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县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情况(张友武)
建阳县原为盐城县的一部分,八路军、新四军来盐阜区后,开始了建政工作,1941年9月成立建阳县政府。
建阳县政权建设的大体过程
建阳县的政权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 抗日民主政权的初创
1940年10月,盐阜区建立了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盐城县政府。10月下旬,成立了盐城县西北行署,由陈克天任主任,魏心一任秘书,管辖五、六、十二、十四区及三区的一部分。1941年2月又成立了盐城县盐西行署,树海任主任。两行署建立后,着手开辟工作。
1940年12月,参加盐城县委、县政府举办的民运训练班受训的近百名学员与淮南来支援新区的干部混合编队,分赴各区十乡开辟工作。盐城县委和县政府先后委任了各区区长,对区以下的基层政权,仍沿用旧的乡、保、甲制,更换了一部分有民愤的乡、保、甲长。这种初具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基层政权,仍受封建势力操纵,基层群众尚未参加政权管理,民主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为加强政权建设,团结和争取各抗日阶层、开明士绅和一切进步人士共同抗日,在盐城县参议会筹备处成立之后,各区相继成立了参议会。1941年3月,在县参议会议员张大玉的倡导下,十二区在湖垛成立了参议会筹备小组。不久,六区举行参议会成立大会,推选了杨幼樵、金海岑为正、副参议长。十四区、五区参议会也相继成立。至此,又一个民主政权的组织形式在各区先后诞生了。
与此同时,各抗日救国会组织纷纷建立,1941年初,十四区职工抗日救国会最先在上冈成立。
1941年4月,各区民主政权基本建立,为减少层次,盐城县委、县政府决定撤销西北、盐西两行署。1941年7月,为适应游击环境,盐阜区党委决定临时成立盐城、盐东、西北三个行政公署,直属盐阜区党委领导。原西北乡的五区、六区、十一区、十二区和十四区划归西北行署领导,唐君照为行署主任。
二、建阳县政府的成立和废除保甲制,实行乡村制
1941年秋,日伪大“扫荡”后,盐阜区党委为了有利于坚持对敌斗争,正式决定将盐城县分治。
随着斗争的日益发展,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1942年春,县委、县政府根据盐阜区行政公署的部署,决定在中心区废除保甲制,开展普选运动,在伪化区发展两面政权。
基层政权的改造,主要是通过民主教育,发动群众同封建统治作斗争,让群众参加民主政权管理。
在村、乡、区三级政权机构中,村设村长和治安委员、武装委员、民调委员、筹粮委员等,乡、区设正副乡、区长,下设武装、优抗、治安、财粮等委员会。乡村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除部分委任、聘请外,主要通过选举产生。1942年春夏,全县中心区普遍进行了民选工作,民选村干时召开选民大会,群众对推选的候选人进行举手表决,也有在候选人的身后放只碗,由选民往碗中丢豆子,多的当选,并由乡政府委任。乡政府采取召开各界群众代表会选举产生。就以九区楼夏镇为例,镇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在马惠会长的领导下,发展会员,开展各项抗日活动,协助贫苦妇女和农民借粮。同时,节约粮食救济贫苦抗属,以致该会在民众中威信甚高。1942年3月,借纪念“三八”妇女节之机,召开女民众大会,在该区署领导主持下,在千余女民众个致举手拥护下,马惠当选为楼夏镇镇长。
在乡村政权民选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了各区署人员,各区除区长外,配齐了特派员、民政区员、财经区员和文教区员,确定了各委员会的人选。
遵照“三三制”的原则,县政府的领导也作了充实和调整。1942年10月,县长唐君照调离后,盐阜行署委任知识分子、非党干部贺志方(何封)为县长,县政府也委任了一批党外人士担任各科、局领导干部,实现了“三三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格局。
成立县、区参议会。1941年冬,因县境内斗争环境恶劣,县参议会的筹备会转移至阜宁县永兴集召开,研究了成立县参议会的筹备工作。1942年9月在一区的长北滩召开了县参议会成立大会,各阶层人士的代表共120人,县委书记金韬、县长唐君照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大会选举唐君鄂为参议长,陈曙东、杨幼樵为副参议长。在县参议会成立后,各区也先后成立了参议会。县、区参议会的成立,标志着政权建设迈出了新的一步,为团结和争取各抗日阶层和一切有识之士共同抗日,作出了重大贡献。
发展两面政权。1942年秋,日伪再度向我县境内调兵遣将,设立了20多个据点,并建立起伪区、乡、保政权,企图永久占领。面对时局逆转,县委、县政府遵循盐阜行署的指示,坚持原地斗争,以武装开道,选择干部打入伪化区,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镇压追随日伪和作恶多端的汉奸,做好伪职人员的感化工作。经过努力,在大部分伪化区建立起既为我们办事、也能应酬日伪的两面政权,使日伪推行的伪保甲制成了空壳。
实行精兵简政。为了从组织上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提高工作效能,节约开支,1942年底,县委、县政府根据盐阜地委关于裁员节约,缩小编制,坚决执行中央精兵简政方针的决定,全面地进行了精兵简政工作。
精兵,全县首先将一些体弱多病以及不能适宜游击战争环境的干部,予以转移隐蔽。其次,县委各部和县政府科、局紧缩编制,一些领导同志到重点区任职,一些区相应减员,充实乡领导。
简政,首先是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减少层次,撤销不必要的机构设置。1943年,撤销了西南办事处等机构,将小区划并为大区,由原来的十一个区划并为六个区。
三、完善和巩固新政权
1943年春,县总队配合主力向日伪发起进攻,花灯头、建阳、高作等敌据点被攻克。1943年夏,日伪在县境的“扫荡”主力开始撤退,伪政权土崩瓦解,广大干部经受了严峻考验,解放区日益扩大。为完善和巩固新政权,1943年5月,县委、县政府根据盐阜区党委和行署的部署,在总结政权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刚解放的地区,解散两面政权,全面进行了民选工作,对原在1942年已进行过民选的各级政权,又进行了完善和充实。每个区、乡的行政委员会都有三到四名开明士绅、进步人士当选为行政委员。实行新乡制以后,到1943年底,在一百多个乡、镇中除少数敌占区外,有八十多个乡均完成了民选工作。
1943年,贺志方同志调走后,由树海任县长。为加强县政府对武装工作的领导,县总队总队长王良太任副县长,各科、局的领导人员也作了部分调整。
1943年冬,为进一步搞好政权建设,县成立了行政委员会,县长担任主任,开明士绅唐碧澄、乔耀汉等三人选为委员,定期召开会议,共商政务大事。
基层政权的巩固、发展,使根据地有了更加扎实的依托和坚实的基础,确立了工农优势。
政权建设的成就和收获
全县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从政治上团结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了中间力量,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在开展武装斗争、发展生产、搞好民政、财经、文化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对克服困难、坚持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一、团结广大人民,共同抗日。全县各级政权建立后,认真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意义十分重大。各级政府在农民中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组织农民抗日救国联合会,开展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到1942年全县减租达两万余石,增资万余元,使农民的生活初步得到改善。通过各种活动,激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广大农民纷纷参加各抗日组织。到1942年底,参加农救会的就达十余万人。与此同时,职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相继成立。县、区政府和参议会还定期召开辅政会,召集各阶层人士和开明士绅,进步分子共商抗日大计。开明土绅夏逸凫在1942年6月22日县政府召开的辅政会议上说:“合乎真理的一定能成功,就拿民主政府的减租法令来说,这就是合乎真理的,又是合乎人情的,一定能够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还有的开明士绅认为:共产党和民主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抗日政策深得人心,大家只有同舟共济,同心协力,把日寇赶出国土,才是真正的出路。
二、发展地方武装,帮助扩大主力部队,保卫根据地。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区、乡都建立了武装组织。成立了县总队,区队、乡中队和模范班,转战各地,有效地打击了日伪,组织武装剿匪,维护社会治安,保卫了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底,全县民兵参加战斗的有8355人,地方武装共作战三百余次,毙伤日伪军759人,反正伪军433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同时,开展了参军运动,全县有三千多青年参加了主力部队,有六百多指战员为国捐躯。广大群众为支援抗日,积极献枪,筹集粮饷、做军鞋,送慰问品,慰劳部队,还配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破路、打坝、拆桥、阻击敌人,为抗日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组织后方农工生产。为搞好根据地内的生产、生活,充实经济实力,夺取抗战胜利,建政初期,开展了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工作,向地主借粮度荒,以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在这一工作取得重大胜利后,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1943年召开了区、乡干部会议,要求把抓好农民生产、生活作为建设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会后各区、乡积极组织农民自力更生,发展生产,普遍成立了换工组,解决个体农民劳力不足的困难。如1943年四区西乐乡组。组织起19个换工小组,三区组织起二万多人的换工小组。农民组织起来后,开展罱泥积肥运动,大忙季节,换工协作搞得有条不紊。1945年夏,县境内出现蝗害和卤水倒灌,两灾并发,县政府及时召开了八百人的各界人士会议,研究部署防灾备荒,组织数千名民兵打坝拦卤,扑灭蝗虫,使农作物免遭损失。在收获季节,还组织武装保卫夏、秋收,防御日伪抢粮。平时,还发动群众纺纱织布,建立互助组和小本借贷所。1942年2月,一区一次就筹款达万元,贷给互助组,作为纺纱织布基金。1942年后,全县纺纱织布蔚然成风,解决了群众穿衣问题。根据地掀起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保证前方所需,也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
四、建立战时财政。随着敌后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势必要筹措大批抗日经费。建阳甚政府紧紧围绕反封锁斗争克服种种困难,发展经济,征粮捐税,以保障供给。
建县后,县建立了财经科和税务局,在区、乡均设有财粮委员会和税务所,具体负责征粮捐税工作。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后,十分支持征粮捐税工作。1941年7月,境内五区仅用四天时间,就将全区公粮筹集完毕,计征大小麦二百八十万斤;其他各区征得的粮数也十分可观。全县年年超额完成征粮指标。捐税成绩亦十分可喜,来往客商大都自觉缴税,支持抗日,征得的盐税、牙贴税、营业税、屠宰税等逐年增额。为搞好捐税,还采取武装护税,县有税警大队,分局有中队;组织武装护航,致使商船安全来往,商人感激万分,从而扩大了税源,税收也大幅度上升。
五、坚持敌后文化教育。在建政前,由于国民党韩德勤不抗日,弃城西逃,学校和文化团体纷纷星散。自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根据地内秩序安定,中小学得以相继开学,文化宣传开始新生。随着民主政权的完善和巩固,各级领导逐步重视文教工作,贯彻文化教育新方针,注重教育队伍的建设,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做到为战时服务。全县中、小学校和文化宣传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内,大部分儿童和青少年都能够入学读书。根据历史资料统计,建政前,县境内中、小学近200所,学生不足7000人。1944年全县中、小学发展到275所,学生数达11500余人,教师人数是建政前的两倍半。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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