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家几代经商。抗战前后，家父在新阳镇经营新大商店，天天与货币打交道，并经常教我们识别货币，后来又参加过新旧货币的兑换工作，所以笔者对这段时期西北乡货币流通情况略有所知。

抗日战争前，西北乡通行的货币以“银两”为主币，辅以铜板流通。银币有光绪的龙洋，有墨西哥的鹰币，还有袁世凯、孙中山头像的银币，三者价值相当，面值为一元。与铜板换算，每枚（元）价值三吊二（一吊为一百个铜板，三吊二为三百二十个铜板）。同时使用的还有另外两种银币，即双角子和单角子（也是圆形）。起初是五个铜板换一个双角子，二十五个铜板换一个单角子。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党政府废除银元制，开始使用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发行的丝棉质的纸币，通称为“法币”（法律规定钱币的意思）。票面有一元、五元、十元和一角、二角、五角。

抗日战争爆发，法币不断贬质，小面额一元券奇缺。1941年底，在盐阜银行未成立之前，我盐阜区曾在益林发行过一种与法币等值，票面一元的“盐阜券”，彼时由于受物质和技术条件所限，版子是用木刻的，印刷比较粗糙，纸质又差（灰报纸），稍经周转，即起毛破烂，但很得群众的信任。此券使用不长时间，就被民主政府收回了。这是盐阜区在本地最早发行的货币。继一元券奇缺之后，又产生角票奇缺。为解市场找零困难，建阳、湖垛包括我的家乡新阳镇一些商号开始用桑皮纸自制正方形的“流通券”，票面有一角、二角、五角，盖有镇公所钤记和几个商店老板私章，也有用竹筹子的，上面加火印，限本地流通。次年10月成立盐阜银行，在解放区发行一元和五元两种票面的“盐阜币”。一元券有两种版子的，一种正面是耕牛图案，俗称“小牛票子”。另一种是正面为工农兵学商图案。两种均是玫瑰色桑树皮纸印制的，比较坚固耐用。与“法币”比值为一比五，即盐阜币一元值法币五元。五元券是用淡绿色桑树皮纸印制的，正面也是耕田图案，俗称“绿牛票子”，正反面均为深蓝色版，与“法币”比价仍为一比五。一张五元的盐阜币为法币二十五元。五元券除绿牛票子外，继后还有五元的“江淮币”，是用钞票纸印刷的，上有“盐阜”二字，与“盐阜币”在市场等值流通。

    抗日战争时期，西北乡一度成为敌、我、顽的拉锯地区，伪币、法币、抗币都有流通，币钞混乱。日伪对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后，在其占领区使用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央储备银行票”，简称“中储券”，群众称“伪币”。同时，日军发行“军用手票“，限止或禁止“法币”流通使用。当时西北乡对外贸易带回的都是法币，若与法币割断联系，则会造成流通闭塞，但放任法币大量流入，将会造成恶性膨胀，加诸于人民的危害。为了展开对敌经济斗争，保证军需民用和繁荣经济，行署采取了“对法币有限度的联合、限制，对伪币打击排斥，对抗币有限量发行”，巩固阵地的政策，根据盐阜区的物资保证，坚持有多少财力，发多少抗币，既保证“抗币”面值的稳定，又确保了纸币的充分兑现。1943年，盐阜银行又发行了几种票面额较高的“抗币”，完粮纳税，一律通用。同年九月，行署采用“法币分等使用”，新票足值，旧票打七、八折。1944年3月，行署决定盐阜币（抗币）为本位币，并对法币的折合比值定为1比10，也就是说一元盐阜币等于十元小钢板（法币）使用，受到我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同年6月，下令限制中央银行发行的六种法币流通，严禁伪币在我解放区流通，使我根据地人民免遭了通货膨胀的损失。盐阜币还分为“老抗币”和“新抗币”。1944年夏季前发行的为“老抗币”，以后发行的为“新抗币”。新抗币比值大，票面额又大，群众称“大抗”。“大抗”发行后，民主政府即正式宣布禁止“法币”在本地市场流通，同时对以前发行的“老抗币”逐步收回。笔者家里曾收存几张“老抗币”和“新抗币”。上世纪80年代文物普查时，已全部交给县博物馆收藏。

1945年秋，华中银行成立时，受命发行华中币，作为解放区的本位币，盐阜区发行的抗币，逐步由华中银行收兑。1946年春，县境市场统一用华中币。至此，盐阜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发行人民币（旧币）。从1949年6月1日起，一律改以人民币为本位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