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乃旧时社会之公害，今人对其知之者极少。为了溯匪源，诉匪害，扬剿匪之功绩，特撰写本文，以与共铭。

匪之起源与匪类种种

“匪”字，原无盗寇之意。《说文》解“匪”曰：“器似竹箧，表示盛物之器。”以后“匪”字又被假借作“非”、“分”；作“彼”，作“非”。如《易经》中的“匪夷所思”、“比之匪人”之类。《易经》“比之匪人”句注云：“所与比者皆非己亲，故曰‘比之匪人’”。“匪人”意即“非我族类之谓”。由此义加以推理，推向极端，“匪人”即成了“坏蛋”、“强盗”的同义词。于是，“匪”字就有了杀人越货、为非作歹、无法无天之义。

“土匪”词典解释：地方上的武装匪徒。意即土生土长，啸聚作恶的“盗寇”。清末显宦岑春煊的《乐斋漫笔》一文记录他任两广总督情景时云：“桂省乱事，潜伏日久。本由提督苏元春纳贿中朝，尽以兵饷充苞苴之用。兵既无饷，则任其通匪行劫；旋致兵匪不分，全省骚动。地方官所获抢犯，往往由提督索取纵释，故敢放胆横行，官吏转而受贿包庇。当时有五匪之耳，谓官匪、绅匪，兵匪，民匪和土匪也”。“土匪”一词的由来显见其中。其实，匪可归纳为两种：官、绅、兵沆瀣一气的，即称官匪（有些原本地方股匪，后投靠顽、伪，且打着靠山旗号干土匪勾当的，群众乃习惯地称他们为匪）；铤而走险、良莠不齐的民匪，亦即土匪。官匪若除，则大部分被迫或被胁的善良、安分之辈就会转化为民，剩下的才是铁了心的职业匪徒，即“土匪”。

旧时县境主要股匪及匪患

民国十八年(1929)，辛庄一带有巨匪朱汉卿。次年(1930)，高作北边的马家楼子，又出了个官匪马玉仁（又名伯良，系北洋军阀政府的淮扬镇守使、护军使，第三师师长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二十七军军长）。

民国二十年(1931)，运堤溃，全境成为泽国。境内土匪蜂拥而起，称雄夺地，各霸一方。上冈一带有巨匪陈浩天、徐伯鸿部，冈西一带有股匪杨梦熊部，十八团一带有股匪程绍荛部，郑沟一带有股匪夏福康部，大曹庄一带有股匪曹三、曹四部；高作一带有股匪孙景辉、孙华堂、孙采堂、孙治帮部，钟庄一带有股匪孙步田（又名孙三）、符文桥部，湖垛一带有股匪张安君、葛长龙部，东冯沟一带有股匪祁和江部。在县境西南沿荡一带有顽匪吴漱泉，聚有三千余人枪。太绪沟以西有股匪季福珍、郭海山等。除此，还有马厂崔文涛，草埝口的秦八，西吉庄的彭寿万、彭寿华、彭寿山等小股匪部，均聚有数拾人枪。总之，旧时境匪如毛，举不胜举。

清宣统三年(1911)九月，驻靖江新军十三协叛军东下，大肆抢掠建阳、湖垛，民众财物损失惨重。民国十八年(1929)，巨匪朱汉卿先后三次抢掠上冈镇，次年(1930)七月，县境高作官匪马玉仁政变失败下台后，司令部设于东郑庄，占据沙家庄，扼控马家荡。指使外甥刘汉民率巨匪朱汉卿等人，私招兵马，四出打劫撄噬，残暴骚扰百姓，大肆抢掠民财，绑架“肉票”（就是把大户人捉去作人质，然后要大户出钱赎回，或强迫他“输款纳械”），甚至奸淫妇女，其情残酷方志有载。阜宁县志载：“马玉仁擅招兵，扰各乡镇”。盐城县志载：“阎、马战事起，马玉仁聚众响应，四境土寇蜂起，地方以次输款纳械，莫敢抗拒”。斯时，一度南商北客裹足，路绝人，水断舟，群众称之为“闹马党”。

皖南事变前后，土匪们又勾结国民党反动军警、日伪和恶霸地主，它们之间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一面经常袭击我人民武装和民主政府机构，杀害共产党的地方干部，破坏我党基层政权；一面又骚扰百姓，奸淫、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所不为，闹得一些地方民不聊生，鸡犬不宁。

1941年7月，我新四军三师七旅独立团奉命在湖垛以北、高作以东一带打击日伪军，团部驻地北郑庄。某日上午，该团有民运队8人，在东塘河以东的成家墩遭土匪暗杀，派往一大队联络的通讯员又被杀害。与此同时，新四军后方医院，为了适应日伪军大扫荡的残酷环境，转移到沟墩以西、朦胧以东的大曹庄一带，竟遭到曹三、曹四股匪的突然袭击。伤员手无寸铁，被杀者众多。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四团一营的队伍，常有官兵被土匪夺走枪枝，人被杀死的情况发生。我四区干部，尤是妇女干部被匪杀害的为多。四区区委书记朱浣被抓去后，历经严刑拷打，但她面对敌人，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同年7月22日，钟庄一带的土匪头子孙步田，纠合50余名匪徒，分三路夜袭毗卢庵，我十二区民运队长兼区委书记方秉文及农救会干部6人，遭其突然袭击，方秉文在还击中，不幸中弹牺牲，时年仅21岁。在此同时，高作西北乡惯匪孙采堂、孙华堂、孙治邦，在我八路军南下时，经常杀害我部队零星人员，遭到还击后，又龟缩到荡西，继续和共产党为敌。

1942年，日军占据三区草埝口，土匪彭寿万当上了草埝乡伪乡长，日伪军下乡扫荡，都由他带路。三区联权乡乡长左幼等我党干部，就是他和彭寿章、彭寿华合谋联手杀害的。

1944年6月26日，盐阜独立团二营四连在二区陆庄宿营，土匪孙景辉向湖垛日伪军告密，并带领日伪军百余人枪，偷袭区署未成而袭击了四连。四连在突围中牺牲指战员37人和群众2人。隐踞西南沿荡地区的吴漱泉、孙治帮、孙华堂、孙采堂、郭海山等股匪，以及惯匪季福珍，他们既相互勾结，又相互残杀火并，三天两日，枪声不断。闹得整个荡区乌烟瘴气，民无宁日。

1946年土改前后，盘踞在荡西的匪徒又与潜藏的封建反动势力、汉奸、敌特、流氓、“地头蛇”、恶霸地主及不坚定分子相互勾结，在荡区组织“棍子队”和“地下三青团”破坏我土地改革运动，矛头直指我基层民主政权。他们还尾随国民党军与“还乡团”四出扫荡，肆无忌惮地对民众进行奸淫、烧、杀、抢掠，见我党干部就打，见粮食、猪、牛、羊就牵，见鸡、鸭就捉。

坚持不懈的剿匪斗争

为了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建阳县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就在高作长北滩成立建阳县人民抗日自卫总队，下决心肃清土匪。县长唐君照兼任总队长，郑贵卿任副总队长，县委书记冯国柱兼总队政治委员，夏琦任总队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为钟福云。县总队除一个营活动在二、三区之外，还有一个荡东大队活动于西南荡区。1942年春，县总队发布《为剿匪告全县同胞书》，要求各区乡发动群众联保，检举揭发土匪、恶霸、汉奸，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彼时，全县开明绅土积极拥护和支持剿匪运动。二区陈曙东先后献出保家的长枪三支和短枪两支，子弹若干发，充实区队和模范班；九区夏嵩将保家的自卫队步枪二十八支交给区队使用，使九区队壮大到五十多人；洗穆乡杨幼樵集钱、集枪，组成“洗穆乡保卫团”，开展有匪剿匪、有鬼（日寇）打鬼的活动，全县上下迅速地开展了肃清匪患的斗争。

建阳县委、县政府、县总队根据群众检举揭发的情况，确定以一、二、七、八、九区为重点，分别匪恶大小之不同，采取不同对付办法。对可以教育争取的土匪武装，进行民族大义和民族团结的政治教育，促其分化瓦解，并将其中一部分收编为抗日民主武装；对于一些零星分散、直接通敌资敌的，则发动群众举报揭发和捕捉，并依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精神，结合现实表现，实行严惩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民愤小者就释放，或叫他们拿枪枝、弹药换人；对于那些顽固不化民愤极大的股匪和惯匪，采取武装围剿的措施，一举荡平。

建阳县建政前后，新四军三师等主力部队亦积极协助地方武装打击和剿灭土匪。1941年4月中旬，新四军一师五团、七团在王必成指挥下，对境西蒋营等地之顽匪部发起反击，鏖战一周，股匪吴漱泉一部被歼，余均窜逃荡西。是役，七团政委吴载文和连排干部等36名指战员壮烈牺牲。6月19日，新四军三师二十二团某连与县总队三大队一部紧密配合，击退在上冈附近骚扰的土匪300余人，活捉4名，缴获枪枝弹药若干，救出“肉票”30人，耕牛10余头。7月16日，新四军特务团一部和三师一部，在十一区的收成庄歼灭一股土匪，毙匪大队长、中队长等徒众30余名，缴步枪10余支，子弹百余发。8月底，反扫荡结束后，三师八旅二十四团一营奉令围剿大曹庄一带土匪，激战数时，毙曹三、曹四等百余匪徒，缴枪100余支，弹药若干。11月26日，县荡东大队，配合新四军主力某部两个营，夜袭黄土沟匪窝击溃顽匪戴忠、戴义部，毙伤匪徒百余人，缴枪100余支。

1942年2月14日，即农历大年三十晚上，由夏琦率县总队二营某连，在区队，乡民兵配合下，从季陆墩出发，突袭马厂据点，激战三个小时，当场击毙土匪连长等4名，俘获匪首崔文涛以下25名匪众，缴获枪支弹药和从群众家抢来的物件若干。同年2月下旬，县总队又派出一个营，配合七区队和乡民兵，围剿流窜在湖垛以南一带的张安启匪部，县总队一部和二区民兵联防大队为保卫夏收，消灭匪患，又主动出击，在收成、顾家庄一带围击土匪孙华堂部30余人，当场毙匪10余人，摧毁匪碉堡和藏匪大庙各一座。余遣散之匪，则龟缩到荡西，已投诚我的原匪荡西大队副大队长夏福康部不听从调遣，企图投敌，县长唐君照和县总队政治处主任夏琦，率领县总队一部到树家桥，以开联欢会的名义，缴该部枪械，夏福康当场被宣布监禁，余众被遣散。7月24日，县总队集中四个连的兵力，在二区队和乡民兵的配合下，清剿钟庄一带的土匪孙步田部。一夜间，活捉土匪百余人，缴获步枪70余支。在捕获土匪倪家驹以下40余人中，对有累累血债、民愤极大的大小土匪头目，都被押送到三师师部驻地阜宁县陈集，不久在那里公审枪决了。此后，县政府又在二区枪决了上冈据点假自首的伪匪彭鸿奎、吴德连。

在苏北日伪军发动对盐阜区第二次“梳篦式”的大扫荡中，一度被收编为抗日力量的股匪，如陈浩天、徐伯鸿、杨梦熊、程绍荛、祁和江、孙华堂、孙治帮、孙彩堂、潘涛、孙锦辉、孙敬之等，他们贼心不死，不长时间又相继投敌，重新与民主政府对抗，残杀百姓。我民主政府毫不手软地逐个予以歼灭。祁和江便是其中的一例。祁和江，本县中堡人，当过“鸭司令”（放鸭），抗战初期入匪。1941年冬在冈门被汪伪苏北行营直属纵队司令胡冠军收编，委为扩充连长，后隶属该总队阎斌旅某团宫仰初营，奉调驻扎湖垛南庵。从此，充当日军鹰犬，经常四出扫荡，湖垛四周民怨沸腾。1944年3月某晚上，县总队调动了一个营和一支短枪小分队的兵力，突袭伪匪祁连部。经两个时辰的战斗，活捉匪首祁和江，俘缴祁辖全部人员、枪支。未几天，建阳县政府在七区古岔攸召开公审祁和江大会，县长树海讲话，县公安宣布当场处决祁和江。

在主力部队、县总队和区乡武装紧密配合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先后共歼灭或收编土匪16股，缴枪千余支，所剩余匪龟缩西南沿荡地区。其间，退踞黄荡之吴漱泉部，不时窜扰沿荡地区；加之，太绪沟以北又完全被顽匪孙华堂、孙治帮、孙彩堂残部、顽盐城县防空哨长李晓丹部、顽盐城县警卫大队郭海山残部及伪射阳自卫团（扩充兵团）团长季福珍等控制，致使民主政权难以巩固和发展。1940年冬，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的中立，八路军五纵队教导一旅的敌工科长仇泊池找到了群英中学代理校长孙达伍、湖垛的黑线人物周老姑和国民党衡阳专员郑达的弟弟，一行四人去黄荡做顽江苏省保安常备二旅旅长吴漱泉的工作，最后达成互不侵扰的协议，但后来吴背叛了这个协议。

1943年9月，重新设立七区，张光明任书记，孙达伍任区长兼区队长。区政权初建，武装力量薄弱，一下子难以全部清剿众匪，故仍采取统一战线策略，和周杰人（顽盐城县县长）叔侄达成“和平相处，互不侵扰，保境安民”的协议。同时，孙达伍等做争取“伪射阳自卫团”季福珍部的工作，后季福珍率部48人，携带50余支步枪，  1挺轻机枪，48箱子弹和48条木船，弃暗投明。县政府接收该部后，改为荡西大队，季被委任荡西大队副，仍率原有武装，负责在荡区打土匪。季福珍反正，对荡区土匪势力是一次较大的震动，大大地提高了抗日政权的威望。荡西大队成立后，对小股土匪和伪军进行打击，先后打搂夏庄伪据点和孟庄的郭海山部，缴了十几条枪，又收拾了其他的小股土匪，队伍扩大到100多人。这样，荡西原有顽匪势力就所剩无几，七区武装逐步壮大，我民主政权便放手向太绪沟以北发展。

1943年冬，蒋营、西射阳的日伪迫于抗日武装的攻势，相继撤退，盘踞荡区的顽匪和伪匪因此倒了靠山，感到孤立，于是孙华堂兄弟又带了一伙人逃往大崔庄投于阎斌处。周杰人、周惕君叔侄也感到对他们有威胁，即起来与抗日民主政府为敌，企图组织便衣队一网打尽七区区委、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对此，县委采取果断措施，于1943年12月6日，逮捕了周惕君和他的11个同伙。几天后，在县参议会、县政府联合召开的公审大会上，宣判周惕君及其同伙徐景贤、谢信之死刑，当场处决。这对顽、伪匪势力震慑很大。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调动大批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爆发全国规模的内战，这又为县境内的土匪提供了活动之机。为此，县总队队长王潮波又亲率县总队，并与县公安局一道，组织和发动全县人民群众，侦察土匪行踪，对一些零星、分散的土匪继续地进行追剿打击。这一措施既震慑了敌对势力，又巩固和加强了社会治安秩序。

1948年底，盐阜地区和苏北绝大部分城镇相继解放，可少数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却流窜、隐藏于西荡，潜入我县境西南和宝应、淮安、阜宁四县接合部——马家荡荡区内。土匪们曾公开武装抢劫十余起，闹得沿荡群众惶惶不安。为此，沿域四县均具文上报盐城专区。1949年7、8月期间，经盐城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研究，并征得扬州专区支持，报苏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批准，由我县公安局配合盐城、阜宁、宝应、淮安、兴化等县，组成“马家荡地区联合剿匪司部”，司令刘伯超。司令部下设情报、作战和政工参谋若干人。兵力共有两个连（盐城军分区和专署公安局抽调一个连，宝应、阜宁、兴化、建阳各抽一个排），分别驻西射阳镇、马家荡和蒋营三个要道地，境内的荡东、建湖、沿河三个区的民兵成立联防队，积极配合剿匪。

在剿匪司令部的森严禁戒和人民群众的严密监视之下，通过半年多的清剿，捕获和争取投诚自首的残匪、敌特分子数十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船只。另有一部分残匪虽西逃至运河、洪泽湖水域地区，但同样没有躲过被剿灭的下场。1950年，县公安局对历史为匪和现行土匪分子进行了调查登记，清理打击。1953年，县公安局又结合船民民主改革，再次派出干警进行追捕、打击。至此，县境的匪患全部肃清，土匪、伪顽匪成为历史。

录自《建湖文史选辑》(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