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那恶劣的斗争环境下，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老区人民翻身解放，民运队不畏艰苦，不怕牺牲，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建湖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940年10月，八路军黄克诚部南下与新四军东进部队会师后，盐城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因为干部不足，八路军盐城办事处就开办了两期民运总队训练班，为开辟新区培养革命干部。当时，境内为盐属4、5、6、11、12、14等6个区，分两批进驻民运队。第一批40多人于1940年12月上旬分赴14区，由原任盐城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刘大谟任队长，接着又有30多人分赴12区，队长先是原盐城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大林，后是原县委书记方秉文。第二批于1941年1月开始，陆续派来民运队员100多人，先后进驻4区、5区、6区、11区。

　　民运队到基层以后，先从访贫问苦开始，了解阶级状况，了解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批民运队员下乡不久，正逢年关，许多农民无粮过年。第二批民运队员到后，正值春荒，农民普遍缺粮，忍饥挨饿。两批民运队工作均以解决粮食为重点，发起借粮和减租减息运动。他们走村串户，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并带着“揭不开锅”的农民到地主家借粮，接着又搞四六分收、二五减租运动。14区平泉乡农民在民运干部方平同志带领下，一次借粮100多担，安度了春荒。在该区串场河以西7个乡的清算租息运动中，一般的贫苦农民算回租息粮一两千斤，或四五千斤。有了粮食，群众也就很快地发动起来了。通过减租减息、借粮斗争，培养锻炼了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并成立了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抗日群团组织，民运队在根据地群众中初步扎下了根。

　　借枪组织抗日武装也是民运队的一项主要工作任务。当时借枪比借粮难得多，因为有枪的都是地方上势力大的地主豪绅。各区民运队依靠骨干一个乡一个乡地搞武装，向群众宣传建立武装的重要性，并对上层民主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自觉地捐献枪支弹药，支援区、乡游击队抗日。对少数顽固不化的，则通过又联合又斗争的办法，向他们宣传我党政策，用民族大义来感化他们，实在不行，就强行上门去借枪。楼夏庄士绅夏嵩，一人就献出步枪28支，从而壮大了区队武装力量。分工在4区新露乡的民运干部王志行，先后从地主家借出30支枪，在4区建立了第一个乡游击队。一次，新兴场的日寇联合下乡抢粮，王志行带领游击队，把敌人抢去的粮食、衣物、鸡鸭等全部夺回来还给群众，因而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经过民运干部的努力，地方武装很快发展起来。日寇第一次“大扫荡”前，境内各区基本上都建立了区队，多数乡也成立了武装委员会、模范班和游击队，在敌后树起了一面面抗日大旗。

　　那时在境内搞民运工作的同志生活很艰苦，每人每月只发45斤荒粮、90斤伙草及少量菜金，女同志加发点卫生费。在群众家代饭，群众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青黄不接之时，群众一天吃两顿，他们也吃两顿，有时用酱水下饭，省下钱来上交组织，支援抗日。外来民运干部中有不少是在城里长大的，但他们一点不摆架子，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把他们看成是共产党派来的亲人，称男同志为大爷、二爷，称女同志为大姑、二姑。为了接近群众，有些民运干部还与当地群众拜上了干亲，因此，群众待民运干部比亲人还亲。

　　那时，县境的工作条件较为恶劣。一是水网地带，隔河绕水，行动不便；二是土匪多，敌人据点多，随时有生命危险；三是封建势力大，开展工作难度大。尤其是荡区情况更加复杂，民运队还未站稳脚跟，就遭到顽匪的暗算。如第一批到沿荡搞联防的民运干部李平，一到那里就被跟踪的西荡顽匪暗害。12区民运队长方秉文，在毗卢庵组训民兵时，遭当地土匪袭击，献出了青春。组织上考虑民运干部的安全，曾决定让他们暂住地主家里，但由于怕群众有顾虑，加上有些地主暗中勾结土匪，民运干部只好流动宿夜。为了不让土匪钻空子，有时一夜转移几次。1941年5月，随着基层党组织的建立，民运干部分别担任区、乡党组织的负责人。当年夏天，日寇发动“大扫荡”，党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为了保存实力，根据上级指示，即采取一公开二地下的办法，组织两线斗争，一线是公开领导群众和敌人战斗，另一线是转入地下活动，深入敌后开展抗日工作。