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经过多次艰苦的谈判，先后达成《双十协定》、《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到了1946年初双方最高领袖均向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战令，中国大地一片和平气氛，解放区各地军民欢欣鼓舞，到处举行庆祝和平大游行，期盼已久的和平似乎真的要降临饱受战乱的古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解放区军民依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了土地改革的前期准备，同时大规模地复员战士；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也成为了摆在议事日程上的事情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中共中央有了南迁淮阴的动议。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这一指示作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即“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要求党内同志学会做和平时期的工作，学会与国民党共事，诚心戾意地做好与思党官员联合办公的准备。在这一指示作出的次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时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往淮阴。”中共华东局也指示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加紧筹备工作，迎接中共中央南迁。当时，李一氓率人到淮阴城外看过几个地方，初步选择的地势较高的洪福乡，并建筑了一批砖木结构的平房作为中共中央机关驻地；华中分局则将所属的办事机构从淮城（今淮安市楚州区）的蒋公馆、丁家花园搬出，并粉刷一新，以供南迁的中央领导同志居住；当时淮阴城各个木器店加工生产的家具也被苏皖边区政府订购一空。中共中央南迁几成定局。

那么，中共中央为何作出南迁淮阴的决策呢？顾树青《北平军调部淮阴执行小组华中调停始末》（《钟山风雨》2011年第6期）的分析是，淮阴离南京较近，来去方便，安全工作有保障，这些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当时以革命老区淮阴为中心的苏皖解放区，在中共华中分局、华中军区以及苏皖边区政府的领导下，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特别是淮阴和淮安商业振兴，市场繁荣，文化教育事业空前发展，不仅成了苏北、苏中、淮南、淮河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而且成为整个华中地区最早呈现莛生机制两个都要市。苏皖边区被誉为全国解放区民主建设的楷模，淮阴因此就成了中共中央机关南迁的最佳选择。当然，中共中央的决策者们对南迁淮阴的不利因素肯定也是一沮二楚的，那就是离国民党政权的首都南京太近，固然作为国共联合政府来说，工作是很方便的，不过一旦国民党翻脸，中共中央首脑机关也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就在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并未停止，特别是苏皖解放区更是首当其冲，1月15日国民党71军一部占领了淮阴东南不到三百里的如皋县白蒲镇，与此同时侵占了淮阴西北三百里左右的萧县县城。即使是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中央仍然坚持和平民主是当时中国主流的判断，并寄希望于美国政府的居中调停。与此同时，南中共中央南迁淮阴的准备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到了是年3月、4月，美国政府偏袒国民党一方，全力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准备的真面目越来越明显，而国民党军队大批从江南调往江北地区，虽然我华中野战军陶勇部对敌实施有力的自卫反击，暂时遏制住国民党军队肆无忌惮的进攻，可是到了1946年5月上旬，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更把苏皖解放区视为“眼中之钉，心腹之患”，要求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退出陇海铁路以南所有地区，否则将以武力来解决。显然，在国民党决心发动内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南迁淮阴也就无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