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建湖县草堰口乡下彭庄。解放前，这里是封建宗族统治的堡垒，唐、彭两个恶霸头子，勾结国民党反动势力，政治上作威作福，经济上敲诈勒索，地方上的教育大权也操纵在他们手里，平民百姓的子女想入学读书，那真是谈何容易。

一九四零年十月，新四军、八路军会师盐城，在我盐阜地区建立了一块一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为之一扫，一九四一年深秋，又取得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新建立起来的建阳县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我们家乡的杨村中心小学，就是那时创办起来的。共产党创办的学校，对学生免费教育。渴望文化上翻身的农民，争先恐后地送子女上学。之两三个月时间，杨村中心小学就发展到六个班级，二百多人。翌年暑假，杨小的第一届六年级学生毕业了，不少学生迫切要求继续升学。

值此急需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土匪、汉奸彭寿万勾结日伪军，架起机枪和掷弹筒，对学校进行扫射、轰炸，并放火焚烧村庄。顿时，把一所好端端的学校夷为平地，化为灰烬。

这年暑假，我在建阳县小教学习班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与县委单线联系。组织上将重建杨村中心小学和创办杨村初中补习团的任务交给了我。说实在话，在那险恶的环境下，要完成这个任务，的确是需要很大决心的，可我信心百倍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回到杨村，与杨小的几位同志一道，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克服种种困难，不仅在废墟上重建了杨小，同时又招收了三十名小学毕业生，在杨小北面的张家墩筹办了初中补习团。名噪乡里的“杨村初中补习团”在抗日的烽火中诞生了！如何将帮助根据地人民文化翻身的这一小型基地，在战火中坚持创办下去?那是经过一番艰难曲折过程的。

登门拜访聘请教师  因陋就简搭建校舍

补习团的所在地——张墩，离草堰口敌据点只有七、八里路，敌伪军警、黑摸队一抬腿就能到达，有时一天能下乡几次，草堰口周围的群众被骚扰得鸡犬不宁。因而，到共产党办的学校教书，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加之担任初中教师又必须是高中毕业或大专毕业，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自告奋勇地出任补习团的教师。教师是办学的基本条件，为将有学问的人请出来任教，我们负责创办补习团的几个人，是本着礼贤下士的态度，登门邀请。好不容易请来了几位，敌人一次突然袭击，又被吓得四分五散。特别是小教部老师彭东美中弹牺牲和学生彭寿朋腹部中弹负伤，把初中部老师吓得一个不见面，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再去请。有时为了请一位教师，我们不辞辛劳地三、五次登门。就这样，我们还是请到了四位很有学问的教师。

严酷的事实教训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教师的生命安全如得不到保障，要想使他们安心教学那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指定几个年龄较大、又会游水的学生，专门负责保护教师的安全。起初的办法是每闻敌情，就叫学生弄船先把教师送走。弄不到船就弄一根粗草绳，在河两岸打上木桩，让教师在会游水学生的保护下，攀绳过河。那时，一根草绳、两根桩、一把榔头，是我们保护教师躲避敌情的常备武器。

教师的安全有了基本的保证之后，我们在盐阜区文教处长戴白韬(白桃)和建阳县文教科长孙兰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给四位教师每月发给四百斤大米的津贴费和一百斤大米的办公费。那时，政府要保证前线供给，在很紧张的形势下，给一个初中补习团的教师发五百斤大米，完全可以看出我们党帮助根据地人民打好文化翻身仗和为前线培养人才的迫切心情。也说明杨村初中补习团是办出了成绩、作出了贡献，从而争得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至于校舍，起初在张墩是借地主家的几间房子，同时发动群众和学生带木料、柴草，又搭了两间草棚，权充教室。哪知到了一九四二年秋，敌人的一次大扫荡，把桥头港几十户人家烧毁一空，我们的校舍，当然也未能幸免。可是，敌人的炮火没有动摇我们办学的决心。在讨论坚持办学的党小组会上，几个党员一致表示：没有校舍也要办学!会后，我们一一方面动员佃户吴××把张墩西边一户逃亡地主唐×的一幢房子借出来作教室：另一方面，又发动学生铎土坯砌墙，割草苫屋，在芦苇丛中搭了四间简易的草棚子。白天因为有岗哨，上课就在教室里，晚间防止敌人夜袭，教师办公和学生自修，就住进青纱帐中的草棚里，一一旦发生敌情便于隐蔽。形势十分紧张的时候，我们三、四十个师生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一位老师带一个班，分散到比较安全的敌后去，在露天地、大树荫下、老百姓家中，上课教学。每次撤出之前，师生们只带被包、米袋，锅碗瓢盆等餐具集中贮放在一只草绳织的网袋里，将其沉到河底，待敌人退走，回校教学时，再捞起来为炊。流动办学，生活则更加艰苦，夏天要冒着炎炎赤日，冬天要顶住凛冽寒风，尽管餐风宿露、箪食瓢饮，师生们仍然是人人情绪饱满，天天歌声嘹亮，呈现出一派不亦悦乎的欢乐景象。

     教学内容紧跟中心  教学方式适应形势

处于敌伪区和游击区之间的杨村初中补习团，为了蒙蔽敌人，表面上尽量把学校装扮成私塾的样儿。公开采用的教材大部是 “四书”、  “五经”。不过我们几个负责办学的同志心中始终想着我们办学的目的是为抗日战争培养服务的干部。因而，我们真正的教学内容是按照我们的政治任务、政治目标设置的。为了适应抗战需要，我们采用的教材是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政治课是以抗战形势、减租减息、清算斗争和保国保家为主要内容。教材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著作；语文课除了采用旧制中学的一部分国文课内容外，大都是选用《盐阜大众》报上的报导文章；史、地课采用盐阜区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运动史》和《解放区的地理形势》、《两个战场的对比》等等；英文、物理、化学大都是采用国民党统治区的脚本；此外，还自编了适合当地需要的农业生产知识。后因战争形势要求我们迅速培养干部，理化和英语课一度停设，特别是英文，因缺乏师资，干脆不设。

    教学形式也是根据形势变化确定。大凡形势紧张，无法按正规化方式上课，我们就把学生分编成若干小组，分散自学，教师轮流分工到小组辅导。或者采取开学习讨论会的方式进行。即是外边放出流动哨，屋内点上豆油灯，讨论消化日间所教的课程。有时还举行抽签问答晚会，让学生抽签回答： “我们抗日靠谁领导？” “什么叫抗战三阶段？“蒋宋孔陈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等等。答不出来的学生就唱个抗日歌曲。在那个时候也可谓是既欢乐愉快又生动活泼。

土法印制教材教具  生产劳动补充衣食

在日伪反复摧残、严密封锁的环境里办学，我们的教材印刷和教具的制造也只有搞土法上马。那时候，要想达到人手一册刊印的书本，是不敢想象的，怎么办呢？养成了艰苦习惯的补习团师生，在仅有的一块钢板的基础上，又想方设法到敌占区——上冈镇，买了一架油印机和蜡纸，把它藏在青菜担子里带出来。印刷工具有了，纸张就以旧古书反过来用，有时也从根据地买些灰报纸（土质纸）印刷。夜深人静时，缮写工整钢笔字的学生，埋在芦苇丛中的草棚里，点起油灯边刻边印。油印的教材虽不工整，但是又它总比没有强得多。有了油印机是个大好事，到了白天它又成了个累赘。我们只好把它藏在荒冢窑洞里，盖上草和土，这样坚持了四年之久。上课的黑板是涂上锅底灰的破门板，笔是以牛粪烧成的白灰掺和上细沙土为原料，以地面戳出的孔眼为模子，浇满晒制起来的土造子；课桌是土坯搁木板，再不就是克膝头子；板凳各人自备，机动时直接席地而坐；计时没有钟表，就以焚香代替，一支香上两节课。尽管条件如此之差，入学就读的学生仍然是越来越多，补习团最后发展到四个班，八十多个学生。

由于敌人袭扰和破坏，根据地人民生活非常困苦。补习团里的不少学生，非但缴不起学费，吃饭的口粮也带不全，衣被则更是既破又旧。我们除了教育学生俭衣缩食而外，还组织大家开了些零星荒地，种瓜种菜，搞些副食品充饥。秋冬之际，组织师生砍柴割草，以解决做饭的燃料。此外，我们又向政府要点贷款，购些棉花供学生纺纱、织布，以解决贫穷学生的寒衣不足。夏天，教会学生自编草鞋、斗笠；寒天，用芦花织毛窝子穿，暖和而又舒适。简单的勤工俭学，既是当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又为贫困学生的家庭分忧解难，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欢迎。

与此同时，我们还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小组，每当农村大忙季节，就主动帮助抗属拉田、车水、栽秧、薅草和割粮食。用集体的义务劳动方式，帮助学生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站岗放哨保证安全  宣传群众震慑敌人

生活环境的艰苦，教学条件的简陋，对我们补习团师生来说，都不是什么主要问题。那时，我们感到最大的威胁是敌人的袭扰，在补习团所在地东边的一条线上，有上冈镇、草堰口、沟墩镇等日伪据点；南边的石桥头，也有伪军的老巢。对补习团正好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加之地方上汉奸、敌探勾结，任何时候我们都有遭受敌人袭击的危险。在战争的考验和锻炼下，我们逐步认识到光靠消极躲避是不行的，必须想出主意同敌人作积极的斗争。为此，我们轮流组织学生，同地方上的模范班（民兵）、老百姓相结合，二里一岗，三里一哨地站岗放哨。只要一发现敌人出动，我们的哨兵就吹起竹筒和牛角哨，一道岗接着二道岗地吹，听到哨音的补习团师生，立即疏散隐蔽，等敌人到达时，我们早巳跑得无影无踪。敌人拍了几次空，之后，就气急败坏地用掷弹筒对准哨音发出地轰炸。用吹牛角警戒的办法被敌人发觉了，我们又改用一道岗、一道岗地扯风车蓬为信号的方法。但这种信号只能在白天才能看到，为防止敌人夜间袭击，我们向区政府借了十八枝土造步枪，供学生站岗放哨，发现敌情就以鸣枪为号。别小看这站岗放哨，那是相当艰苦，更是相当危险的，不管烈日酷暑或者是冰天雪地，都不能有半点疏忽，万一不小心被敌人抓去，不是砍头就是活埋。可是不断提高政治觉悟、斗争勇气的补习团师生，就是依靠站岗放哨与敌人周旋，终于把敌后的游击教育坚持下来了。

根据党的群众路线的要求，我们补习团师生紧密依靠群众，广泛联系群众，从而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在此前提下，我们遵照党的要求还十分注意宣传和发动群众，广泛地开展了“采风”活动，搜集民间喜闻乐见的歌曲、小调，以此为谱子，填上拥军优属、支前抗日、送子（郎）参军等歌词，再排练出撑荡湖船、挑花担子、打莲湘、打花鼓、唱麒麟、卖梨膏糖、跳秧歌舞等小型文娱节目，组织学生和男女青年在节目中演唱，在农村冬学里教唱，这样不期而然地在农民群众中普及推广开来。“抗日的歌儿到处唱”的气氛，熏染了根据地人民的思想，有效地激励了根据地群众抗日的斗志。在小型多样的文娱宣传基础上，我们又从学生中选出文娱人才，成立学生文工团，排演了《照减不误》、《红娘子》、《送子参军》、《张大妈戴上了光荣花》等淮剧节目，在当时的建阳县第三区里到处演出。每场演出都是台上台下，融为一体，打成一片，大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感情和爱国热情，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我们的宣传队伍不仅活跃在根据地群众中，还很巧妙地深入到伪化区去发传单、刷标语。特别那个刷大标语，我们以锅烟灰作墨，刷锅把当笔，墙壁、地面做纸。或者把棟树果子摘下来，一粒粒地嵌在烂泥地上，排列成宣传标语。其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激发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到敌占区散传单、贴标语，那是最危险的行动，稍不小心就被敌人抓起来，那是非杀头不可的。尽管如此，我们的学生也敢于经常在深夜摸进据点，散完了传单又迅速摸出来。这一手对敌人震动最大，常常弄得敌人捉摸不定，自相惊扰。对分化瓦解和争取伪军投降反水起了一定作用。

杨村初中补习团创办时是三年制，后来为了适应革命形势需要，大量、迅速地培养干部，我们就改为二年制了。事实上，有些学生在校不到两年就输送到工作岗位上去了。我们的学生是在对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有投笔从戎的思想准备；他们都参加过清算斗争，阶级觉悟很高。他们一旦投身革命队伍，成长很快，进步很快。现在，这些同学有的已成为军事干部、有的已成为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有的在文化教育战线和农村基层担任着领导工作。四十多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学生都没有辜负党培养教育他们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