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来到建湖县恒济镇建河村谢家庄，观赏苏中二分区委《人民报》及印刷厂旧址的时候，思绪就会被带到腥风血雨的60年前。

     址貌一览 苏中《人民报》旧址原为谢氏宗祠，现已建成飞檐带廊柱的三开间两层楼房，占地600多平方米。楼上陈列着当年苏中《人民报》社的同志在此游击办报的资料和部分报样12件，旧式印刷机1台。楼下是“老少同乐园”，有电视机、报刊、棋牌及少量民族乐器。楼前是一片可纳六七百人的开阔地。夏季，村民们经常在此举行纳凉活动和观看露天电影。

     2006年3月18日，这里举行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挂牌仪式。

     史事经纬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置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于不顾，大举进攻苏北解放区。苏皖二分区区委主办的三日刊《人民报》及其印刷厂奉命精简并转移，一部分人员随大军北撤山东，一部分则转移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敌后根据地坚持办报。同年冬天，这部分办报人员几经辗转，来到了五分区建河村的谢家庄。这里地处射阳湖畔，芦荡广袤，与县城相距较远，群众居住也比较分散。庄上有谢氏宗祠，庄东有古龙王庙，都是进驻的好地方。建河村前的一片芦苇荡，是二分区和五分区的分界处，可进可出，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便于隐蔽活动。《人民报》社及其印刷厂就在这样的沿荡小村里，度过了它最为艰苦的时期。

     《人民报》及其印刷厂原有工作人员60多人，辗转到谢家庄时，连排印工人在内也只剩下21人了，报社和印刷厂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当时二分区含高邮、宝应、兴化、溱潼、江都、樊川、沙沟等7个县、区。报社记者每天要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程去采访新闻，以保证3天一期的《人民报》按时编辑出版。由于人少事多，排字、拼版、校对、发行，几乎样样都采取通力合作的办法，一个人要顶两三个人用，平均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打夜工”成了家常便饭。报社无线电发报员盛耀，有一次为了抄收苏皖边区政委饶漱石的《迎接民主高潮》的讲话电讯稿，在报房工作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为此，分区机关还给他记了功。排字工人王炳尧，那时才十多岁，进厂刚满三个月，每小时竟能捡字1273个，这在当时整个华中印刷行业里，也称得上是“能手”了。最有意思的是，他因为个头不高，干起活来，总是手捧着字盘在其他工人的腋窝底下穿来穿去，嘴里还尖声地哼着小调，样子十分可爱。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对苏中地区搞了个“三月会剿”，6月又集中兵力深入我五分区中心地带进行报复性“清剿”，致使苏北通榆公路以西的广大地区交通阻绝。原在建阳瓦瓷庄的我《苏北日报》被迫转移到外线去了，原报纸的服务范围便由《人民报》来供给。就在谢家庄这个荡边的小村里，《人民报》向广大群众及时报道了“鲁南大捷”、“枣庄大捷”、“鲁西大捷”、“溱潼莫家堡之战”等重要新闻，极大地鼓舞了我二、五分区乃至整个苏皖边区军民的革命斗志，也使敌人见了为之丧胆。

     当时《人民报》的所有工作人员，从主编到厂里工人，个个都穿着新四军的蓝灰色军装，他们原本隶属于新四军一师政治部。人民把《人民报》的印刷厂习惯地称为“新四军苏中印刷所”，当时厂里负责人之一的陈辉，群众直呼为“陈所长”了。

     报社的同志在游击办报、隐蔽办报的过程中，与建河村的群众结下了鱼水般的深情。为了保卫报社的安全，村里民兵与厂里纠察队员一道站岗放哨；儿童团的孩子们则轮流爬到村口的大树上瞭望，一旦发现情况异常，报社便立刻转移，村民们也都全力以赴地帮着把机器和纸张隐藏起来，宁愿舍弃自家的东西，也绝不让报社有一点损失。形势危急时，人民就把机器搬到船上，开到荡心去印报。有一次敌人下乡“清剿”，把村头、河口都封住了，报社在芦荡深处坚持了一个多星期，按时印刷了3期报纸。报社同志的生活给养是村民们最为关心的大事，老村长谢立祥带着几名农救会员，临时从邻村搞到几屉糕饼之类的熟食，佯装下荡割柴草，用船悄悄地送到荡心去 ，才使报社同志摆脱了饥饿的煎熬。谢立祥还在村里组织了一批身体结实、思想过硬、水性又好的汉子，两个人一组，轮流担当起运报的重任。他们先把报纸打成捆，藏在柴草或者稻草中间，再用小荡船送到三四十里外的荡南宝应县鲁垛乡的陶家林分发处，由那里再向各地传递。在谢家庄，三分之一以上的农家都有人担当过这种运报的任务。

     报社记者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几天就跑破一双鞋，村妇救会就发动妇女为他们做鞋。报社里有三位女青年，都是从南方大城市来的，也想学着做，村里的谢晋懿、谢晋玉两位姑娘就手把手地教会了她们。她们当中有一位来自上海的高个子高中毕业生，为了学做鞋，竟要把自己一件半新的衬衫剪了做“铺衬”。谢晋懿的母亲见状，一把拦住了她，又让几位妇女从家里取来许多“零布头”，送给她做鞋底。上海姑娘过意不去，便把那件衬衫送给了村民张文章的妻子。

      那时的报社，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宣传队。报社的同志支持当地搞土改，帮助军烈属和困难户突击抢收抢种，还辅导妇女识字班，教唱新歌曲。逢到春节，他们还编排了曲艺、歌舞、活报剧等小型节目，和村民们一同登台演出。至今村里一些老人还记得有几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游击办报难不难？再难也要顶着干！新闻子弹惊敌胆，人民大众乐翻天！”

     报社同志与建河村群众情最深、谊最笃，所以当1948年形势好转，报社需要回迁到二分区高（邮）、宝（应）、兴（化）一带时，彼此都依依不舍，许多人掉下了惜别的泪水。 

    链接轶事   

“建河版”的《柳堡的故事》

     印刷厂负责人之一陈辉，与建河村还多了一层特殊的关系。他那时年龄不大，才二十刚刚出头。这位来自江阴的年轻人，说话铿锵有力，办事精明干练，又生得浓眉大眼，一表人才，是个人见人爱的帅小伙。当时他住在村民谢应明家。谢应明有个女儿叫谢晋白，真是名如其人，果然生的白白净净，模样儿也标致。这姑娘平素举止大大方方，可一见到陈辉就会脸红。吃过晚饭后，她常常会捧着识字课本，羞答答地向陈辉问这问那。日子一长，谢应明老人也看出些苗头，知道女儿暗恋上人家“陈所长”了。一日，趁陈辉还在厂里忙着，老人把女儿叫到身边问个明白。女儿并不吭声，只是一味地点头。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唉，只怕人家陈所长看不上你这个不识多字的丫头噢！”谢晋白听了，白了父亲一眼，喉咙里“哼”了一声，转身进房去了。从那以后，谢晋白反而越来越大方起来，早晚洗脸洗脚水总是她为陈辉准备好热水；陈辉换下的脏衣服、脏鞋袜，她也不声不响地为他洗干净，还不许她母亲插手帮忙。陈辉是何等聪明的人，岂有不明白姑娘的心思之理？实在是因为办报任务重，工作太繁忙，一时还顾不上谈情说爱，所以总是与姑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实在他内心里，早就觉得这位晋白姑娘蛮不错，是个知冷知热、手脚勤快的好姑娘，因此对她也颇有好感。直到报社接到回迁命令后的一个晚上，陈辉才主动约请谢晋白作了一次彻夜长谈。这一夜，他俩避开人群，也避开了癝冽的寒风，并肩坐在草堆上，彼此倾吐了久藏于心的爱慕之情。天亮临分手时，陈辉明确表示：现在只能把恋爱关系确定下来，等到全国解放了，再办喜事不迟。谢晋白很干脆，满目含情地只说了三个字：“我等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辉果不食言，一封信飞快寄到了谢家庄，信封里揣着两张信纸，一张是给谢应明夫妇，一张是给谢晋白的，写的都是让谢晋白到江阴去和他结婚的话。几天后谢应明就亲自把女儿送到江阴陈家，成就了这对战地鸳鸯的美满姻缘。就因为这段真实的故事，所以后来影片《柳堡的故事》在谢家庄打谷场上放映的时候，建河村人既倍感亲切，又深表惊异。亲切，是因为影片里的故事他们太熟悉了；惊异，是因为天下事竟有如此巧合得一模一样的。更为凑巧的是《人民报》创刊于1944年，首刊正式在宝应县的柳堡，即影片拍摄外景的地方印成的，而建河村又是《人民报》社及印刷厂1946年从宝应迁来“游击办报”的地方。因此，建河村群众就把陈辉和谢晋白的故事，很自然地看作《柳堡的故事》的“建河版”了。从那以后，他们对这部电影无论看多少遍，都象看第一遍那样兴致盎然，就连影片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也都人人会唱。

     1949年扬州解放，印刷厂随二分区机关进驻扬州，1950年，又随扬州地委机关迁往泰州，1951年实行企业化，被正式命名为“泰州市人民印刷厂”。1984年该厂建厂40周年，时任建河村党支部书记的谢红光也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还见到了好几位当年在建河村苏中印刷所工作过的老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