的正大油坊，有15部榨，日耗黄豆2000多斤，成为本地规模最大的一家油坊。接下来开业的有路恒生与王裕和联办的恒裕油坊，有8部榨。此外，赵氏兄弟和徐兰芳联办的永大油坊，也有6部榨。没有机器加工黄豆时，即用牛力代替拉碾，单恒裕油坊就雇了12头水牛。后来，油坊多了，没有这么多水牛拉碾，区委通过关系，从中兴桥搞来一台120匹柴油机，专为油坊加工黄豆。全盛时，高作境内油坊多达50多家，其中路墩、赵墩两个村即有30家。为了保证榨油原料跟上，又帮助联系一批进步商人，组织了30多条运输船，从东沟、益林、风谷、八滩、东坎等地购运，甚至远道从安徽蚌埠一带购运黄豆。豆饼除留一小部分喂猪和恶田外，大部分销往苏南，换回药品、纱布及办公文具、纸张等紧缺物品。

机器碾米业、酿酒业兴旺发达。为了解决大批部队和机关人员驻扎后吃粮加工问题，在上级党委重视、支持下，高作又在南乡办起了军粮加工厂，除碓磨全部用上外，还从敌区搞来3台轧米机，专门加工军粮，既做了拥军工作，又增加了收入。同时兴办了恒龙、鼎和、益如3家糟坊，日夜淌酒，供敌后几个集镇销售，和从敌占区兑换些紧缺物资。1945年10月，新四军三师北上，高作人民为子弟兵饯行就是用的自己所淌的酒。

军工生产悄然上马。为了解决地方武装枪支奇缺问题，区委聘请了曾和著名军工专家吴运铎在一起搞过军工生产的师傅张毅甫出山，在马厂乡成立造枪工会，专门生产步枪，并命名为“马厂造”步枪，射击力还不错，曾受到黄克诚师长的称赞。如今，盐城新四军纪念馆还展有这种铸有“马厂造”的步枪。为了支持军工生产，高作人民主动献铜献铁，保证原材料及时供应。后来，地方又协助三师八旅在孤峰乡复建榴弹厂，兼枪械修理，每年都为前方提供数万只榴弹，高作一度成为军工生产的重要基地。

在发展自给型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集市贸易。在路墩、季墩等村镇开放贸易市场，每逢农历初“五、十”为集期，五天一集，进行物资交换，俗称“赶集”。那时，附近集镇为防敌伪扫荡，都把店内商品搬到船上，在敌后高作一带流动，人们称这种既藏货又卖货的船为“水栈船”，因高作境内比较安定，所以“水栈船”特别多，每逢集期，常常聚集数百条，夜晚也在此过宿，灯火通明，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此外，还发动群众大搞副业生产，让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广开门路增加收入。如打关（蒲）席、织草包（袋）是这里的传统手工艺，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们充分发挥这一特长，既为驻军解决了地铺垫席，又为打坝提供了装泥草包，同时也增加了自己收入，改善了生活。

    在大生产运动中，一区有效地组织群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活跃战时经济，夯实坚持斗争的物质基础。正由于这样，才使我们的部队和党政人员的给养有了保证，才使我们能够粉碎敌人的封锁，进而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高作人民对革命是有贡献的。       

转自《塘河流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