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指泉  打入三厅潜要塞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就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妄图以绝对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我党我军。1946年2月，我正隐蔽在国民党工兵第二十四团任上尉连长，这个团由重庆开赴南京，住在上新河一带，准备转赴华北参加打内战。我自1938年2月经唐君照同志在徐州介绍到彭雪枫同志主办的河南确山竹沟训练班学习参加了新四军。毕业后，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分配到国民党军队潜伏以后，战火不断，历尽沧桑，随国民党部队东奔西跑，屡屡要求组织上调我回根据地工作，却又每每要我按组织原来意图继续隐蔽埋伏。这次我决心回苏北根据地，搞正面斗争，不想随敌工兵团行动了，我将此意告诉了胞兄唐秉琳，动员他一起回去。秉琳当时在蒋军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第一处任中校参谋股长，是我的四哥。他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高中读书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积极参加了救亡运动，由上海跑到南京示威请愿，在惨遭国民党军警特务的痛打之后，曾作为中学生十三代表之一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欺骗煽动说：“有你们这些爱国学生，中国就不会亡国！我蒋某决心做岳飞，决不当秦桧！政府正在做抗日准备，买飞机，买大炮，前方抗日将士正在流血牺牲，浴血奋战，你们却放下书不读，和政府捣乱作对。真正的热血青年与其请愿胡闹，不如投笔从戎，以武救国，拿起枪杆子从军去！军校对你们敞开大门，来多少，收多少！……”秉琳和当时许多青年满腔热忱投考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同志同班，为黄埔十期炮科学生。秉琳在军校学习期间，家父不幸去世。临终前，给我弟兄留下遗嘱：要务必抗日救国，枪口对内就是不肖子孙。这对我弟兄们的爱国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在抗战中，秉琳越来越痛感国民党的腐败，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我的二哥唐君照（原名唐秉光）是我党1926年的老党员，当时在国民党战干三团任中共地下党特支书记，经周恩来同志指示，特地绕道湖北咸丰和当时任国民党炮八团营长的秉琳见了面，秘密住了一个星期，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革命方向教育，进一步帮助他认清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本质，鼓励他坚决站到人民一边，这对他走向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故当我提出回苏北根据地时，他极表同意。当时国共两党在美国马歇尔的调停下，签有通邮协定，我们按原先规定好的暗语给在苏北华中五地委任组织部长的，唐君照写了封信：“我们在外跑单帮，小本经营蚀了本，做生意很难，希望回家做生意。”请示我们的今后行动方向。在写了这封信之后，我们将行动意图对吴广文讲了。吴广文是我的姨表兄，是黄埔八期毕业生，当时在国防部一厅（人事厅）任上校参谋。他在大革命时期（1926年）曾在盐城参加过党的活动，后因组织遭到破坏而失去联系，受到过我党的教育和影响。后于1929年考入黄埔八期，193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吴广文虽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但对国民党统治极为不满，常在我们面前发牢骚，故当我们把写信到苏北的事告诉他时，吴当即表示：“如有回信，请告诉我，我们一起走。”

君照接到我们的信后，立即向华中五地委书记曹荻秋和副书记兼社会部部长宋学武同志作了汇报。华中五地委根据党中央、毛主席“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认为我们在国民党军队里已立住脚跟，留在白区比回苏北根据地更起作用，君照以老大唐君鄂的名义给我们来信指示说：“家里生意也不好做，银根很紧。你们在外面还好混些，希望生意做大些，多集些资本。母亲身体不好，很想念你们，二姑奶奶不久将去南京看望你们。”很明显，党仍希望我们留在白区，做“大”生意。并知道组织上将会很快派人来联系。当我写信回苏北时，立即借口以身体不好请长假辞去连长职务，留在南京等待复信。1946年6月，国防部第三厅需要几个管特种兵、筑城和—要塞方面的作战参谋，真是巧赐良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分配我到白区做地下工作时，最初就是在国民党的武汉外围田家镇要塞，后进入黄埔十六期工兵科，进作战厅的基本条件是符合的。于是通过秉琳的推荐，经过战术、参谋业务考试。是年秋天，我顺利地打入了国防部第三厅任上尉参谋，后任少校作战参谋，为党做军事情报工作。这时江阴要塞也正式挂牌了，要塞司令孔庆桂是唐秉琳的老上司，也是江苏老乡，他当炮兵团长时，唐秉琳是他的“亲信”队长，跟随多年，颇受器重，孔庆桂希望秉琳去江阴要塞做他的班底。1946年底，根据华中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唐秉琳去扛阴要塞始任参谋主任，后任上校守备总队长，最后任炮兵总台长，为策反江阴要塞起义建立了立足点。由于我在国防部第三厅分工办理全国的工兵、要塞作战计划业务，便借用这个公开身份，经常去江阴要塞与其他同志共同进行策反活动。

我们殷切期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二姑奶奶”从苏北来了。1947年初春，华中五地委派我的堂侄、中共建阳县上冈区区委委员、副区长唐坚华同志担任秘密联络员来和我们联系了。唐坚华第一次来是一个人先到上海，住在他父亲唐碧澄家里，准备通过唐碧澄来南京和我们联系。唐碧澄是苏北行署行政委员、盐阜参议会筹备主任，由党派往上海做统战工作的。党组织给唐碧澄一封密信，指示“掩护南北联络，搞好江阴工作。”唐坚华抵上海时，唐秉琳正在上海抬病，由唐碧澄领着唐坚华在法租界一个姓高的家里和秉琳见了面。唐坚华传达了党组织的指示：“继续留在白区做秘密工作，首先要站住脚跟，取得信任，抓实力，多多地掌握中、上层军官，力所能及地搞些情报，相机发展。”唐秉琳回到的这一重要指示传达给我和吴广文。

唐坚华第二次南来约在当年五、六月份，他找我个别谈话时，我因受命在白区单身活动时间较长，尚未解决入党问题，故向他直接提出了入党要求，并告诉他秉琳也有入党要求，请其向党组织转达。当时，在我们之间，都是单线联系，谈话是个别进行的。经过几个月的考察，唐坚华向组织汇报我、唐秉琳和吴广文的实际情况及表现，1947年11月，经苏北区党委讨论，由华东局华中工作委员会批准我和秉琳加入了党组织，介绍人是宋学武、唐坚华。鉴于当时环境和任务的特殊，我们是由华中工委直接发展和领导的地下特别党员。12月初，唐坚华同志奉命过江，在一个无灯的小黑房间里，我和秉琳在坚华的主持下，举行了秘密的入党宣誓，从此江阴要塞有了3个共产党员，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接着，唐坚华同志传达了管文蔚、陈丕显和曹获秋同志的指示：“绝对保密，取得信任，掌握兵权，大抓实力，利用敌人的招牌掩护自己，设法架空要塞司令，等待时机。”华中工委的这些指示为要塞地下党指明了基本工作方针。为了保障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顺利进行，组织上在年底决定派唐仲衡同志以“逃亡地主”身份在江阴城里设立了地下联络站。为遮人耳目，组织上把他的全家也送到江阴，使要塞地下党又增加了一名共产党员。1948年秋，上级党批准办理了吴广文的入党手续，1949年2月，要塞地下党又发展了要塞游动炮兵团团长王德容入党，1949年3月下旬，根据要塞地下党的提请，三野十兵团党委又派来了李干、王刚、徐以逊、陆德荣四位同志协助要塞地下党工作，使要塞地下党组织有了10名共产党员，这10名共产党员犹如10颗“定时炸弹”埋伏在要塞核心，在渡江作战时，一举组织领导了江阴要塞的起义，保障了我军顺利地从江阴地段安全渡江。

解放后，从十兵团来要塞帮助工作的部分同志不理解要塞地下党的活动，曾问过我们：“说要塞地下党有组织，那属于哪个支部？支部书记是谁？党小组长是谁？”甚至怀疑我们几个同志是几个国民党军官，在渡江前找出路的”。提出一些问题或发生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一则这些同志来要塞时间很短，组织上为了保密，没有也无必要告诉他们更多的情况！再则也确未宣布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更不用说属于哪个支部了。组织上曾指示我们不得有横向联系，但在策反工作中，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不但有横向联系，还进行了横向发展。虽无党支部、党小组之名，但我们几个人又是经常在一起碰头、开会，讨论研究上级组织的指示并在工作中互相配合，贯彻执行，实际上形成了以唐秉琳为主、以我为辅的领导核心的组织活动形式。因此，说有党小组也是符合实际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特殊组织。我们虽无支部一级组织，但受华中工委的直接领导，并卓有成效地贯彻执行了华中工委的指示和工作指导方针。

江阴要塞地下党的策反工作是在党中央拟派渡江先遣纵队时加紧进行的。1946年6月底，蒋介石认为可以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我人民解放军，对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经过约八个月的作战，我军消灭了敌人71万多人，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但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又集中约60万的兵力对解放区的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把战场引向国统区，直接减轻对解放区的压力，为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党中央拟派一支先遣纵队从江阴方面突然过江，到江南开辟一个新战场，进行机动作战，直接威胁敌人的心脏——南京。1948年春，华中工委派唐坚华通知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抓紧要塞的策反工作，保证先遣纵队从江阴顺利过江。江阴要塞地下党更加有组织、有计划的策反工作就是从接受这个紧迫任务加紧进行的。从此，我即经常奔走南京与江阴之间，与其他同志一起积极开展了要塞的策反工作。后来，由于党中央决定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进军大别山的战略性行动，吸引大量敌人到中原来。把战争已经引向了国统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党中央原先拟派先遣纵队的渡江作战计划才没有实施。这一战略性的计划变更，直到粟裕同志逝世前不久，我才知道是粟总陈词毛主席建议先遣队不宜过江而改变的。《人民日报》1983年8月22日第三版《实事求是，高度负责——记粟裕同志一件事》一文中就记叙了这件事。这一任务解除后，华中工委发出指示，要我们转入正常的策反活动，“抓上层，争取中层，动摇分化下层”，这为尔后的百万雄师过大江设下了重要布局。唐坚华同志还带来了邯郸电台的频率、呼号，要我们改为短波收听，加强学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

我在江阴要塞进行策反活动的同时，还利用在国防部作战厅（三厅）的工作之便获取了重要军事情报。国防部第三厅是专管作战计划和作战指挥的，是蒋介石最信赖倚重的军事幕僚机构。它的一切军事作战活动，均是遵从蒋介石的指示和意图进行的。三厅下设一处（管作战方略和计划），二处（管部队调遣和作战指挥），处下设科，我在一处一科。获取情报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或参加会议所得，或借阅文书所录，或在交友中所探，或乘混乱中所取，甚至利用赌博所获。如经蒋介石批准实施的《重点进攻时的全国作战方案及部署》这一绝密情报，一个在三厅二处（作战指挥处）的参谋，在闲谈中说：“又批下来了，老头子（指蒋介石）还要大干一场，调的部队可多了。”我闻之遂热情邀他去吃了顿饭，然后又一起去打麻将，在赌场中中故意让他多赢些，一直到天亮，然后我借机抄录了文件。我先后所取得的军事情报，如经蒋介石亲自批准的蒋军进行重点进攻时的《全国作战方案及部署》、《以华东地区为主要战场的作战实施方案》、《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以及《二线补充兵团的实施计划》等重要情报都是由我取得后，赶赴江阴，先后通过地下交通唐坚华、唐仲衡同志及时送回苏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是我在1949年2月秘密回苏北向华中工委汇报工作时，直按面呈管文蔚同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