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日伪军对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结束，中共盐阜区党委决定，西北乡由盐城县分出，正式成立建阳县（1951年改名建湖县），从组织上加强对这一地区的领导。

    1941年9月18日，在高作季陆墩子召开了干部、群众大会，宣布撤销盐城西北行署，建立建阳县，同时宣布成立中共建阳县委和建阳县政府。以冯国柱为县委书记，唐君照为县长。

    全县划分为9个区，我被分配在七区，任民政区员、区副大队长。区大队长由区长兼。七区的范围是原盐城县十二区的南部，湖垛镇，建阳镇以南，虹桥、走马沟一带。

    日伪军第一次大扫荡后，我县各区、乡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建县后立即着手调整、整顿、充实区一级党政领导干部。县政府成立之后，主要抓了建立政权、建立武装和统一战线工作。士绅中有不少人有爱国心，我们主动团结他们，以礼相待，不断扩大统一战线。不少开明士绅、民主人士在抗日战争中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如不少开明士绅主动减租减息，帮助搞文化教育、征粮、减租减息以及田亩复查等工作，受到群众欢迎。

    从建阳县成立到1942年1月的三四个月中，我一直在七区工作。七区地处沿荡，日、伪、匪、顽猖狂，环境十分险恶。我们遵循党中央制定的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积极响应盐阜区党委提出的“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坚持原地斗争”的号召，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民兵武装，适当充实区队，因地制宜，创造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战法——阻击战、伏击战、攻心战等等，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蚕食”、反“伪化”、反“扫荡”的游击战争。我们还常到敌占区活动，主要靠夜间行动，白天隐蔽休息，真是“子丑寅卯，东奔西跑；辰巳午未，蒙头大睡；申酉戌亥，登台拜帅”，神出鬼没，使敌人捉摸不定、惊恐不安。我们的人枪虽然不多，但给人们的心理上造成一个总的印象：共产党还在，新四军还在，抗日政权还在。这样对敌人是一个威慑，对人民是一个鼓舞。有一次，我们在敌人据点湖垛附近的村子里，找了十几个人在村子上转了几圈，第二天便有人传话到敌人据点里，说某某庄子上，昨夜过了半夜新四军的大部队。这样东传、西传，伪军、伪自卫队天黑以后就不敢出乌龟壳危害百姓了。当时建阳县形势尚不稳定，我们七区的工作，一方面抓紧时机进行剿匪，另一方面反“扫荡”，反日、伪、顽军的夹击。经反清乡、反伪化，大力发动群众，建立健全区乡政权，加紧武装建设，巩固革命根据地。这时，我们同群众的关系极为密切，有利于我们进入敌占区指导对敌斗争活动，有时还为大部队行动提供情报。我们的困难是缺少枪支、弹药。我们也注意和周边的伪军拉关系，利用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消息，买到一些廉价的枪支。

1941年10月，为了充实区大队，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区委书记邬凌秋、区长兼区大队长王炳文决定派我和中队长朱耀南带现款2700元（法币）前往敌占区购枪。事先已经与伪军说好，在约定地点（范庄）一手交钱，一手交枪。但未想到，伪军中队长范学余竟背信弃义，见我们一到范庄，就把我们四人抓了起来，收去了全部枪款，还装腔作势地说：“你们是共产党，立即枪毙。但因为伪军大队长也清楚此事，范未敢自作主张，而是先将我们关押，第二天解送到伪军大队部。伪军大队长马建飞为人圆滑，他不敢公开得罪共产党、新四军，还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对我们表面很客气，请我们到他家吃饭，看小戏。但我们心中没底，怕再往上面（蒋营）送，我与朱耀南商量，决定不再等待，趁黑夜逃了出来。走后听到后面有人追赶，有枪声。区里闻讯立即派士绅李亚辉找马建飞，马把责任完全推到范学余身上，大骂范学余。事过不久，范学余真的就被他们枪毙了。

1942年1月，我调盐阜行政学院学习，从此离开了家乡。我是一面学习、一面工作，兼任大队部秘书和中队长。第一期学员共200余人，均为各县抽调的基层干部和知识青年，学习时间4个多月。这是盐阜区创办的一所以培养大批行政干部，推进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为内容的干部学校。学院直属行署领导，院长由行署主任宋乃德兼任，刘丹、朱植甫先后任教育长，教导主任沈柔坚，生活指导部主任兼学员大队长黄其明。教学内容是社会科学、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以及政府工作的要求等。同时，对学员的情况做些了解。通过学习和工作的实践，我对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1942年5月，我在行政学院毕业时，因没有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在当时的情况下，按组织要求重新人党。入党时间从1942年5月算起。重新入党后，即分配到阜东县八区（现为滨海县八区）任区长。

当时的情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着拨乱反正的方针，已经由中共建湖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调查考证清楚。建湖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遵照省、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的部署，在中共建湖县委领导和省、市党史部门指导下，遵循“广征、核准、精编”的方针，采取走访、查档、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从1981年起，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编纂工作。经过深入调查和审核，根据当时的原始档案资料，明确我是1939年5月参加革命，1940年7月参加共产党。这是事实，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个情况，当时的中共盐城西北工委书记魏心一很清楚，但1940年以后我与他未再联系过。一直到2001年6月，得知他在安徽，原任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已离休。我和他通了个电话。他说，当时你是党员的情况清楚，不存在重新入党的问题。后来魏给我写了个证明，转到国家经贸委轻工离退休干部局，得到组织上认可。

摘自《季龙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