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中有大半辈是伴随点油灯时代过来的，且有睡觉前不看书就难以入眠的习惯，床前少不了灯。于是，便与照明灯有了不解之缘。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有几种照明灯具，一种是铜制的点油灯架，高约一尺，顶端安置一个浅盘，配上铜盏，内放植物油，以灯心草或棉花蕊作灯芯；一种是陶土烧制的台灯，高度约为铜架灯的一半，颇有古韵。铜架灯是我母亲婚嫁时外婆家作嫁礼赔送的，称“富贵灯”，又名“长明（命）百岁灯”，平时不轻易用它来照明，只是摆式；陶制的灯台是祖传的，曾被几代人用过，通常用于明间（堂屋）和卧室照明。厨房照明则用自制的灯台（具），上面放一只灯盏就行了，很简陋。一般百姓只能用普通的陶灯台或自制的灯具，甚至有些贫穷人家用一只破碗，放点植物油，加上灯蕊，即成点油灯。在我们家乡，常用的点油灯油脂，有黄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棉籽油，凡是植物的液态油脂，都可充作油灯的燃料。灯心草是从外地购买的，系多年生草木植物，茎身细长，也叫灯芯草。多数人家是用棉花搓成的条状物或用棉线织成的带状物，放在油灯里，露出头儿，也叫灯捻子，点燃照明。

煤油亦称火油，原是舶来品。二十世纪初，境内上冈、湖垛等镇始有与外资挂钩的煤油经销处，供应量有限。日军侵华期间，对我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五洋”日用商品，即“洋烟（卷烟）、洋油（火油）、洋火（火柴）、洋碱（肥皂）、洋烛（蜡烛）”也被列为禁运物资。那时，县境老百姓基本靠植物油照明。上海解放后，打开南北通商渠道，市场上才见火油。机关单位和一些店铺开始用玻璃罩子灯。在当时来说，罩子灯可算是奢侈品，老百姓可望不可及。其时，地方剧团夜晚演出开始用气油灯照明，舞台上明如白昼。气油灯实际上叫燃油汽化灯。这种由火油汽化后燃着的纱布灯泡（外加玻璃网罩），一盏灯发出的光亮度，可抵得上500瓦电灯泡的强度。乡土戏本来就受欢迎，有了明亮的灯光配合，更加引人观看。以后电灯普及，气油灯才退出历史舞台。

我的前辈人都是刻苦成家，凡事要求节俭。烧饭时连火柴也舍不得用，常常用毛仿纸搓成火芒子，到人家烧饼炉内去点火种，回来燃柴火。我们兄弟在读书时代，晚上都是合着一盏小油灯做作业，母亲则坐在旁边借着灯光不是纳鞋底，就是缝补衣裳。我们作业做到什么时候，她就陪伴到什么时候。有时做完作业，母亲还在灯前教我们做手影，用双手做出狗牛羊及小鸟等动物图形，让手影投到墙上，活生活现，很逼真，逗得我们都笑起来，整个屋子其乐融融，充满了温馨的感觉。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奇缺，人吃的食油还不见踪影，那有食油来点灯。火油、火柴等日用商品全部上计划供应，火油一个月每户只供应二三两，后来改按季度供应，一季每户供应半斤。原来每户都有几盏灯，其时只能用一盏灯，房间、明间、厨房移着用。多数人一晚就睡觉，不用点灯。以后，队里用抽水机，抽水机有专项柴油供应，虽然对柴油管得很严，但多数人家都靠柴油点灯。柴油比火油浑浊，燃烧后会冒出浓黑的烟，还要常换灯芯。邻居小郭结婚，就是用柴油点的两盏“富贵灯”（结婚值日那天通夜点着），待到大伙闹新娘时，只见新娘的脸被柴油烟熏得像“黑包公”，小孩子们齐喊“花大脸”，实属无奈。我吃的柴油烟不比旁人少。我是“夜猫子”，喜欢熬夜，睡前不看书就无法进入梦乡。火油不够点，只好也用柴油。第二天早上起身第一件事，就是洗去鼻孔内的“烟炭”。本来干干净净的被头，几天就要洗一次，老伴是有话说不出。改革开放后，火油才放开供应。我女儿出嫁时，虽然有了电灯，她母亲兴古风，以一对玻璃罩子灯代替铜架灯作陪嫁礼，只点过一次，就“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

电力照明有早有晚。据我所知，上冈于1935年就有私营小电厂，主线路只有2公里，有灯头2000只，供附近居民照明。1956年国营建阳抽水机站使用抽水机发电，镇区机关学校和部分居民开始用电力照明。1961后县城建成35千伏盐建线和35千伏变电所，下边乡镇才开始供应国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实现队队（村村）通电。从此，油灯逐渐消失，取代的是明亮的电灯。

如今，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到夜晚都成了灯的世界。漂亮新潮的家用灯，绚丽耀眼的路灯，把夜晚装扮得多姿多彩。人们吃过晚饭，纷纷来到明如白昼的广场上，跳起“广场舞”。联想起我的同辈人，都是在艰苦环境、暗淡的油灯岁月度过的，尤其是前辈读书人，在那“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的时代，读的书不比现代人少，却很少有人“近视眼”，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眼镜簇”。那时的灯光虽无法与今天的亮化相比，但总觉得它是温暖的，它为我们走进知识海洋照亮了的通途。因此，我对油灯有着特殊情结。遗憾的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母亲被迫卖掉了她心爱的铜油灯架，换回了一篮子胡萝卜度命。前几年镇上复建陆秀夫读书处，我把祖传的那盏陶制的灯台捐了出去，让后人知道在历史长河中曾有一段漫长的点油灯时代。

我是怀旧的人，油灯在我心中永远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