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23日，刘少奇同志率领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等一行离开延安，经西安、渑池、洛阳、南阳，于1939年1月下旬到达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确山竹沟镇，3月应中央指示返回延安。9月17日，刘少奇率领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等同志再次离开延安赴华中，10月9日，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机关离开竹沟，于11月6日至达新四军六支队司令部驻地涡阳新兴集，12月初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定远县大桥镇。从这时起到1942年3月，刘少奇同志与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徐海东等同志并肩战斗，为新四军和华中战略区的巩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不反磨擦就没有立足之地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向八路军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即将磨擦中心移向华中并选择皖东作突破口，因此，新四军江北部队多次受到攻击。刘少奇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积极做好反磨擦准备。如果一旦发生磨擦，则坚决自卫反击。指出，要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怕磨擦不行，要坚决反对磨擦，否则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应该在统一战线中强调斗争，否则就会重复1927年的错误。同时要注意区分对象首先打击最顽固分了，广泛发展各方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坚决打击日寇，提高我党我军的威信。

1940年2月7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地方党政联合召开了政工会议，刘少奇同志在会上作了《反顽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报告。邓子恢同志在同日召开的新四军五支队政工会议上传达了中原局会议关于坚决反磨擦的决定。1940年3月，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部一三八师、一七一师、李本一部共五千人分三路袭击津浦路西定远县大桥镇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配合李品仙的反共磨擦，调集一一七师等部约万余人于3月21日进攻津浦路东五支队后方机关，反共气焰甚嚚尘上。此时，罗炳辉同志率5支队主力和陶勇同志率苏皖支队西进增援定远我军，后方仅有14团两个营，15团两个连，教导大队6个队，特务营3个连，东进纵队一个连，五支队司令部1个机枪连，1个警卫排，新八团等约2千4百人左右，其中约1千人为新编部队，不能作战，双方兵力对比悬殊很大。在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的直接领导下，新四军第4、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挺进纵队和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历时月余，终于将李品仙、韩德勤部击退，取得定远自卫战和来安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巩固了皖东抗日根据地，提高了我党我军反顽斗争的士气和威信。中原局的政工会议和刘少奇同志的重要报告，对皖东反磨擦斗争的胜利起了直接的动员作用。

革命要有家

    少奇同志在华中期间，一边领导反磨擦斗争，一边领导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抗战初期，由于受到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新四军在皖东未能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丧失了东进的有利时机以至部队发展受限制，甚至连部队的给养也发生了困难。面对这些危急情况，刘少奇一到皖东，就积极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钱”的错误，强调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民主政权，1939年12月上旬，在定远县召开部队和地方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华中要肃清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成的影响，帮助五路军建立根据地的口号是错误的，替别人家抬轿子，帮人家整顿保甲，结果自己连立足地也没有，被人家赶出来”。刘少奇还运用哲学原理，批判了所谓“华中特殊论”。他说，任何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也就是个性。但是，地区和地区之间还有一个共性，这就是都在日寇的武装进攻与占领之下，都有敌人汉奸伪政权。在分析研究问题时，不能只提个性而忽视共性，强调情况特殊而不执行中央的指示是错误的，对形势的发展也是有害的。少奇同志深入浅出的阐述，使各级干部耳目一新，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以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既是路东根据地门户，又是华中地区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侵华日军把它作为攻击的重点，频频派重兵“扫荡”妄图予以摧毁。1939年12月中旬，以长谷寿夫为首的侵华日军第六师团，纠集2000余兵力分三路进攻路西根据地。驻全椒县固河镇的国民党李本一部，虽拥有两倍于敌的兵力，却如惊弓之鸟，逃之夭夭，致该镇700余户民房被烧毁，100多名群众惨遭日军杀害。12月20日，日军侵占路西根据地的前哨阵地周家岗逼近藕塘，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根据地人民和藕塘中心区免遭敌人破坏，刘少奇同志命令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力主动出击，并指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避敌强锋，击其弱翼，精心捕捉战机，充分利用地形，在运动中给以歼灭性打击，以缩小“扫荡”的范围，缩短“扫荡”时间，减少人民的损失。我四支队第七、第九两个团，在徐海东司令员的亲自指挥下，奋起抗敌，战斗从12月21日开始，经过三昼夜的激烈冲杀与争夺，终于击退了敌人。此战共毙、伤、俘敌160余人。日军中队长长毛高千穗被击毙，并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周家岗反“扫荡”，是新四军四支队挺进皖东敌后首次较大的战斗，也是刘少奇在皖东直接领导我军对敌作战取得的重大胜利，它不仅扩大我们党和军队的政治影响，打开了皖东的抗战局面，而且使新四军支队在津浦路西站稳了脚根，为皖东抗日根据地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9年底到次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民族事业，刘少奇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提出国共双方以淮南路为界，分区抗日，彼不向东我不向西的倡议，驻皖桂顽根本不予理睬，公然向我发起猖狂进攻，我军被迫还击。这样津浦路西首次战役——定远自卫战，先后在高塘和松树刘等地展开，经过较量顽军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从1939年底到1940年春，仅三个月的时间，新四军四、五支队，由原来的7000余人，猛增到15000余人，地方武装也发展到近万人。皖东反磨擦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少奇同志抓住时机，及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口号。各地在民运工作队的基础上，很快建立了县、区乡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3月，华中敌后第一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刘少奇同志挑选具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战科长魏文伯同志担任县长。不久，又委派了凤阳、滁县、全椒、六合，仪征、高邮、来安、盱眙等县县长。定远县民主政府的建立，“在华中敌后第一次树立了新民主政权的旗帜”。它对于淮南、淮北乃至整个华中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起到了先导和影响作用。

最有发展希望的地区是苏北

    1939年4月24日，中央书记处明确指出：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并积极向东、向北发展。少奇同志到达皖东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在开创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对华中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环境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认为新四军在华中最有发展前途的地区是江苏北部。1939年12月19日，少奇同志就华中发展地区及工作部署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他说：如果敌情和全国大局没有大的变化，目前，我们在皖东只能求得某种有限度的发展，而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江苏北部我们都没有正规部队及党的机关去活动，亦无地方党，而这又是最有发展希望的地区，因此，这是我们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同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华中及江南工作做了具体指示，原则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认为在华中方面，以淮北之皖苏地区为主要发展方向，并要求皖南方面抽出一部分干部武装过江北，陈毅方面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

    1940年9月3日，刘少奇、邓子恢致电陈毅、粟裕：韩德勤己开始向你们进攻，己给了我们解决苏北问题的极大可能。解决韩之主力完全占领盐城、东台、兴化、阜宁四点，这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在华中之作战具有决定意义。10月4日，黄桥战役打响，新四军顽强奋战，至6日下午，韩的主力大部被歼灭。新四军乘胜向北猛追，相继收复东台、兴化、先头部队在东台以北的刘庄、白驹一带与南下的八路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黄桥战役的胜利，打开了苏北抗战新局面，苏北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对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抗战形势有着极大的意义。

    四、皖南部队从速北移为好

1939年12月初，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机关到达皖东后，统一了江南、皖东、皖东北，苏北新四军的领导，极大的避免了遭到国民党军队各个击破的危险。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后，刘少奇同志向中央提出放手发展4、5支队，巩固皖东抽调江南主力部队渡江北上，华中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的建议。党中央对刘少奇同志的建议非常赞赏，指出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陷新四军于危境。顽方有可能利用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进攻。因此，新四军的主要出路在江北，皖东反磨擦战斗和黄桥战斗后，中央更明确要求军部迅速北移，以皖东为根据地。少奇同志也认为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应从速北移为好，但由于新四军主要负责同志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高。因此军部未能及时北移。1941年1月，军部及皖南部队奉命北移途中遭顽军重兵围困，刘少奇和陈毅同志昼夜不眠，守候在译电室，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为减缓军部及皖南部队的压力，少奇同志向中央提出在山东、苏北向顽军实施军事行动。当军部被围歼立即成立新军部，重整新四军军容，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立即布置接应皖南突围的同志。针对事变的局势，少奇同志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舆论和形势，向党中央提出对皖南事变的态度和办法；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和中央稍后作出的关于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其主要精神完全一致。

转自《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