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庄述旧(苗国成)
建湖县境西南射阳湖畔苗庄,解放前200多户人家,1000多人口,土地总面积3000多亩,其中耕地1000多亩,荡滩2000多亩,村东村南村北是稻麦田,土地肥沃。村西芦荡,是长柴蒲藕,养鱼虾蟹、风光秀丽的好地方。解放前由于私有制的束缚,这里三分之一的耕地掌握在外村倪、高孟等姓地主及江南户苗氏手里,加之地势较低,耕作制度落后等原因,无力抗御自然灾害,十年九年荒,使农业生产长期处于望天收的状态。正如人们所说:“解放前的苗庄,十年九年荒。七十二根讨饭棍,三十六个光棍堂。住的顶头舍,穿的破衣裳。冬天环稻草,夏天蚊虫咬。没吃没穿,挨冻挨饿,穷苦的日子真难熬。”在那黑暗沉沉的旧社会,不但遭受水灾、旱灾还有火灾、风灾、虫灾、瘟灾。特别是在日寇入侵,敌伪顽匪战乱年代,受的苦难,更是罄竹难书。现从洪武“赶散”,我们祖先来射阳湖畔创业时起,历代遭遇的灾荒略述如下:
明朝(1368~1644)
从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至思宗十三年(1640)的156年中,就有67个年头是荒年。如孝宗弘治十四年至十六年(1501~1503)连续三年均大旱,庄稼无收,草木无存,且有地震,斗米易一孩,年大饥、人相食。
从明世宗嘉靖二年至六年(1523~1527)连续五年灾荒先大旱,飞蝗遮日声如雷,接着大水大疫,石米从五十钱陡涨至千钱。饿殍载道,饥民死于道路者比比皆是。
从神宗万历元年至三年(1572~1574)连续三年,先是大风暴雨,接着淮水、黄水压境,高邮湖、宝应湖、洪泽湖大溢,陆地水深有丈余,百里浩瀚如大洋,村落尽没,老弱者淹死,少壮者逃避或登舟攀树,二百里无烟,啼哭声不绝。
清朝(1616~1911)
从清世祖顺治六年至宣统三年(1649~1911)的200多年中,就有80多个年头是灾荒年。如顺治九年至十一年(1652~1654),三年皆大旱,禾苗皆枯,人畜无饮水,河底干裂如龟板,能行车走人,蝗虫遮天盖日。接着地震,淫雨大作,洪泽湖等五坝齐开,一夜间平地水深五尺,民饿死溺死者不计其数。
又如康熙在位的几十年间,就有十一次旱涝灾害。光绪六年至七年(1880~1881)连续二年大旱不雨,卤水倒灌,三年不能种庄稼。同时西荡土匪蜂起,到处抢掠民财,期间芦荡又发生大火并蔓延至村庄,半庄民舍被焚,荡火旬余始灭。民不聊生、鬻儿女者盈市衢。
民国(1912~1949)
从民国元年(1912)至1949年的30多年中,不但遭受水灾、旱灾、瘟灾,还遭受日伪顽匪烧杀抢掠,更是雪上加霜。
民国三至六年(1914~1917)前三年均大旱,河底行人,蝗大飞,第四年秋大水、运河决堤,农作物无收。民国二十年(1931)秋,先是大雨连绵,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坝开、运河决堤,里下河一片汪洋,田禾淹没,颗粒无收。民国二十六年(1937)全村瘟疫大流行,庄西头苗国绅二弟国镜、二妹美云三天之内丧了命。苗景仁、苗先松母亲和杨阿根二哥杨同扣5天内都丧了命。这次瘟疫流行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十多人。在旧社会,穷人得了病,别无它法,只有等死。
反共反人民的韩德勤
“天上有个扫帚星,苏北有个韩德勤。手下白养几万兵,只会欺负老百姓。日本鬼子不去打,专门反共反人民。”这首在苏北广为流传的一手民歌,骂的就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江苏保安司令韩德勤。
1937年11月日寇侵占上海后,即向我江苏侵犯。他有省保安李长江、李守维等10个旅6万多人,不思抗日,而是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命令节节败退,最后龟缩在宝应县安丰、曹甸,淮安的车桥等地,人称韩小圈子(见下图)。他们强迫当地百姓筑碉堡筑土围子,网罗社会渣滓、扩充匪军,并与宝应、淮阴等地日伪军勾结在一起,奸淫烧杀抢掠,闹得百里方圆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顽江苏省保安第二旅长吴漱泉
吴漱泉系淮阴第二区吴集庄大地主。民国初年曾毕业于江苏省陆军第19师随军学校。在安徽省盱眙县警卫大队任分队长时,通匪窝匪后失职,啸聚匪徒,抢掠地方,掳人赎票。因一次抗拒官兵被陈调元部将其左膀打断,仅存一右臂,仍用短枪与官兵射击逃脱,人称吴独膀子。回到淮阴二区成为坐地分赃的匪首。后与韩小圈子游击司令张翼(阜宁凤谷村人),为了扩充部队,与吴漱泉联合,在淮阴招收了一批匪徒,编为江苏省保安第二旅。1939年率部进驻蔷薇、花垛、肖庄、欧冯庄芦舍一带,网罗荡区股匪郭足楼、郭足波、徐秃子等到处抢劫,并与地方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强征暴敛,杀害无辜。我村苗国荣(明昌父)被杀死在荡西的黄荡。后何庄种地主孟亚卿田的傅大学被其枪杀在我村东大圩上。戴莫庄的张书图被其枪杀在我村鸽子荡。吴顽部队乱枪打死了在田间劳动的苗国华(杭中父)。还有刚出门借债的苗一宽(明恩父)。吴顽打着抗日口号天天来人上庄,不但要吃要喝,还用打骂扣押等恶毒手段逼捐逼税。住庄北头舍上的苗富陞,一家五口人,只有二亩地,生活已困难无着,那天吴部匪徒上门逼税时,他正在拉肚病倒在床,这班恶棍,不论青红皂白,上前一把衣领将他从舍上就地拖到庄上有一里多路,直到停止呼吸才松手。还恶狠狠地说:“你就是死,抗日的税款一分也少不了。”他们白天来庄逼税,夜晚就和股匪上庄抢劫。1940年10月,他们来了50多个人6条大木船上庄抢粮抢物,邻居苗富田白天刚将卖田运回的三担稻谷,当天晚上就被抢劫一空.兵匪还绑架了村民苗道前、苗国迟、苗国标,并派人送信来,限定时间交钱粮,逾期不交即撕票(杀死被绑架者)。
日寇侵占西射阳
1941年夏,日寇侵占西射阳,先是三架日机,对射阳镇轮番轰炸,一时浓烟滚滚,火光四起,居民纷纷逃难避乱。接着从宝应开来汽艇,一路上机枪掷弹筒,不停地乱射。到了射阳,对来不及逃避的老弱妇孺,及手无寸铁的居民,进行血腥洗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被炸的射阳,到处断臂残坦、瓦砾遍地,家破人亡,寻妻觅子、呼号不绝。事后据人统计被炸毁烧毁的房子70多间,被炸死炸伤20多人。日寇到射阳后还到处抓人给他们用钢筋水泥筑两层楼高的瞭望台,(碉堡)还筑许多暗堡交通壕。在瞭望台周围500米方圆内,凡有群众住房一律强行拆除,拉上钢丝网。被抓去的人稍有不从,即用铁丝穿手心,绑在柱子上,不给吃喝活活地折磨死。有的用刺刀开膛,扔到射阳夹河里。为虎作伥的敌伪射阳扩兵团团长季福珍,有40多支枪,40多只荡条子(荡区人民割柴草的小木船)三天两天跟着鬼子下乡扫荡外,还天天流窜在鸽子荡蔷薇河上拦劫南来北往的行船,见钱物就抢,见妇女就奸,无恶不作,他还到我们荡区村村舍舍组织什么维持会,勒逼当地百姓天天送粮送蛋,送鸡送鸭到敌伪据点,否则即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
西荡土匪蜂起
1 941年夏,日寇先后侵占射阳、蒋营。原驻蔷薇乡一带的国民党二旅吴独膀子有两三千人,听说日本鬼子要来,早逃到荡西黄荡。从1941年夏至1943年夏,西荡土匪蜂起。盤踞在蔷薇乡一带有顽盐城县防空局李晓丹部,有盤踞在孟庄、沙村荡顽盐城县警卫大队郭海山部。有流窜在中林钱家沟水泗乡鸽子荡的股匪孙治邦、孙华堂、孙彩堂部。在蔷薇河鸽子荡有季福珍部,他们各有四五十支上百支枪,他们既相相勾结,串通一气,又相互残杀火并,三天两天枪声不断。正如我七区区长孙达伍同志所说:“沙村荡、鸽子荡,荡荡有土匪,中林钱家沟,俞孟十三庄、庄庄有豺狼。”韩小圈顽盐城县和顽十区、顽十一区天天来人借抗日之名敲诈勒索,抓丁抽捐。大小土匪到处抢劫,地方封建势力各霸一方占地称王,再加日伪烧杀抢掠,把整个荡区搞得乌天黑日。为拯救人民出苦海,我七区区长兼区队长孙达伍,一面发动群众送子弟入伍,使区队从原来七八个人很快发展七、八十人。另一方面发展地方民兵组织,建立武装联防。在建阳县大队配合下,于1942年秋首先围剿了驻孟庄沙村荡的郭海山部,接着消灭了鸽子荡水泗乡股匪孙治邦、孙华堂、孙彩堂部。(李晓丹闻风逃到荡西韩小圈,季福珍也投奔到盐城敌伪据点),同时还镇压了地方封建恶势力谢信之、周铁军、徐进贤,极大地提高了抗日政权的威望。射阳、蒋营敌伪迫于我政治军事攻势,于四二年冬相继撤退,从此我荡区人民才重见天日。
注:孙达伍原是九区区长,1942年年底,原七区、九区合并为七区,孙达伍调任七区区长。
土地改革
注:土改时15亩荡田折算一亩稻麦田。
1947年国民党军侵占西射阳
1945年,日寇投降后,在重庆国共签订了双十协定,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协议,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顽十一区还乡团团长王者军,顽十一区区长潘治安、陈文才等40多人跟随蒋匪军进驻西射阳。他们勾结地方恶霸、地痞经常下乡奸淫烧杀抢掠。从1947年2月到7月下乡扫荡,共有30多次。一次到苗庄来,不但抢走群众的粮食衣物,还砸坏苗庄小学30多张学桌,并用粉笔在大黑板上书写“匪区教员政治犯杀!”八个大字,直至1947年农历八月初九华东野战军33旅解放了西射阳,全歼国民党军400多人,活捉了还乡团十一区区长潘治安。月底,区在孟庄召开公审大会,当宣判潘治安死刑后,沙庄乡一位妇联主任,手执大刀将其头砍下带回挂在蒋营大桥上示众有月余,以解其心头之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