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建湖地域乃盐阜平原就成了古淮阴夷部落劳动和栖息的地方。相传，当时北方有个奄民族南迁，从此经过，见这里东濒黄海、西襟射阳湖，真所谓“可渔可盐、可樵可牧、可耕可稼”之宝地，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他们可算是盐城西北乡的早期开拓者。

这个部族历史上称为“淮夷”。夷，是我国古代对东方各部族泛称，亦称“东夷”。其散处在淮河流域的称“淮夷”，江北淮南的夷人又称“淮南夷”。建湖地处淮河下游南岸，最先在这里定居的部族是淮南夷的一支。《尚书·禹贡》中记载：“淮夷蠙 珠暨鱼”。胡渭在《禹贡锥指》一书中指出：淮夷所生活的地区范围，“今淮、扬二府近海之地皆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文稿》中也说：“从黄河下游到江淮流域是东夷和淮夷的活动地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太皡号伏羲氏，就是东部所有夷人的祖先。境内上冈、芦沟一带曾先后出土过石刀、石镞、石矛、石锄等原始部落群活动的遗物。1971年疏浚黄沙港时，发现独木棺，“刳木为棺”此俗盛行于母系氏族社会解体后期，其时间距今约五千年左右。八十年代初，在朦胧古塔附近挖沟取土时，发现一处商周遗址，出土文物有夹沙红陶鬲、鼎、罐、泥质灰陶罐、几何印纹陶瓮罐等。上冈榆西村从地下二米处发现战国遗址，出土文物有大型几何印纹硬陶罐、小陶钵等，这些文物具有良渚文化某些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色。

春秋战国时，先是吴王夫差“北威齐、晋”，“夺淮夷地而有之”。后越王勾践，发兵姑苏，灭了吴国，淮夷地又“吴亡入越”。再后，楚怀王占领了越国的地方，淮夷地封给楚将昭阳做属地。在秦代，淮夷之民“皆散为民户”，已成为统一国家郡县制下的编户，与华夏族逐渐融为一体了。

张謇在上冈创办大纲盐垦公司

李世安

范公堤以东滨海地带，古为产盐之地。后鉴于海势东迁，淤沙日增，逐渐失去煎盐条件。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张謇为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在煎盐业的日渐萧条情况下，积极倡导废灶兴垦。民国五年（1916），张謇和他的弟弟张詧来盐，以股份制公司的形式，募集资金，在上冈创办大纲盐垦公司，委合股者黄励生任公司经理，以后又在新兴场、伍佑、庙湾多处开办盐垦公司，为苏北沿海经济复苏开辟了一条新路。

上冈旧时为盐邑产盐区的重镇。清嘉庆初新兴场盐课司移此，管辖盐邑产盐区的三区、四区和十四区（今建湖上冈镇及草堰口、冈东两社区均在辖区之内）。张謇到上冈组织开垦，需要收购大量的荒滩灶地。当时盐区土地虽属国有，但使用权相当复杂。据资料载，有两种所有权之别，一种是商亭”  灶地和草荡地均归垣商所有；一种是盐亭 ，盐灶归垣商所有，草荡地归灶民所有。灶民为生计，已将部分草荡地开垦长杂粮。所以公司在成立前，须先收购垣商的产盐权和垣商、灶民的地面权，而后才能动工兴垦。收购盐区土地并非易事，牵涉到各方利益，纠纷不断，垣商强调“商亭商办，滩归商有”，甚至把草荡地说成是“灶尾”，由垣商自主出售。灶民利益受到捐害，纷纷出来抵制，也有一部分灶民小农意识严重，压根儿就不愿出售草荡地，便一起参与抗争，以致引发了著名的北七灶“灶民风潮”。刘障东、季龙图等有识之士出面调庭，最终得到解决。垣商公司退出了灶民已垦地，补足了剔厘费，以便灶民转业移居的安置，在当时兴垦大气候下，有不少灶民参加就近务农，成为公司的垦户。

废灶兴垦，把范公堤以东新淤的海滩围垦开辟成一块块农田，发展植棉，解决了纱厂所需要的原料。建立起棉垦区，扩大了人类活动空间，不仅使原来的集镇充满活力，也使一些垦民聚居之地发展成新兴集镇。在棉垦大潮推动下，上冈镇由此跃入盐城“八大镇”首镇。大纲公司便在垦民集中点开办学校、商店及小型工场作坊。棉垦事业的发展，对垣商和灶民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不再墨守成规，也依照公司模式经营。抗战前，盐城（市）滨海地区公司垦地已达129637亩，接纳垦户36250人。1937年，产子棉35万担，夏麦4.15万担。张謇的废灶兴垦，虽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追溯既往，张謇在盐城首创棉垦的历史功绩是令人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